余秋雨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作家，他的《文化苦旅》也是我最喜欢的著作之一。但是，这样一个曾经让我们尊敬的读书人，竟然反对设立“国家阅读日”，高唱“阅读是浪费生命”，却让我们无法看懂。
余先生反对设立“国家阅读日”的第一条理由是：已经有一个“国际阅读日”（4月23日），我们没有必要有了“五一国际劳动节”再来一个“中国劳动节”；有了“三八国际妇女节”再来一个“中国妇女节”。（余秋雨：《对四个重大问题的紧急回答》）
诚然，“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八国际妇女节”已被国家充分重视，已为国人广泛接受，没有必要再来一个“中国劳动节”，再来一个“中国妇女节”。但是试问，4月23日“国际阅读日”是否也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广泛的接受？“国际阅读日”已走过了10多个年头，可是在我们国内，鲜有人知道它的来历和意义。反观世界各国，有了“国际阅读日”，日本依旧颁布《日本儿童阅读推进法》、《学校图书馆法》，英国依旧开展“图书起跑线”运动……
我们认为，呼吁建立国家阅读节，是鉴于对中国的阅读现状和阅读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重要意义的认识，是希望能够借此唤醒国人直面我们民族的阅读危机。“国家阅读日”设在哪个时间并不重要，是否能与“国际阅读日”并轨也在其次，关键是，我们国家国民的阅读现状到底如何？需不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呼吁？
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实施的第四次（2006年）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表明，从1995年到2005年，我国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读书率均呈下降趋势。1999年首次调查发现国民的阅读率为60.4%，2001年为54.2%，2003年为51. 7%，而2005年为48.7%，首次低于50%。2005年，我国图书阅读者每人每年平均阅读图书仅为4.5本。
余先生更多地把阅读节的设立看成是形式，并没有考虑到一个全民节日的建立对国民的心理影响。试想，哪个节日的建立不是一种形式？关键是，这样的形式能不能为人们所接受、所认同，并附之以相应的行动，形成共同的心理诉求。呼吁设立国家阅读节，是根据中国现有的国情，主张以国家的姿态推广世界性与中国式相结合的阅读，给国民一种深刻的文化影响，同样给致力于推广阅读的有识之士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后盾，让理想更有力地转化成行动。阅读是一个民族涵养精神元气的根本所在，而拥有了属于自己国家的阅读节，对国人心理上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国家开始重视全民阅读，这是一种唤醒的力量，唤醒麻木的灵魂；也是一种催生的力量，催生蛰伏的智慧；更是一种支撑的力量，支撑不倒的信仰。余先生很担心，如果设了一个“国家阅读日”，那么，别人也完全有理由要求设立“国家绘画日”、“国家音乐日”怎么办？其实，先不说阅读、绘画与音乐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孰重孰轻，单单如余先生的假设，如果真的有那么一批真心为艺术为生活的人能够站出来，怀着浩济苍生的大爱与大关怀奔走疾呼，为美丽的思想争取一席之地，无论结果如何，那都是一件让人欣慰的事情。而事实上，这样的人不是太多，是太少了。
其实，根据我们对于余先生的一贯认识，余先生是非常关注阅读的。大概10年前，余先生在台湾中山大学演讲时，还对莘莘学子说，要“尽早把阅读当作一件人生大事”，“阅读最大的理由是摆脱平庸”，“只有书籍，能把辽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浇灌给你，能把一切高贵生命早已飘散的信号传递给你，能把无数智慧和美好对比着愚蠢和丑陋一起呈现给你。”就在2006年11月，余先生还在百忙中专程赴山西大同，为大同第四届读书节作了题为“书香盛宴”的报告，给予活动高度评价，并在当地签名售书。这说明，余先生本身认同阅读节的做法。就是在做文艺节目的嘉宾点评时，余先生在呈现自我波澜壮阔的知识体系同时，也不乏一针见血地对选手们提出加强阅读的期望。既然余先生看到且关注区域阅读节的推动作用，为何不把视野放宽到整个国家，像认同和推动一个小区域一样，去认同和推动一个大区域的阅读？所以，我们真的不明白，一向担心国人生命风干和脆折的余先生，为什么面对这样一个关注生命价值的提案，面对一个生命真诚无私的言说，会有“能闹的孩子多吃糖”这样的不满与顾虑，会表达他“不认为阅读是一件重要的事”的意见呢！也许，是中国式的形式主义让余先生痛心疾首，对原本美好的东西也不免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吧。我们相信，余先生是热爱阅读的。
余先生反对设立“国家阅读日”的第二条理由是：“身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如果把网络阅读也包括进去（当然必须包括），阅读早已不是一种欠缺，而是一场灾难。有人说，正因为这样，更应该用阅读日来指导。问题是，怎么指导？谁来指导？指导什么？更大的问题是，这是一个接受指导的时代吗？因此，阅读日做什么，很不清楚。”（余秋雨：《对四个重大问题的紧急回答》）
我们认为，余先生并没有真正弄清楚我们所讲的国家阅读节所倡导的阅读概念，即面向青少年为主体的大众阅读和以纸质图书为主的阅读，更是一种生命价值选择的阅读，是超越知识的心灵的回归与精神的重建。所以，余先生批评的，其实不是这一种阅读，而是网络的浅阅读、泛阅读甚至是滥阅读，所以他才有了“阅读早已不是一种欠缺，而是一场灾难”的定论。网络上的“阅读”并不是我们新教育实验提倡的阅读方式，尽管我们不完全排斥网络阅读。正是电视、网络的产生，使许多人远离了真正的阅读。而且，正是因为国人对当今阅读概念的误解，才更有必要通过设立阅读节，让大家重新认识并回归到阅读精神的本原。余先生对“灾难性阅读”的忧心，说明先生一直在考虑阅读的真实意义，一定意义上说，其内在的诉求和阅读节的建立初衷是殊途同归。
至于阅读指导的问题，那就更加需要讨论了。我们新教育共同体一直认为，阅读是需要指导的。首先是阅读内容的指导。余先生自己就向青年人呼吁过，“茫茫书海，真正与你有缘的只是一角”，要“先找一些名著垫底”，“垫什么样的底，就会建什么样的楼。”（余秋雨：《阅读建议》）为青少年，尤其是中小学生推荐书目，是国内外非常普遍的做法。人类那些伟大的智慧、伟大的思想，难道不是蕴涵在那些伟大的图书中吗？我们的学生不经过指导，就可以从汗牛充栋的著作中间挑选出最适合他们阅读的图书吗？其次是阅读方法的指导。余先生自己就给青年人做过很好的阅读建议：“要把阅读范围延伸到专业之外”，“名著读不下去也可以暂时放下”，“青年人应立足于个人静读”，“读书卡片不宜多做”……（余秋雨：《阅读建议》）怎么现在突然又发起“怎么指导”、“谁来指导”、“指导什么”的问来？莫非顿然觉得，这是一个不需要接受指导的时代，完全可以任由孩子们“眼睛从书本上跑过”？（叶圣陶）从我们新教育实验在全国500多所学校、100多万师生中进行的“营造书香校园”实践来看，阅读指导是非常必要也是十分有效的。青少年由此获得的阅读，更多一些有效阅读，更多一些文化积淀，更多一些精神奠基。
余先生反对设立“国家阅读日”的第三条理由是：“与旧时代文人的向往不同，我不认为阅读是一件重要的事。对文化见识而言，更重要的是考察、游历、体验、创造。阅读能启发生命，但更多的是浪费生命。孔子、老子、墨子、庄子为什么比我们伟大？因为他们的阅读量不到我们的万分之一。我们当代人的脑子已被文化垃圾塞满，即便拥塞的全是精华，也必然导致交通堵塞、营养过盛的死疾。比尔·盖茨曾说他早已读过一些最基本的书，今后不会多看书，我很理解。因为当代太忙，第一线的创造者们不会有时间写书，写成了书就不再是最前沿的了。”（余秋雨：《对四个重大问题的紧急回答》）(www.xing528.com)
首先，余先生拿古人的阅读量来比对今人，得出“孔子、老子、墨子、庄子为什么比我们伟大？因为他们的阅读量不到我们的万分之一”的结论。我们认为，多少有点文化的人都能判断出这个结论的真伪。与余先生理解的恰恰相反，先贤之所以成为先贤，不仅因为是他们那个时代读书最多、经历最广的人，还因为时代的局限性，让他们心无旁骛，潜心读书，拥有了先知先觉的机会和智慧。不像今天，人们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和日新月异的选择，喧嚣和浮躁侵蚀着人们有限的心灵空间。正是因为这样，人们更需要读书，需要真正意义上的阅读，一种去伪存真，与文化见识同步的阅读。
相比之阅读，余先生提到了“更重要的是考察、游历、体验、创造”。是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境界，本来没有厚此薄彼的意思。游历、考察固然重要，但是，这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是不太容易的事情。阅读，毕竟是大多数人认识世界的基本路径。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阅读，没有先前的知识作为积淀，那游历、考察、体验等后面的一切都会在品质上大打折扣。就像为何早年余先生的《文化苦旅》能打动千万读者的心一样，如果只是单纯的游记，不会有这样振聋发聩生生不息的力量。原因在于“文化”，更确切地说，是先生一路走来所呈现的风景背后鲜为人知的文化之“苦”。而这些给我们耳目一新，涤荡灵魂的文字又从何而来，我想，不是先生单纯考察、游历、体验、创造的产物，而更多地依赖于多年的阅读积累，宏大的知识背景，加之有机会身临其境，所以，情从心来，游刃有余地留下了这些镌刻人心的文字。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阅读不仅能够丰富一个人的知识积累，更能够提高余先生所强调的“考察、游历、体验、创造”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就像余先生在《抱愧山西》一文中提到，之前对山西的印象是，“长期以来，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国特别贫困的省份之一，而且从来没有对这种看法产生过怀疑。”原因是，“也许与那首动人的民歌《走西口》有关吧，《走西口》山西、陕西都唱，大体是指离开家乡到‘口外’去谋生，如果日子过得下去，为什么要一把眼泪一把哀叹地背井离乡呢？也许还受到了赵树理和其他被称之为‘山药蛋派’作家群的感染，他们对山西人民贫穷的反抗的描写，以一种朴素的感性力量让人难以忘怀。当然，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还是山西东部那个叫做大寨的著名村庄，它一度被当做中国农村的缩影，那是过分了，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它作为山西的缩影却是毋庸置疑的。满脸的皱纹，沉重的镢头，贫瘠的山头上开出了整齐的梯田，起早摸黑地种下了一排排玉米……”
如果对应先生的观点，这样的感受就是真实的“考察、游历与体验”了，是比阅读“更重要的事”。但是，恰恰相反，此后，余先生说：“大概是八九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阅一堆史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使我大吃一惊的事实，便急速地把手上的其他工作放下，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查检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籍，阅读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终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结论：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接着，先生引经据典，陈述了蔚为壮观的“晋商”历史长卷。试想，如果没有如此专注浩瀚的阅读，“行万里路”的先生可能终老都不会“抱愧山西”。像这样的例子，在余先生的著作里并不少见。
写到这里，我们越来越奇怪，一个被我们认为是视读书为生命的人，怎么突然间就改变了轨迹，说出“阅读更多的是浪费生命”这样偏激和不负责任的话语？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够不努力尊重生命的诉求，守护文化的良心？
为什么阅读很重要？我们一直认为，第一，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阅读史。人类最伟大的智慧、最伟大的思想没有办法从父母那里通过基因来拷贝、遗传，而是深藏在那些最伟大的书籍之中。没有阅读就没有个人心灵的成长，就没有人的精神的发育。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它可以改变人生的宽度。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物相，但它可以改变人生的气象。人的精神可以因阅读而蓬勃葱茏，气象万千。因此，阅读的意义在于，它在超越世俗生活的层面上，建立起精神生活的世界，使人超越动物性，不至沦为活动木偶、行尸走肉。第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阅读的水平。国际阅读学会在总结了读书对人类的巨大益处之后，在一份报告中指出，“阅读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们的阅读率在下降，背后的问题并不是阅读下降本身，而是民族素质的下降。一个国家不是靠自然的人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是靠阅读的人口。国家的竞争力最终取决于精神的力量，而精神力取决于阅读力。第三，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都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没有阅读只是训练，只是工厂的制造，而不是教育。现在我们的教育充其量只是训练。人的阅读需要、人的精神饥饿感的形成有其敏感期或关键期，而中小学阶段阅读习惯的养成，将影响一个人终身的阅读兴趣与阅读习惯。
我们认为，无论如何，在这个时候，提出“阅读是浪费生命”的观点，是不合时宜的。余先生不应该让一个阅读匮乏的民族与他一起吃阅读的“减肥药”。相反，阅读是解决当下教育问题与扭转社会风气的一帖良方。
最后，我们想对余先生认真地说一句：请不要误导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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