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教育的重建责任与倾向

疯狂英语的创始人李阳先生在一次演讲中号召学生向老师下跪感恩，当场3000名学子齐刷刷地向老师下跪，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这一事件迫使我们不能不对目前正风行教育界的感恩教育做一次深刻反省。

感恩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诗经》中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而屡次被评为最受华人喜爱的诗《游子吟》所宣扬的也是感恩：“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不唯父母，对待师长也讲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待朋友，则“士为知己者死”，哪怕是陌生人的恩惠，也要“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从某种意义上讲，感恩构成了中国伦理道德的基础，“百德孝为先”，孝首先就是一种感恩、报恩的行为。感恩不但是中国文化传统，也是人类文化传统。洛克说：“感恩是精神上的一种宝藏。”尼采认为：“没有感恩就没有真正的美德。”

但是，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以往的感恩文化却出现危机。2007年6月，住在广州的一个河南少年为上网费向父母举起了屠刀，杀死母亲并重伤父亲；此前，辽宁省一个高中生殷贺楠杀死母亲甚至肢解抛尸；在太原小店村“731血案”中，一个被认为“讲礼貌、孝顺、懂事”的乖巧少年郝亮，挥舞菜刀，杀死了他的太姥姥、爷爷、奶奶、三叔、三婶，还挟持两个妹妹。类似的案例，近年来时有发生。对父母亲人的感恩是感恩教育的核心内容，“老吾老”才能够“及人之老”，这种骨肉相残的悲剧背后，折射出的是冷漠的代际关系。与此相类似的是师生关系的日渐功利化（网上也多次出现“骂师事件”），朋友关系的日渐庸俗化。熟人社会逐渐解体，甚至出现了所谓的“宰熟”现象，普通人之间的缺乏感恩也就可想而知了，就连慈善事业也不时因为受助人缺乏感恩而陷入尴尬境地。

感恩教育的缺失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对照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在经济发展初期特别是转型期，往往会经历这样一个阶段：传统伦理逐渐解体，而基于市场的伦理还没有完全形成，整个社会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转变，转变过程中的剧烈变革会对人的心理产生某种挤压，使社会出现道德失范的现象。亚洲的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新加坡，也包括中国的香港地区，都经历过这样的时期。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起重建感恩伦理的责任，感恩教育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但是，目前的感恩教育有几个倾向值得关注。

一是盲目复古的倾向。李阳号召3000名学子向老师下跪，就是基于这种倾向。中国有着丰富的感恩教育的资源，但是在利用这些资源的时候应该加以审视，不宜盲目复古甚至全盘照搬。封建社会的感恩教育，实际上是建立在专制等级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秩序井然，尊卑分明，这些毫无疑问不能够作为现代社会的伦理基础。这种伦理的极端表现，其实就是“百孝图”中类似“郭巨埋儿天赐金”这样的孝，已经走向了感恩的反面，成为一种残忍。这种伦理，骨子里仍然是奴化教育，为专制统治提供合法性，与现代伦理格格不入。在现代社会，再用下跪等形式向老师表示感恩，不但极不妥当，而且应该视为一个严重的事件，因为下跪这种行为本身就已经与现代伦理背道而驰（某些仪式性的场合除外）。值得警惕的是，许多披着“传统伦理美德”外衣的此类行为，往往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利益诉求，是封建文化中的糟粕与市场主义中的浊流之间的合谋。

二是功利化倾向。感恩是非功利的，但目前许多感恩教育过多地从功利层面强调感恩的意义。在这里，感恩不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或者另一些生命的发自内心的感激，而是成为达到功利目的的手段之一，这歪曲了感恩的本质，是必须警惕的。这种感恩教育往往是通过若干有浓厚的因果报应色彩的小故事来达到的，这种感恩教育也往往是与庸俗成功学的教谕联系在一起的。有一位催生了无数眼泪的演讲家在演讲中经常说：“一定要尊敬和爱护同学的家长，因为他们都是我们最好的资源，五年、十年后，他们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关系网，很容易就可以帮我们搞定工作，解决我们一生的难题。”试想想，当这样的感恩教育成为流行，学生如何可能去帮助或者感激那些素不相识的人？难道那些没有利用价值的同学的父母就不值得我们尊敬吗？

三是形式化倾向。道德教育有三种途径，一是认知，二是熏陶，三是灌输。许多学校德育之所以失败，与过分地依赖灌输是分不开的。灌输这种方式本身就是反道德的，是教育中不平等的体现之一，怎么可能通过灌输让学生习得伦理规范呢？可惜的是，许多学校往往缺乏民主气氛，灌输于是就成了最主要的方式。除了灌输之外，熏陶也是经常使用的一种方式。学校通过讲故事、举办各种感恩活动，也能够收到一定的效果。不少学校组织父母与子女一起参加活动，发动孩子为父母洗脚等。在成功的活动中，孩子往往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但是，这种感动能够持续多久呢？孩子的感动往往来自于父母无怨无悔的付出，那么这种感恩能不能推己及人，渗入到普通的人际交往中？会不会又变成一种功利化的感恩观？甚至于这种感恩教育会不会帮助孩子形成另外一种错误的利己观念呢？假如不能够发展学生的道德认知能力，这些情况很有可能发生。而借助道德两难问题等方式，通过讨论发展学生的道德认知水平的途径，在目前的德育工作中还比较少见。(www.xing528.com)

感恩教育的这几种倾向的背后，流露出的是许多教育者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错误认识，是教育功利主义或者说庸俗的实用主义（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恰好背道而驰）的集中反映，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并不相容。

宗教哲学家布伯曾经在一本小册子《我与你》中将人与他人（也包括一切生物以及环境在内）的关系分为两类，一类是“我—你”，一类是“我—它”。通俗地讲，当你把自己与他人（包括大自然）的关系视为“我—它”关系时，他人（包括大自然）永远只是外在于“我”，是“我”利用的对象。他人或者大自然与“我”的关系被割裂开来，被工具化。在这种背景下，“我”对他人的态度要看对方是否有利用价值而定，感恩从何谈起？即使将感恩挂在嘴边，也只是视为一种获得更大利用价值的投资而已。因为这种原因，人类也肆无忌惮地破坏大自然，为“我”所用，一切以“我”为尺度，这已经不知道酿成了多少生态悲剧。相反，一旦将“我”与他人的关系定位为“我—你”关系，那么他人则不是“我”的利用对象，不是“我”达到目的的工具或手段，而是外在于“我”的独立存在，并且与“我”在社会中共生，相互依存，彼此之间息息相关。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人的一切辛勤劳作均与“我”相关，“我”也是受惠者之一。因此，“我”始终要对他人怀有感恩之情。不但如此，“我”与大自然的关系也是如此，“我”受恩惠于大自然，“我”也保护大自然，促进其进一步发展，“我”与大自然之间也是共生关系，“我”因此也要向大自然表示感激。在这种哲学背景下，任何人均应该对他人、对大自然乃至于对整个宇宙表示感恩，并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才应该是感恩教育之基础。这一基础是建立在双方民主平等的基础之上的，与传统伦理中等级色彩浓郁的感恩以及现代社会中功利色彩浓郁的那种所谓感恩是迥然不同的。

在这种背景下重新审视现代感恩教育中的几个场景颇有意味。

李阳称学生给老师下跪为“伟大的一跪”，这是对师生关系的极端歪曲。在师生关系的认识上，我们走过许多弯路。封建社会讲究“天地君亲师”，老师高高在上，可以体罚学生，可以随意对学生洗脑灌输，学生还必须向对待父母那样尊敬老师，这本身就不利于培养现代公民。西哲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才是真正应有的态度。建国以后，我们先是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后来又提出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再后来又提出逻辑上讲不大通的所谓双主体理论。实际上，师生关系不应以任何一方为主体，一定要找出一个主体来，只能以“师生关系”为主体。教育教学的核心永远是师生关系，是师生在教育场景中的“相遇”。这种“相遇”，首先意味着师生之间的平等，意味着师生之间永远处在对话之中。优秀的教师会努力与学生建立“我—你”关系，有这样的教师存在，学生当然会感恩，但这种感恩绝非无理性的下跪。学生下跪恰好折射出我们教育的严重问题，说明我们没有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

亲子之间亦是如此。对父母感恩不仅仅是因为父母供养我们，否则那些无能力供养子女或者逐渐失去“利用”价值的父母，我们将如何对待他们？恰好是这种功利化的感恩教育，培养了许多人对父母的冷漠甚至敌意。现在的孩子，觉得自己的父母“没本事”、“不会挣钱”甚至“不漂亮”的比比皆是，遗弃老人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近来多起杀害父母的案件中，大多是向父母索要上网费等未获得满足所致，亲子关系至此，怎不令人寒心？因此，我们的感恩教育需要帮助学生重新理解亲子关系，使学生充分意识到亲子关系中超越利害关系的部分，意识到亲子之间相依相存的关系，学生才会真正理解感恩。

湖北省襄樊市总工会、襄樊市女企业家协会曾经联合举行“金秋助学”活动，主办方宣布5名受助过一年的贫困大学生被取消继续受助的资格，因为他们一年多来没有主动给资助者打过一次电话、写过一封信，更没有说过一句感谢的话（刊载于8月22日《楚天都市报》）。不懂感恩，使他们无缘受助，他们因此被称为“无情贫困生”。这一事件当然很复杂，但至少折射出这些贫困生不但经济贫困，同时道德也贫困，他们的价值观被功利化的教育严重扭曲，他人对“我”来说只有利用价值，这是转型期的伦理悲剧。

感恩教育要想真正取得成效，需要我们的教育者乃至整个社会逐渐树立起真正基于民主、平等理念的价值观，重新树立新的伦理观，重新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