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贷犯罪的现状特点分析

二、存贷犯罪的现状特点

（一）存贷犯罪的总体状况

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建设的进行，金融机构的存贷业务发展迅速，创新品种推陈出新，从事存贷业务的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不断增多。然而，目前国家存贷管理制度存在诸多漏洞，银行等金融机构存贷业务的安全监管缺位，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素质和能力较低。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银行等金融机构奉行“用户至上主义”准则，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内控与外防机制的完善，为违法犯罪分子提供了“可趁之机”，存贷业务中的违法犯罪活动呈现增长态势，犯罪类型和行为方式多种多样。从整体来看，存贷犯罪呈现出以下特征：

1．犯罪领域不断扩大，并逐步趋向国际化。近年来，存贷犯罪随着新兴金融活动领域的拓展而不断滋生蔓延。实践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等刑事案件有增无减，涉罪领域日益扩大。除传统的储蓄、出纳、会计、信贷等涉案领域外，保险理赔、证券投资、计算机网络等领域成为金融犯罪的高发区，银行、证券、保险、信托、财务公司、信用社等各级各类金融机构都有违法犯罪分子涉足。例如，以保本付息为诱饵进行所谓的“委托理财”，实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以股票在境外即将上市、能获取巨额回报为诱饵，实施集资诈骗；利用按揭贷款、汽车消费贷款，实行贷款诈骗等；非法集资活动向保险业不断渗透蔓延，也引起了我国金融监管层的警惕。^[3]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发展，跨国、跨境的存贷犯罪案件日益增加。越来越多的境外犯罪分子窜入我国境内，与境内犯罪分子联合作案，并大肆挥霍骗取的资金、转移赃款或携款外逃，犯罪国际化的特点和趋势愈加明显。

2．犯罪主体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既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也有非金融行业的不法分子；既有高层管理人员，也有一般员工；既有自然人，也有单位，在犯罪形态上表现为共同犯罪。相比自然人犯罪，单位实施贷款犯罪的情况更加突出，无论从犯罪手段、涉案金额以及社会影响都远远超过前者。其中，不少大案要案则是由金融机构内部高层管理人员、财务人员与外部人员相互勾结实施的共同犯罪。在新型集资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犯罪组织结构更加趋于严密，这种严密性已经不再单纯体现为犯罪分工更加完整和明确，而是更为突出地表现为利益关系上严密有序，犯罪结构趋向家族化和集团化。为了实现大量集资或吸存资金的目的，犯罪分子往往利用传销企业的报酬奖励分派模式，发展相当数量的骨干中介分子，以给予其额度不菲的奖励为“激励手段”，上下线之间的利益关系相互紧密依赖，犯罪组织结构愈发紧密，在一定程度上已具备了非法传销的特征。除了上述犯罪主体之外，政府官员、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中高级管理人员涉案较多，与金融领域腐败渎职犯罪相伴而生。

3．犯罪手段日趋智能化，与其他犯罪交织并发。首先，在传统的存贷犯罪案件中，有些犯罪分子本身没有什么经济实力，却利用虚假报表、拉拢信贷人员等手段骗取贷款；有的人还与担保企业或抵押企业共同勾结，利用假担保、假抵押骗取贷款；还有人通过先按时还贷，骗取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信任，然后再继续高额贷款，最后携款逃跑；有些犯罪分子在贷款后将资金通过不同账户进行转移，甚至转移到境外账户，以此使银行陷入追债的被动局面。其次，随着科技浪潮席卷金融业，高新技术推动了金融服务手段的现代化。然而，金融电子化、信息化在给金融业带来交易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更高的金融风险。近年来，存贷犯罪无论是行为手法还是行为过程，都越来越呈现高科技化的特点。犯罪分子通常具备金融与计算机专业知识和操作能力，熟悉存贷业务的运作方式及各个环节，善于利用现有存贷法律法规的漏洞打“时间差”、“擦边球”，且犯罪活动策划周密，隐蔽性较强，给司法机关调查取证带来极大难度。随着网络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实施存贷犯罪，较之传统犯罪具有手段更为隐蔽、传播速度更为迅速的特点，存贷犯罪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智能犯罪”或“白领犯罪”。其三，存贷犯罪一旦案发，往往存在与其他犯罪互相交织的特点。在实施存贷犯罪行为的同时，实施其他金融犯罪、合同诈骗罪或是以行贿、渎职等方式实施犯罪，尤其是一些内部人员参与的存贷犯罪，多与挪用、贪污、职务侵占、渎职等行为交织在一起，具有并发性特征。

4．涉众型存贷犯罪占相当比重，所造成的经济和财产损失巨大，社会影响恶劣。近年来，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大案要案，如“万里大造林案”、“亿霖木业案”、“兴邦公司案”、“海天公司案”等一批涉众型非法集资案件。众多不特定受害人如下岗人员、离退休老人等弱势群体由于法律知识缺乏、投资经验不足、防范意识不强，加之求富心切，极易被不实报告和虚假宣传所蒙蔽，成为存贷犯罪的受害者。在这些涉众型非法集资案件中，涉案金额相当惊人，少则几万、几十万，多则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犯罪分子往往用后期收取的资金支付前期投入的本金和高息，或者将收取的钱款用于偿还个人其他债务，或者予以转移、隐匿、挥霍，使得弱势受害群体损失惨重，经济损失难以挽回。受害群众心理上难以平衡，无法承受被骗结果，往往通过各种渠道如上访、新闻曝光等方式反映问题，希望引起政府等各方面的重视，甚至多次到有关部门集体上访，将矛头转向法院、政府等部门，一旦出现大规模群体事件，轻则堵塞交通，重则围攻政府机关，影响社会治安稳定。

（二）非法集资犯罪的现状

在分析我国存贷犯罪总体情况的基础上，笔者针对目前政府和社会公众都十分关注的非法集资犯罪，就其社会危害、行为特征及发展趋势作专门分析。

1．非法集资犯罪的产生及危害

近些年来，我国生产经营企业对信贷资金的需求日益增加，而与之相对的是社会资金大量剩余，民间资金持有量持续增长，流动性资本日渐增多。银行储蓄存款利率多次下调，近期虽有所提高，但总体上仍然很低，存款收益很少，而股票证券行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门槛较高、品种较少，投资者金融知识匮乏，对境内外资本市场了解有限，获取信息的方式和途径受限，公众难以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在正常投资渠道过于狭窄的情况下，转而寻找不正当的投资渠道，因而引发了集资者从合法融资渠道之外募集资金的冲动。由此来看，非法集资活动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www.xing528.com)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开始，非法集资现象开始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浙地区出现。起初，非法集资的规模一般都比较小，仅限于特定地域内的特定的人，集资数额最多也只有几百万左右。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非法集资的规模开始扩大，非法集资犯罪活动开始从内部向整个社会蔓延，参与人员越来越多，涉案金额也越来越大，几个亿的甚至数十亿的案件层出不穷。如北京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总经理沈某某非法集资案；江苏无锡新兴实业总公司总经理邓某非法集资案；湖北荆州周某某特大非法集资诈骗案；河南三星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李某某等人集资诈骗、挪用资金、职务侵占案涉案金；安徽亳州“兴邦”特大非法集资案；哈尔滨圣瑞公司特大集资诈骗案等；内蒙古万里大造林集资诈骗案；北京碧溪家居广场、亿霖木业集资诈骗案等。

2007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务院法制办在联合发布的《坚决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活动》答记者问中明确指出，非法集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相当严重的：（1）参与非法集资的当事人会遭受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参加集资的群众大多是城镇下岗人员、退休老人、农民等社会弱势群体，缺乏起码的理财常识和法制观念。这些人受利益驱使，将自己的“血汗钱”、“养老钱”、“养儿钱”期望通过参与集资活动获取利润，有的还把亲朋好友拉进来“共同致富”。而犯罪分子携款潜逃，不但使大量群众遭受严重经济损失，还容易引发社会纠纷，影响社会和谐稳定。（2）非法集资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引发风险。由于非法集资的利率远远超出法定利率，诱使部分储户提走银行的储蓄，使得大量银行存款和社会闲散资金流失，游离于金融机构体外运转。削弱了银行的筹资能力，严重影响了金融业的运作，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甚至会形成局部金融风险，危及社会稳定。（3）非法集资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引发大量社会治安问题，甚至造成局部地区社会治安动荡。集资案发后，涉及追缴赃款的问题，但非法集资案件往往是多年之后才暴露出来的，集资款项大多用于返还前面出资者的本金、利息或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一时难以将犯罪嫌疑人依法严惩，经济损失难以挽回。出资群众往往通过集体上访方式主张利益诉求，频频引发聚众上访等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和受害群众自杀等恶性事件，处置工作稍有不慎，就会导致事态扩大，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2．非法集资犯罪的特点和趋势

归纳起来，当前我国非法集资犯罪活动呈现出以下特点：

（1）非法集资活动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通过违法违规发行或变相发行股票、债券、有价证券、彩票、投资基金等权利凭证或者以期货交易、典当为名进行非法集资；通过会员卡、会员证、席位证、优惠卡、消费卡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对物业、地产等资产进行等份化，通过出售其份额的处置权进行高息集资；利用民间“会”、“社”组织或者地下钱庄进行非法集资；以商品销售与返租、回购与转让、发展会员、商家加盟与“快速积分法”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以发行或变相发行彩票的形式集资；利用传销或秘密串联的形式非法集资；借种植、养殖、项目开发、庄园开发、生态环保投资等名义进行非法集资；利用现代电子网络技术构造的“虚拟”产品，如“电子商铺”、“电子百货”、“电子黄金投资”、投资委托经营、到期回购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利用互联网设立投资基金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等。

（2）涉及人员面广人多，涉案金额巨大，案情错综复杂。实践中，往往一起非法集资案件就涉及成百上千群众，涵盖社会的方方面面；涉案金额少则几百万，多则几十亿，给人民群众造成极大损失。近年来，全国范围内的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猖獗，大案要案频发。从浙江丽水“母猪客”张某非法集资3．5亿，到“小姑娘”杜某非法集资7亿元，再到“银泰房产”非法集资16亿、浙江金华吴某集资诈骗38亿元，都对我国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产生了巨大冲击。

（3）集资凭证五花八门，计账方法简单粗糙、账目混乱，使公安机关难以全面、准确地收集证据。犯罪分子为了骗取投资群众的信任，在初次缴纳集资款时，都能为其出具集资凭证，其中以借条、收据、收款证明居多，有的辅之以协议、合同等。但犯罪分子大多只在凭证上做手工记录，简单记明集资的时间、金额和经手人，随意性很大，记账方式简单，更没有建立正规的会计账本，毫无规范性可言，这也大大增加了公安机关查处此类案件的难度。

（4）隐蔽性强、潜伏期长、后遗症多，难以处理。非法集资的犯罪分子往往利用人们的趋利心理，对出资人承诺高额回报，且具有工商执照、税务登记、司法公证，披着“合法”的外衣，因而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诱惑性。许多群众受利益驱动，头脑发热，防范意识降低，甘冒钱财落空的危险而参与到非法集资活动中。同时，非法集资活动从集资到案发少则三年、五年，多则八年、十年，隐蔽性、周期性很长，加上参与集资的人员法律意识淡薄，不能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一旦案发，就会出现暴力逼债、集体上访等社会不稳定问题，且这些社会问题因涉及面广、敏感度高而难以处理。

（5）非法集资犯罪往往与腐败犯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金融系统的工作人员参与犯罪比例呈上升趋势。如“新国大”集资诈骗案牵涉出有证监、工商、银行等职能部门多名官员涉案，如原北京市工商局企业登记处处长张某某，原中国证监会北京证管办期货处处长宋某等。非法集资助长了腐败行为，而腐败行为又保护了非法集资，两者结合在一起，牵涉的部门和关系十分复杂，导致非法集资犯罪活动愈演愈烈。

另外，从非法集资犯罪的发展趋势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犯罪智能化将更加突出，欺骗性、隐蔽性将更强。非法集资者不再满足于用公司、企业的合法身份做掩护，而是想方设法地进一步加强伪装，骗取有关政府部门的信任，寻求地方保护，甚至利用媒体引导舆论，然后进行集资犯罪；第二，犯罪组织将更加严密。目前，集资犯罪的组织结构具有很强的传销色彩，随着司法机关打击力度的加大，集资犯罪组织将更加严密，以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第三，犯罪职业化将更加突出。尤其是犯罪分子逃避打击和藏匿赃款的伎俩将更加“专业化”，案件查处的难度增大；第四，非法集资犯罪与同黑恶势力相勾结，涉黑、涉恶的存贷犯罪案件增加，在非法集资犯罪的大案要案中呈现明显的有组织性、甚至集团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