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汽车大王福特认为：再没有比工资更重要的问题了。他在《我的生活与工作》一书中写道：“因为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是靠工资生活的，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繁荣。”福特强调，工资担负着工人在车间之外的全部负担，以及年老后他不能劳动时的生活。实际上，大多数的工人都是一个有家庭的人，他也许是孩子们的父亲或母亲，他必须凭他（或她）挣的收入把孩子们抚养长大、培养成才。作为企业老板，我们必须考虑到所有这些事实。让所有工人的孩子们都有衣可穿、有房可住，让他们受到教育，满足他们生活的各种需要。
福特是个资本家，他完全有理由从维护自己利益的角度，来思考和看待工人的工资问题。20世纪初，福特公司以每天5美元的日薪招聘工人，成为当时轰动美国的一件大事，因为那时美国工人的平均日薪只有2美元。不少人认为福特汽车公司会因为过高的工资成本拖累而倒闭破产，而事实上，福特汽车公司的业务发展却蒸蒸日上，福特本人也因此成为享誉全球的汽车大王。其中道理很简单，高工资极大地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使他们安心工作，由此多创造的效益比福特付给他们的高工资多得多。
而在当今中国，很多企业家老板的眼光和做法与福特相比，相差何止千里。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曾有这样一篇报道：“在天津市郊一家制鞋工厂，制鞋女工每天趴在缝纫机上，一针一线地缝制靴子，她们一天大约要工作12小时，缝制600双靴子，每缝制一双靴子她挣到的加工费还不到1美分。这家鞋厂工人的工资非常低，即使该工厂所有工人的工资水平都上涨一倍，美国商店货架上该厂生产的每双靴子的售价也只会从50美元上涨到51美元多一点。”按照每月28天，每天600双鞋子计算，这家天津鞋厂的女工月工资仅为160美元，约合人民币1100元左右。
英国《星期日邮报》也有这样一篇报道：“苹果电脑的ipod播放器，主要是由设在中国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富士康工厂的中国女工生产的，而这些女工每月的收入仅为50美元。”据了解，富士康工厂女工的薪酬标准是每月基本工资是400元，其工作内容包括：每周工作5天，每天8小时。此外还规定周一到周五，每天“可以自愿”加班2个小时，周六和周日每天“可以自愿”加班10个小时，这样下来，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一般为70个小时。如果遇到赶货，一天的工作时间超过了10个小时，仍按10个小时算，超过的部分算做是“员工对公司的贡献”。对于富士康工厂的女工而言，加班是提高收入的唯一路径。由于每月底薪只有400元，这些加班费构成了她们的主要收入，平日每小时加班费5元，周末每小时6元。这样算下来，一个月加班费680元，月收入可达1080元。
表明上看起来，超过1000元的月工资好像不少了。但是中国女工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0-12个小时。令人不禁想起夏衍先生在《包身工》里描述的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上海产业工人的悲惨遭遇。(www.xing528.com)
研究中国经济的英国专家詹姆斯•金奇对中国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很多代工工厂进行调查后发现，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折算起来还没有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赚得多。
超低工资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恶性循环。尽管已有越来越多的打工者意识到需要通过学习来提高自身素质，掌握一门实用技术。然而低工资仅仅能够维持日常消费和养家糊口，根本没有能力参加学习，从而失去了许多技术培训和再教育机会。这一庞大人群的教育荒将导致技工荒，而技工荒会导致企业难以实现技术升级，无力生产高端产品。只能凭借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继续生产劳动密集型低端产品，而国际市场上低端产品又严重过剩，企业只好大搞价格战和低价竞争，企业效益很低，就没有钱来提高工人的工资。于是，陷入了一种低工资、低教育、低档次、低价格、低效益的恶性循环。这不仅使打工者的生活水平很难提高，还使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产业链低端徘徊，成了跨国公司的“打工仔”。
中国的高速发展是以许多领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透支为代价的。以农民工为例，农民离开土地涌入城市，同样面临着养老、医疗、失业、住房等诸多问题。有人曾算过这样一笔账：如按每月1000元工资计算，每个农民工应获得20%、约200元保障资金，按2亿农民工计算，每年因此被透支的社会保障就为4800亿元。再过40年，现在的青壮年农民工都将步入老年，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在透支未来的40年。
尽管有关提高工资待遇的话题不绝于耳，尽管政府也在极力做出各种努力，但真正摆脱低工资之痛，仍然需要时间。面对残酷现实的打工者们，又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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