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力优势的陷阱：如何保持竞争力？

按照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如果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着生产成本的相对差别，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使双方都能从国际分工和交换中获益。一般说来，对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言，其具有的比较优势通常是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属于欠发达国家，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也在于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在处于开放前沿的沿海地区，通过资本与丰富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造就了我国经济——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经济——的高增长，产生了“深圳模式”、“东莞模式”、“苏州模式”等一个个经济奇迹。据统计，我国连续18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引外资的首位，并连续8年位居全球第二。全球最大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九成来华投资。

但是，在全球制造业的产业链上，中国企业一直处于低端位置。我国现在可以利用的比较优势依然是廉价劳动力，由于缺乏核心技术等深层次竞争资源，中国制造业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模式，产品附加值低，赚取的基本上是低廉的加工费。“中国制造”的商品虽然盛行世界，但是缺乏核心技术，也缺乏风行全球的品牌，效率低，附加值不高，更多的是竞相杀价的恶性竞争。

发挥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几乎是所有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初期的必然选择。通过发展比较优势产业，不断积累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逐步进行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培育出自己的竞争优势，从而走上一条引导经济健康发展的道路。但是，同样是在比较优势的作用之下，如果采取的策略不当，欠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就会冻结在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的阶段，形成比较优势产业刚性，从而陷入比较优势的陷阱。

片面依赖廉价劳动力，往往会导致资本劣质化和技术进步缓慢，即通过简陋的设备、落后的工艺与廉价劳动力相结合，形成粗放式增长模式。对于企业来讲，虽然使用新设备、新机器会提高生产率，但是新设备、新机器的采用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而且形成生产规模后，这些专用性的资产很难调整，当经济不景气时会面临很大的风险。而通过简陋的设备、落后的工艺与廉价劳动力相结合，往往能够避免上述风险，但同时也导致了企业不积极更新设备和采用新技术。

同时，由于过度依赖廉价的劳动力，也会使得企业的技术开发投入乏力。因为依靠廉价劳动力作为竞争优势的企业，基本上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其产品的附加值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很难获得丰厚的利润。如此一来，就难以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研发之中，大多数企业只能固守“贴牌生产”，无法实现自身的技术进步。(www.xing528.com)

此外，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还会造成技术人才成长缓慢。由于一味依靠劳动力的廉价性来赢利，企业才不会耗费成本对劳动者进行职业技能培训，这样就形成了对廉价劳动力只重使用，而不注重培养和保护的局面。与此同时，借助于对廉价劳动力的掠夺式使用，一味压低劳动者的合理待遇来赢利，实质上是削弱了劳动者自身发展的能力和对下一代的培养能力，严重阻碍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性，从而使经济发展难以得到所需的高素质劳动力，陷入经济发展中的恶性循环。

由于一味固守所谓劳动力廉价的优势，我国经济增长还没有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在繁荣的“中国制造”表象背后，是民族产业技术水平低，缺乏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以及产业工人的伤痕累累等尴尬。

我国虽然具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廉价劳动力并不能成为我国长期可依赖的优势。因为我国劳动力的廉价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挤压了劳动者的合理待遇，甚至是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实现的。众所周知，为沿海发达地区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主要是农民工。农民工不仅享受不到养老、医疗、失业保险和其他福利待遇，而且工资水平也普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甚至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而且，就是如此低廉的工资也不能保证及时足额拿到手中，农民工还不时遭受工资克扣、工资拖欠之痛。近几年来，拖欠民工工资的现象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痼疾。

我们在痛恨“血汗工厂”、“血汗老板”的同时，更需要思考的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制造业如果一味固守劳动力的廉价性，其优势将难以保持，并且将陷入劳动力比较优势的陷阱。及时转变发展模式，培育核心竞争力才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