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竞底是如此残酷，为何中国的企业却乐此不疲呢？因为有一点我们无法回避也毋庸讳言，那就是驰名世界的“中国制造”从某种程度来讲，是靠竞底来崛起的。
中国不乏靠竞底战略成功的著名企业，比如“股神”巴菲特看好并投资的深圳比亚迪就是典范。比亚迪的起步始于日本宣布本土不再生产镍镉电池，老板王传福在成立比亚迪时，缺少资金，没有厂房，没有设备，但王传福看到日本人生产电池，全部用自动化设备，这些设备效率很高，但很昂贵。因此他通过重新分解电池生产的工序，尽量用打工者们的辛勤汗水来代替昂贵的自动化设备。由于中国打工者们的成本极其低廉，因此，比亚迪用落后方式生产出来的电池，居然有很强的性能价格比，从而，刚一投产就获得了日本三洋的订单。沿着这条竞底道路，比亚迪连续三年获得100%的增长。
由于竞底在中国的普遍存在，因此市场对低价格有超乎寻常的热爱，俗话说“没有两块钱买不走的品牌忠诚”，而竞底所带来的成本降低，可以直接转化为市场价格的竞争力。它比增加产品功能、改善品质所带来的隐性竞争优势，能对市场造成更明显的冲击力。也比研发原创产品节约资金，能更快收到降低成本的效果。中国大多数企业的成功，靠的主要是善打、敢打价格战。而不断地突破低价的“底线”，也是竞底战略的一个成功应用。
中国人喜欢将自己与犹太人相比，他们称善于做生意的温州人、潮汕人为“中国的犹太人”，在此举个典型案例，比较下犹太人和中国人做生意的模式：
东欧某个城市在城东和城西各修筑了一条新马路。犹太人在西边，中国人在东边，各开了一家修车店，他们的价格都很公道，服务非常好，两家店的生意都十分红火。
不久，另一个犹太人在西边发现，人们来修车时，常常要费时等待，他就在修车店的旁边开了个餐馆，专营犹太美食，不久就声誉鹊起，不少人即使不修车，也愿意光顾。
而在城东，另一个中国人看修车生意好做，就在街对面克隆了一家新店，为了招徕顾客，他按照对面老店的价目表，九折收费，两家店的关系有些紧张，但大家的日子还能过。
又过了一阵子，另一些犹太人看城西的人流越来越多，就渐渐开起了超市，建起了住宅、教堂、学校，西边慢慢形成一个繁荣的新兴社区，房地产也开始增值。(www.xing528.com)
而在东边，更多的中国人来开了修车店，价格战变得白热化，每家店都偷偷在客人面前诋毁自己的同行，为了控制成本，店主们不惜克扣修车师傅的工资，甚至在修车时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结果，高水平的技师都流失到西边犹太人的修车店，看重服务质量的优质客人也不来了。
慢慢地，城东西的修车业务出现了“产业分工”：高价车、新车都到城西维修保养，尽管那边修车的价格平均是城东的三倍；而二手车、廉价车都到城东，尽管他们的服务差强人意，但毕竟收费低廉。
于是，犹太人的修车店轻松赚得盆满钵满，而城东的中国人虽然很辛劳，却仅混了个温饱。
再后来，最先在城东开店的那个中国人下定决心，准备贷一笔款把自己的店搬到城西去，他假装客人到犹太人的店里去考察，发现犹太人用赚来的钱买断了几项专利，修车的效率提高了五倍，质量提高了三倍。而此时城西因为成了旺区，房价和房租都上涨了120%。中国人发现，如果在犹太人的店铺旁再开个店，凭他现在的资金和技术，恐怕只有死路一条。
这个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论聪明和点子，他自忖不输给犹太人；论勤奋，他绝不比犹太人差，甚至把犹太人用来念圣经、守安息日的时间全部用于工作；论节俭，除了看看电视，他根本没有什么娱乐。他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那些后来的中国人身上：他觉得自己和他们就像放在篓子里的一群螃蟹，任何一只想要往上爬，其他的螃蟹便纷纷攀附在它身上，结果却把它拉下来，这样一来谁也走不出困境。
螃蟹文化就是竞底文化的一个表现，每一只“螃蟹”都想扒在别人肩膀上往上爬，结果相互掣肘，直至大家都被拉到底线才肯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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