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学技术哲学导论：STS衍化的新形式

一、科学技术学：STS衍化的新形式

1.STS的由来

STS，即科学、技术与社会。它是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欧美兴起的一门以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的迅速发展而诞生。

STS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率先将科学技术视为一种社会现象，把科学技术的形成、发展放在具体的社会背景下考察，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做出了深刻、精辟的论述。他们提出：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是“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¹⁾；社会的需要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²⁾；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³⁾，“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的手段”⁽⁴⁾；“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⁵⁾，“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⁶⁾；“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⁷⁾；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⁸⁾。1919年，德国社会学家M·韦伯把从事科学活动的人作为一种社会角色来研究，在“作为一种职业的科学”的论文中，明确提出科学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事业，形成了自己的职业化组织，认为科学已发展到专门化的阶段，只有经过严格专业训练的科学家才能胜任，从而使科学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区别开来。1931年，苏联物理学家B·赫森在伦敦举行的第二次国际科学史大会上作了题为“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的报告，首次对牛顿力学发展的社会因素特别是社会经济因素作了精辟的分析⁽⁹⁾。B·赫森的这一工作，被认为是科学史的研究从“内史”跨向“外史”的开端。1938年，美国学者R·K·默顿在G·萨顿主编的科学史期刊《奥西里斯》（Osiris）上发表题为“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博士论文，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这个概念，论述了科学技术与宗教、经济、军事等之间的关系，并强调“探讨科学作为一种不断发展的智力活动同其外围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之间的互惠的关系”⁽¹⁰⁾。1939年，英国学者J·D·贝尔纳出版《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科学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科学的社会功能、研究组织、教育、交流、政策、管理和发展战略等进行了研究，指出“科学和社会的繁荣昌盛都有赖于科学与社会两者之间的正确关系”⁽¹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日益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也引发了许多新的诸如人口增长、核战争、环境污染、生态危机、能源短缺等一系列重大难题，使科学技术的统一价值出现了严重分裂。在急剧发展的各门科学技术的前沿上，在人类与自然界、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上，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需要人们认真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如究竟怎样防止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被滥用，保证科学技术成果为人类造福而不是给人类带来灾难？如何回应科学技术对传统的伦理观念、道德规范、政治制度等所形成的强烈冲击？如何使科学、技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如何使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和谐一致，为人类生存创造更好的生态环境？科学家究竟负有怎样的社会责任以及如何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等等。人们不得不进一步思考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一些著名的“常春藤大学”，如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校，先后建立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研究与教学单位。之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研究与教育很快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与推广。STS研究的基本内容包括：（a）理论STS，主要运用逻辑的方法，提出概念、范畴，从历史和现实的实践中概括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本质和规律性；（b）应用STS，主要围绕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环境、生态、能源、人口等全球性问题，以及STS教育等，研究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的影响，科学技术、经济与环境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科学技术在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的地位与作用，科学生产力的理论与运作，科学技术与知识经济，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所引发的社会、伦理问题；研究科学技术发展战略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管理理论、科学政策、组织、开发、转让与评价等问题。

由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研究代表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其宗旨是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克服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使科学技术真正造福于人类，因而它的研究成果对社会发展和人类命运具有重大意义。

2.科学技术学：STS衍化的新形式

科学技术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又译作“科学技术研究”、“科学技术论”，简称S & TS，即关于科学技术的研究或科学技术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辉煌发展，特别是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科学技术化，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汇流发展，STS衍化出一种新的形式——科学技术学。它将传统的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科学史、技术史等学科更紧密地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以科学技术为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经历着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复杂的根本变化，科学技术日益社会化，社会日趋科学技术化，已成为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

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对社会作用的增强，科学技术活动在社会建制中日益集中和扩大，使科学技术的发展除受其内在逻辑的支配外，越来越受到科学技术外部的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和控制。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完全纳入规划科学技术的阶段，即由国家和社会组织协调，进入各国政府的重大决策范围。社会则通过对科学技术的未来发展做出规划，预测其潜在的社会影响，确定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控制科学技术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制约科学技术发生作用的范围。

另一方面，重大的科学发现和它们相联系的技术发明对人类历史命运发生了更为巨大的影响。当代科学技术正以空前的速度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引起了生产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同时也引起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的巨大变化。当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紧密联系和相互渗透，形成了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统一科学技术革命过程，使科学、技术、生产和管理等人类社会活动的最重要的形式融合为统一的体系。社会的科学技术化，通过生产和生活的科技化，昭示着当代社会进入科学技术的社会。

正是在这样时代背景下，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迅速兴起，STS研究的视野发生了转换和拓展。一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的产生⁽¹²⁾。20世纪70年代初，在爱丁堡大学形成了以B·巴恩斯和D·布鲁尔为首的“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的爱丁堡学派。他们注意到，默顿学派仅关注一般意义上的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而没有讨论科学知识本身的社会学，指出社会建构主义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是区别于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的。他们把社会因素作为知识的构成因素，对知识的构造活动进行了广泛的经验研究。他们运用建构主义的理论与研究方法，追踪社会变量（相关群体的利益），研究科学知识产生与发展的社会环境条件和人的社会集团、社会利益，从一般的社会条件分析科学产生的社会依据。他们将科学知识看作是由社会利益和文化价值取向所建构的产物，认为科学知识植根于特定的社会情景，科学知识的产生是由群体利益、文化选择、价值取向和权力格局等社会因素决定的。二是技术建构主义和技术的社会形成论（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简称SST）的崛起⁽¹³⁾。20世纪80年代，当科学社会学进一步发展为建构主义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时，技术社会学也将建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研究技术，即在“技术研究”（technology studies）中兴起建构论纲领，称为“技术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1982年，在欧洲科学技术研究协会的一次会议上，美国学者T·J·平奇和荷兰学者W·E·比耶克等人倡导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建构主义的方法研究技术。1984年7月，来自各国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等领域的学者在荷兰屯特大学举行了以“技术的社会建构”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并于1987年出版了由W·E·比耶克、T·P·休斯和T·J·平奇合编的会议论文集《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技术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新方向》⁽¹⁴⁾。1992年，W·E·比耶克和J·劳又主编出版了《技术形成／建构社会：社会技术变迁中的研究》一书⁽¹⁵⁾。技术的社会形成论认为，技术再不能被放在社会之外来理解，社会也再不能被放在技术之外来理解；技术既是被社会塑造的，同时又是塑造社会的；技术与社会相互嵌入，共同构成一张“无缝之网”（seamless web）；技术的发展路径是可塑的、多样的，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文化上的选择、价值上的取向和权力的格局等决定着技术发展的路径和状况。(www.xing528.com)

科学知识社会学、技术建构论、技术的形成论等研究成果表明，如今想要研究科学、技术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不研究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发展的人文社会因素和历史参数，是根本不可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文社会因素以及它们对科学家集团和技术家集团的影响或制约，是认识过程不可或缺的认识论的前提和条件。

此外，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趋向和文化转向，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与“技术实践”的导向，也彰显了科学技术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思想。

正是在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所涌动的有关科学技术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潮流中，科学技术学应运而生。“一系列变动不居、纷繁复杂、五花八门的研究项目在科学技术学这一标题下不断地得到整合和重组。”⁽¹⁶⁾科学技术学的分析指向所有人类努力的“更高的”层面——真理、权力、平等和民主，并追问所有这些如何能在当代社会中得到保持和强化，如何能使科学知识和技术创新的无限可能性得到驾驭，以成就人类的福祉。正如L·温纳所指出的：科学技术学填补了一项巨大的空白，“这项空白是由这样的社会造成的，这个社会很久以前就把自己维系在科学与技术进步全速前进的快车上，但是却从未以同样的速度发展出一种与时俱进的批判性的自我反思”⁽¹⁷⁾。1991年，康奈尔大学的“科学、技术和社会计划”同该校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系合并为科学技术学系（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这个系向本科生和研究生所提供的教育是，促进和加深学生理解科学与技术塑造世界的方式，同时，理解被历史、政治和文化所塑造的科学与技术，从而为学生解决现在和未来遇到的问题，提供一种综合的思维方式。美国的伦塞勒尔理工学院、英国的伦敦大学等也相继设立了科学技术学系。

根据1995年科学的社会研究协会（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简称4S）组织编撰出版的一部《科学技术学手册》中所做出的描述，科学技术学研究广泛涉及科学与技术文化、科学技术的传播、科学技术争论、科学技术与公共政策、科学技术与国家、技术的社会建构、性别与科学的起源和历史、女权主义技术理论、女性与科学职业、科学与本土知识体系、实验室研究、工程研究、科学技术与军事、国际关系中的科学技术等主题⁽¹⁸⁾。

科学技术学具有鲜明的交叉性、跨学科性、整合性和现实性等基本特征。所谓交叉性，即注重科学与技术之间，科学技术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交融，突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对科学技术的渗透；跨学科性，即强调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视角对科学技术进行多维度的考察与思考，这种考察与思考，既揭示了科学技术对社会产生的多方面的影响和冲击，又呈现出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多方位的建构和塑造；整合性，即突出科学技术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在关联性，确立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观；现实性，即把研究的落脚点指向现实的生活世界，着力探究解决当代科学技术带来的各种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实现人的价值和意义。

由于科学技术学对于科学技术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导向，因而使其凸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积极作用⁽¹⁹⁾。

①将科学技术置于广阔的人文、社会背景之中，形成了一种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的图景，为人们带来了崭新的科学发展观，提供了科学观、技术观、人文观和社会观相统一的思想，推进了科学、技术、经济、社会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②科学技术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于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融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弘扬科学精神，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③“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维纳语）。科学技术学研究可以引导人们把注意力和兴趣投向科学技术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前沿以及正在孕育和萌发的新生长点，从中遴选课题进行探究，可望取得重大的创新性成果。

④科学技术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并将继续有力地推动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建设。伴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哲学发展迅速，已成为当代哲学最重要的二级学科之一。但是，科学技术涉及的问题和内容已远远不是科学技术哲学所能涵盖的。因此，国内一批学者提出将科学技术哲学“升格”为一级学科的“科学技术学”，把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社会学、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政策、科学技术传播等归属于“科学技术学”门下⁽²⁰⁾。尽管目前对于把“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翻译为“科学技术学”尚存在异议，对于把“科学技术哲学”调整为“科学技术学”也有不同意见⁽²¹⁾，但争论中引发的有关科学技术哲学与S&TS的关系问题的讨论，非常有助于推进科学技术哲学的学科建设。科学技术哲学正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

下面，作者将根据自己的思考与分析，对科学技术哲学与科学技术学之间的关系给出清晰的、基本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