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学西渐：超个人心理学

作为一种独立的心理学理论体系，超个人心理学是当代西方社会的产物，但是，其思想的先驱却可以在古代东方的宗教和精神传统中发现，例如，佛教、伊斯兰教的泛神论神秘主义、中国的道家学说、印度婆罗门教的古代传统等。通过对这些古代东方宗教传统的回顾，或许会对超个人心理学的思想起源有更深刻的了解。

1．东方文化传统的影响

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漫长的历史发展使印度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宗教就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公元前20世纪至公元前15世纪的吠陀教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个有可识读的文字记载的宗教。“吠陀”（Veda）是梵文的音译，意思是“知识”，可以翻译为“明”，主要是指宗教、哲学方面的知识。它最初是一种自然崇拜的宗教。它的四部吠陀典籍成为后来婆罗门教、印度教的根本经典，也成为印度所有正统派宗教神学与哲学的思想渊源。到公元前10世纪初，吠陀教逐渐被婆罗门教所取代。为了使种姓社会的秩序得以维护，婆罗门教为每个不同的种姓制定了各自的地位、权利、义务、社会职责和生活规范等，并把它们称为“法”。在此基础上，许多古代典籍被编撰出来以论述这些“法”。例如，在《摩奴法论》这本最重要的著作中，“婆罗门至上”的理论观点得到充分肯定。这本书中说道：“在万物中，有气息者最优秀；在有气息者中，有理智者最优秀；在有理智者中，人最优秀；在人中，婆罗门最优秀……世界上任何东西全部是婆罗门的财产；由于地位优越和出身高贵，婆罗门的确有资格享有一切。”（欧东明，2002，p.37）

婆罗门教继承了印度古代修炼瑜伽的思想传统，主张通过沉思以求得最终证悟的法门。这里的瑜伽修炼，就是通过苦行和沉思，使自己躁动的意识得以平息，把全部身心都高度精诚地投入到梵我合一的终极境界之中。这种肉体上的苦行和精神上的超越，在印度社会作为一种宗教传统而得以保留。今天的超个人心理学家从中感受到很多思想的回应和启示。例如，很多超个人心理学家主张把人放在一个更大的与自然界、宇宙合为一体的整体背景中来考察人的心理，以体现梵我合一的整体境界；主张通过神秘的直觉体验来感悟人生和自然的真理；主张通过沉思来达到超越世俗自我的精神境界。这些主张在很多方面是受古代印度的这种宗教传统影响的。

佛教也起源于古代印度。公元前6世纪左右，婆罗门教的统治地位开始受到两股势力的挑战：一是作为王族的刹帝利的地位在印度新兴国家中得到明显提高；二是反映商业主利益的部分吠舍的地位也不断上升。与此相对应，代表刹帝利和吠舍利益的沙门思潮便应运而生。沙门思潮的种类繁多，但最终流传下来的主要是佛教、顺世论和耆那教，而佛教是其中影响最大的。

释迦牟尼是印度早期佛教的创立者。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是释迦牟尼和他最初的弟子以及早期信徒所创立和信奉的早期佛教盛行的时期。它主要以探讨人生现象为研究内容，提出的主要宗教理论有：四谛（苦谛、集谛、灭谛、道谛）、无常与无我、五蕴（指人或人的身心现象构成要素的理论，包括色、受、想、行、识五个方面）、缘起（事物形成和变化原因的概念）和十二因缘、中道（是对人生苦乐的一种并非绝对否定的中立态度）、无记（对一些人生问题不做是非判断，不明确表态）以及种姓平等观念。

佛教创立后，为了宣传佛教的思想和教理，早期佛教为弟子规定了“三学”，即戒、定、慧，其中的“定”指禅定，其实质就是对人的精神或意识活动进行控制或抑制，“以限制人受外物或在本质上不实在的事物的影响，使人身心安定”（姚为群，2002，p.20）。尽管禅定并不是佛教发明的，但印度早期佛教把禅定作为其修习的重要内容，对抑制人追求不实在的事物和克服烦恼起到了重要作用。

早期佛教没有文字经典，因此，在释迦牟尼圆寂之后，便由于对其思想理解上的差异而导致教派的分裂，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兴起就是这种分裂的结果。它们分别继承和发展了早期佛教的思想，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化，逐渐形成了今天比较系统的佛教理论体系。本书无意细论这些理论体系的内涵，而只是想说明佛教思想中的很多观点对西方的超个人心理学有很多间接影响，除了前面提到的“禅定”思想之外，还有佛教中关于“空”的概念，瑜伽行派的“心识”观念、涅槃观念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超个人心理学家对“心”的看法。

在阿拉伯国家盛行的伊斯兰教泛神论神秘主义，也被称为“苏菲主义”（Sufism），是伊斯兰教内部很多信仰隐秘奥义、奉行苦行禁欲功修方式的不同教团的统称。“苏菲”（Suf）的原意是“羊毛”。因为早期伊斯兰教的皈依者穿的都是用粗制羊毛制成的粗糙的长袍。这种衣服最初是穷人和忏悔者穿的，后来成为苦行者的装束，其用意部分地是反对上层人士的奢侈和提倡言论自由。在8世纪后期到9世纪初，伊斯兰教的苦行主义者从单纯的苦行实践逐渐转向对自己的内在体验进行理性的反思，很快便成为一种宗教运动，这就是“苏菲主义”。这些泛神论神秘主义者像着了魔似的，极力强调通过神秘的自我感觉的内心体验来接近真主、认识真主，最终争取与真主合为一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分析。在形式上看，他们过着简朴的生活，进行冥思和静修，当然也可以通过不同的功修手段和途径，来促进所谓入神的状态出现，例如，通过精神恍惚、思想高度集中、全神贯注、自我催眠，也可以通过音乐、舞蹈、唱歌等方式来达到入神与合一境界。这些观点虽然来自阿拉伯国家，与西方的基督教观点并没有多少相同之处，但是，超个人心理学家却从中感受到对其心理治疗实践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的思想启示。他们把来自东方和阿拉伯国家的这些原始的宗教思想与其心理治疗和追求极端健康的思想结合起来，并且与一些西方学者的思想联系起来，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的思想体系。对此，以后各章将有选择地加以评述。

2．西方文化传统和当代思想先驱

除了上述古代东方的思想影响之外，超个人心理学的理念也可以在西方古代思想家的论述中发现。例如，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学者普罗泰戈拉、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关于人性及其潜能的论述中，都可以找到超个人心理学思想的某些原型。在西方古代的宗教实践活动中，例如，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僧侣及圣徒的精神实践、美国的超验主义运动、贵格会教徒的宗教民主，以及一些宗教心理学的研究等，也可以找到超个人心理学思想的早期痕迹。(www.xing528.com)

超个人心理学的当代先驱主要是瑞士分析心理学家荣格和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因此，这里把评述的重点放在这两位心理学家身上。

我们知道，荣格分析心理学的核心概念是“集体潜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1919年，荣格把集体潜意识描述为包含人类进化的精神遗传，当一个人出生的时候，这种集体潜意识便在一个人身上获得了新生。显然，这里强调的是人类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从种系发展中获得的世代延续下来的遗传痕迹，以及这种遗传痕迹在人格发展中的作用。其实，这种观点是对他早期超个人思想的一种发展。1917年，荣格把集体潜意识描述为“超个人意识”（transpersonal unconscious），认为它是所有人类经验的储藏库，几乎所有的人都可能受到它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说，集体潜意识“是一种假设的结构，旨在说明跨越文化和时代的行为与经验中那种重大的结构相似性，在不同的文化和时代中，是不可能把这种相似性归因于‘学习’的”（Brooke，1991，p.15）。这个概念的内在含义表明，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中，有一部分是以某些典型的方式进行反应的，这些反应方式可以追溯到种系发生的过去。也就是说，荣格的集体潜意识认为，“在精神中，任何东西都不会消失”。他（Jung，1936，p.42）是这样描述精神的：“它的能量不是体现在今天，而可以追溯到几百万年前。个体的意识只是一个季节的花朵和果实，发源于地下的长年生的根茎，而且如果把这个根茎的存在考虑在内，就会发现它和真理是相当一致的，因为这个根茎的本质就是万物的本质。”根据这种观点，荣格进而指出，这些人类经验的储藏库是通过一些普遍的模式或原型而被体验到的。换句话说，集体潜意识的内容就是原型。

1919年，荣格在其论文《本能与潜意识》中对原型这个心理学概念做了介绍，认为原型不是一种意象（image），而是一种形式或结构。在他看来，作为潜意识内部的一种结构，原型是遗传的，因此，它表达的是人类世世代代遗传下来的行为和经验。在这个意义上说，原型便成为人类的一种潜能。作为潜能，原型便具有“超越的”功能，而且最终成为不可知的因素，用荣格的话来说，它“从来就不是意识的，而且永远也不会成为意识的。它过去是，而且仍然只是需要进行解释的”（Jung，1940，p.156）。虽然原型不可能成为意识，但通过一些特殊的个人体验却可以在潜意识中被人们所认识，例如在梦中，在精神病和神经症中，以及在各种超乎寻常的精神活动中。当然，荣格只是在理论上对此做了设想，还没有像今天的超个人心理学那样进行实践，但不管怎么说，他的观点为超个人心理学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础。

荣格把意识与潜意识之间建立联系的过程称为“超越功能”，而这个过程又是通过他所谓“积极想象”的过程发展起来的。在荣格看来，超越功能可以使人的精神世界达到某种“神秘的整合”，人们可以感受到，在意识与潜意识之间，在现代人与古代人之间，在人类与生物界之间，在宇宙与万物之间，存在非常众多和形态各异的联系。这些复杂而又不同的联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形象。荣格相信，正是因为人类具有这种超越功能，才能通过某些特殊的方式把个体的心理发展过程和更久远的人类整体性的诸多方面联系起来。这种整体论思想对超个人心理学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另外，荣格提出的集体潜意识及原型的概念，特别是他想以心理学观点来理解宗教原型的尝试，对超个人心理学也有很大启示。例如，荣格在心理治疗中发现，一个患者能够体验到与他以前的经验毫无关系的原型意象。一般的心理治疗医生认为，这是患者对过去经验过的事物的一些歪曲理解。但荣格却认为，这是患者的内在心灵正在与其潜意识相遇。原型意象的奇怪性是患者内心的矛盾心理和潜意识的防御机制活动的结果。在一般人看来难以理解的原型意象，在心理治疗医生那里却能发现其中隐含的内在意义。

因此，荣格明确指出：“当医生在聚精会神地倾听时，他所能够听说的关于幻想、梦和熟悉的经验之类的东西，在《大英百科全书》或教科书和科学杂志中并没有被提到。这些秘密被谨慎地守卫着、焦虑地隐蔽着，以及被极大地担忧着和高度尊重着。它们是一些私人占有的东西，从未被泄露和谈论过，因为人们担心它们是一些荒谬可笑的东西，并把它们当作是一些神灵的启示来崇敬。它们是超自然的，是一种可疑的宝藏，或许是滑稽可笑的，或许是像奇迹一样令人惊叹的，不管怎么说，是一个令人痛苦的脆弱的要点，但又管辖着人生的重要关头。就像古老的羊皮卷那样不为人们所知和被人看不起，它们在官场上和一般情况下都赞同其令人难懂的和具有麻醉意味的象形文字，这是古老的蒙昧主义和愚昧的证据。对它们的内容我们并不知晓，因为‘那些知道的人不说，而那些说的人却并不知道’。随着这种内在经验的增多，人类之间的社会联系却下降了，个体并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便分离开来。最后，这种情况变得令人无法忍受，他只好去信任某个人。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就要依赖他是否被恰当地理解了。如果他被误解了，那是很不幸的。”（杨韶刚，2004，pp.150－151）

这句话如果不仔细琢磨，读者可能会觉得不着边际，但实际上，在这里，荣格强调的是心理医生对患者内心世界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因此也隐含着对心理医生职业的更高的学术要求。超个人心理学从中感受到荣格对人的精神追求的执著，并在其心理治疗实践中加以承继和发展。因此，超个人心理学是把荣格及其潜意识思想作为其先驱的。

詹姆斯是美国早期著名的心理学家。他主要通过对超自然体验和各种宗教经验的研究为超个人心理学奠定了理论研究的基础。詹姆斯1901年受英国爱丁堡大学之聘做了20次“吉福德演讲”（Gifford lectures），并于1902年以《宗教经验种种》为书名予以出版。在这本书里，詹姆斯阐述了他对宗教经验的某种新的理解。他说：“真正第一手的宗教经验……对于它的目击者来说，必定是一种异端，先知总是表现为一个孤独的病人。如果他的教义被证明具有足够的感染性，可以传播给其他的人，它就成了明确的、可以贴上标签的异教。但是，如果它仍然被证明感染性大得足以战胜迫害，它自身就成为一种正统。当宗教成为一种正统后，它的心性也就结束了，其灵泉干涸了，其信念也必然是在间接的意义上存活着，而先知们也就成了石头佛像。”（麦克格拉斯，2000，p.244）

把詹姆斯的这种观点用在心理治疗中，超个人心理学家由此获得许多深刻的启示。因为心理疾病患者的心理活动也像宗教经验一样，常常被认为是一种异乎寻常的东西。只有当治疗者深入到患者的内心世界中，获得和他相同的或类似的体验之后，才能对其内在心理活动有足够的理解。这种经验常常只有体验者本人才能感受到，用统计学的或实验的研究方法是不容易准确把握的。正如詹姆斯所说：“感觉是个人的、无声的，无法叙说它自己。它允许其结果显得神秘和不可思议，拒绝以理性来澄清，有时甚至会滑向荒谬和荒唐。”（麦克格拉斯，2000，p.341）超个人心理学家认识到，这些所谓荒谬和荒唐的个人感觉可能正是心理学应该给以积极关注和探讨的东西。心理学研究不仅要关注意识层面的心理现象，也要关注和研究潜意识的属于个人非理性范畴的心理现象。这样，詹姆斯的观点便为超个人心理学提供了思想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