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延安精神的总后方

四、陕甘宁边区是中国革命的总后方

陕甘宁边区不仅是革命的大本营、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而且是全国革命的总后方，是革命力量的坚强后盾。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为中共中央提供物质保障和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

全国抗战刚开始，毛泽东就指出：“陕甘是我们唯一可靠的后方。”^[20]抗战期间，中共中央能够集中精力，稳定自若地指挥敌后抗战，反击投降“反共”逆流，驾驭中国政局；面向海内外，广交朋友，组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领导建设根据地，为新中国奠基；等等，均有赖于边区政府和人民为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保障和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

抗战期间，边区财政支出的大部分是为了保障中共中央和八路军的，尤其是1940年以后，国民党顽固派断绝了八路军的粮饷，并对边区封锁禁运，“外援”全部断绝。为此，中共中央和八路军的给养，除部分生产自给外，全部依靠边区。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在边区的人口，经常在10万人左右，1944年则达到11万多人，占边区总人口的8.93%，加上全国其他根据地、海内外来延安的人员，八路军的重病、伤残人员几近边区人口的10%。对此，毛泽东赞扬说：“仅有人口150万的边区，却养活了15万公家人而民不伤。”^[21]这是边区人民的最大贡献。

边区肃清了匪患，又实行了兼顾社会各界利益的政策，发展了生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社会政治极为安定，确实达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党正、军严、政通人和、民风纯正、经济繁荣，整个边区充满生机和活力，为党中央提供了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www.xing528.com)

（二）培养输送大批革命干部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干部。边区为全国培养和输送了大批革命干部，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主要基地。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为了培养干部先后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等近30所干部学校，另外还举办了各种类型的干部培训班。这些学校和干部培训班从不同角度大规模全方位地为党和军队培养、训练干部，人数达到10多万人。毕业的学员，除少部分留在边区外，绝大多数被分配到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去工作，有的被派到国民党统治区去工作，还有部分华侨学员毕业后被分到国外从事侨运工作，支援祖国抗战。抗战胜利后，一次从延安抽调2万名干部到东北工作；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和解放大西北，接管新区又从延安抽出了大批干部。在战争紧张、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能够高度重视培训干部确实具有巨大的魄力和远见卓识，在当今中外都是鲜见的。培训干部、兴办教育都需要大量的经费，约占财政支出的25%。因此，1945年，边区财政厅在一个报告中说：“在目前的中国甚至在全世界还找不到任何一个政权能像今天边区政府这样，用它的经费的25%以上的钱来从事教育事业。”^[22]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中共中央以远大的战略眼光，在陕甘宁边区办起了一座座“窑洞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雨露、阳光在黄土高原上培育出了千万粒革命的种子，然后一批批撒到了祖国各地。在新中国诞生之际，延安的干部奔赴全国各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也从延安出发荟萃于北京，神州大地到处都有延安的干部前进的足迹和战斗的身影，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功臣，他们的功勋必将彪炳史册。

（三）保障供给，支援前方

陕甘宁边区原来党、政、军、学人员不到1万人，自从中共中央机关到达延安后逐年增多，最多时达到近12万人。由于外援断绝，党、政、军、学人员的供给全靠边区自己解决。毛泽东提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鼓励党、政、军、学各界和人民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养羊喂猪，开办上百个大大小小的工厂，生产军需品和日用品。但是，边区地瘠人稀，经济不发达，每10个边区群众养活1个“公家人”确实负担太重，困难重重。边区还安置了从抗日前线送来的15000多名伤势严重或残疾的病员给以医治休养，对9万多名抗属、烈属、部分友军家属进行妥善安置，实行优待，使他们过上安定和相对边区群众更为充裕的生活，解除了前方将士和工作人员的后顾之忧。不仅如此，边区还经常向前方送粮食、被服、医药和其他物资。1938年10月，边区人民为八路军募捐6万双手套、毛袜；1940年10月，募捐寒衣代金40万元，可购置13000多套棉衣。边区最困难的1941年还发行了500万元抗日公债，各地区均超额完成。从1941年到1945年5月，边区共征公粮835000石（每石合300斤）。1947年3月至1948年6月，边区妇女做军鞋929000双。边区群众支援前线，保证前方的供应确实是竭尽全力,不惜一切代价。在粮食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群众边收边打赶送前线。有的地方，粮食被敌人抢光，他们抢收高粱、玉米，在炕上烤干，送给部队。有的地方，群众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节省下来的粮食送给抗日将士和中共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1947年3月到1948年2月，全边区随军担架1.1341万副，人员5万人次；后方转运伤兵担架3万余副，近15万人次，牲口3万头（匹），转运弹药、粮草9000万斤，运输人员13万人次，牲口12.8万头（匹）；有16.5万人次送军粮7380万斤，送马草5000多万斤，支援牲畜16万头（匹）； 49万人次，做军鞋92.9万双，参加修工事、当向导、押送俘虏者5万人次，还动员了4.2万名青年参军。贫瘠的陕北，连年干旱又遭到胡宗南部队的严重破坏，许多地方甚至变成了无人区，在十分困窘的情况下，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真是了不起！因此彭德怀十分感慨地说：“边区的劳动人民，使我看到政治上最有觉悟、最有认识的人民。”^[23]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致电陕甘宁边区人民，对边区人民作出的巨大贡献给予极高的评价：“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