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与延安精神：民族宗教工作成果

四、陕甘宁边区的民族宗教工作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发展，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经过红军长征的伟大实践，于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基本形成。陕甘宁边区居住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回族。讲陕甘宁边区的民族宗教政策，实质上讲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回族的民族宗教政策。

（一）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中国共产党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回族的认识客观、公正、正确，没有民族偏见，这是赢得回族人民信任的基础。

如何看待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关系？ 1940年4月拟定的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中认为：“伊斯兰教对回回民族，不只是简单的宗教信仰”，而是“回回民族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对于回民起义的认识更为准确：“回族每次起义失败，便遭受一次严重的屠杀和摧残。”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党对国民党政府实行的大汉族理论和政策进行了充分的揭露：深刻指出国民党所讲的“回族已经汉化，回族就是回教徒，因此回族不是一个民族。回族所要的不是民族平等，而是教育，是要用教育来解除回族的宗教迷信，来提高回族的知识文化”这一番大汉族主义的理论、政策、言论，充分体现了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的压迫政策，在文化上是汉化的文化教育。所谓汉化教育，就是为贯彻其民族压迫政策，而从文化教育方面来抑制回族自己文化的提高与发展，强迫他们学汉民族的历史文化而丝毫不得过问本民族的历史文化。1940年颁布的《回回工作简要手册》指出：“回回在西北的各方面均起着很重要的作用。”1940年10月10日《新中华报》的社论指出：“数百年来，回族长期受异民族压迫并经过多次反对异民族压迫的斗争，它是富于团结性和斗争精神的民族。”“回回民族因为历史的、宗教的重要因素，而形成了民族的特点，比较突出的是他们的团结性、斗争性和牺牲精神。”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谢觉哉指出：回族确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回族的许多美德———即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所需要的。回族是东方第一爱洁的民族。回族七百年的历史，全是反抗与斗争的历史。

在当时大汉族主义思想十分严重，蒋介石不承认回族为一个民族，西北不少汉族地区禁止回民居住，禁止回民修建清真寺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能在陕甘宁边区产生这些认识，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二）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支持回族发展民族文化

早在1936年5月25日，红军西征前夕，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指出：根据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保护回文、回民的文化教育，举办回民的报纸，提高回民的政治文化水平。1940年4月制定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中也指出：“尊重回族人民信奉宗教的自由，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发扬民族的美德，提倡抗日，保护清真寺，反对和禁止任何侮辱与轻视回族的言论行为。”并提醒大家注意：“回民之清真寺，不仅为礼拜讲经之所，亦为其集合团结场合……回族冲突多由压迫及侵犯清真寺或其礼教而起……故其风俗习惯亦应加以尊重。”《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向第二届边区参议会报告与建议书》中指出：“回民在封斋期间，不论在部队、团体、学校，一律尊重其习惯、规则，使所有回民之起床、休息、饮食时间及时期长短与全国回民完全一致，而且尽量依其习俗，在此期间将伙食较素日改好，每星期五为回民礼拜之期，各机关、部队、学校均予回民以去寺礼拜之方便。”“政府对强迫回民吃大荤者，以违法论。”制定了《回民的风俗习惯与主要应禁忌事项》《我军在回民地区应注意的事项》等小册子，更为具体详细地宣传教育各级干部、部队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要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1946年10月7日，在延安修建成了第一座清真寺，毛泽东亲笔题写了“清真寺”3个大字，并举行了隆重的落成仪式。在边区政府的帮助下，在边区境内修建了8所清真寺。1938~1945年，在边区回民聚居的地方陆续办起了8所伊斯兰小学、1所伊斯兰公学。许多地方都办起了识字班、冬学、夜学、半日轮，教员多为回民，并请阿訇教念阿文经典。

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贯彻执行了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从而赢得了回族群众的充分信任，边区附近的回民纷纷迁往边区居住、生活，边区境内回族人口急剧增长。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完成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抗战的任务。

（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西北建立“回回国”的阴谋，团结回族人民共同抗日

日本帝国主义为扩张其在中国西北的势力范围，从民国3年（1914年）开始就派化装为回族的奸细，在甘、宁、青、晋、绥等地回族聚居的地方开展活动，提出了“尊崇回教、维护回教、提高回教”的口号。日军侵华后，成立了伪“中国回教青年团”，下设伪“中国回教青年团辅导员训练所”和“回教圈研究会”，并欺称伪满傀儡溥仪的兄嫂溥光夫妻“是虔诚的回教徒”，以此欺骗回族群众。并声言在西北地区建立“大回回国”，以便达到其分而治之的目的。日本帝国主义造谣说：“共产主义反对宗教”，煽动回族群众积极“防共”“反共”，并宣传“防共”“反共”就是回教徒的使命。针对上述情况，1939年7月、8月份的《新中华报》连续发表文章《日寇灭亡回回民族的阴谋》，以铁的事实论证了日寇用心之险恶，回族人民团结抗日之重要。文章列举了日军在济宁、德州等地强迫回民杀猪、烹猪慰劳日军不遂而血洗回民区之罪状；揭露日军在沈阳、长春两地建设市区时，将回教公墓全数掘发，一万多回族群众的骸骨堆积如山、暴露数日的暴行。文章也列举了共产党的队伍进入西北回民地区时，严守“禁止入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的“三大禁条”，和“注意讲究清洁，注意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注意不准乱用回民的器具，注意回汉两大民族的团结”的“四大注意”。文章还列举了全国回族群众的反日、抗日活动，列举了边区成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建立回民骑兵团等抗日队伍，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驳斥了他们的谎言，起到了团结回族群众共同抗日的作用。

（四）中国共产党具体实施的民族宗教政策

1.建立了民族工作的组织机构，制定了有关条例和规定

1936年10月，中共中央成立了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高岗任书记，赵统儒任秘书长，下设回民工作部和蒙古工作部。同时成立民族问题研究室，由刘春负责，下设回回民族问题研究组、蒙古民族问题研究所，重点对回族、蒙古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为中央制定政策提供依据。

1940年，成立了延安回民救国协会和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分会。1941 年5月，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下设少数民族委员会，赵统儒任主任。边区各分区、县、市，凡少数民族集中的地方设民族事务科或科员，负责该地区少数民族工作。

为保证民族政策的落实，边区政府制定了许多具体规定，如1937 年5月12日发布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行政组织纲要》第十三条规定：“少数民族有自由组织自治政府之权。”“有自由组织加入或退出边区政府之权。边区议会内设少数民族委员会，保护少数民族的特殊利益。”^[10]

1939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抗战施政纲领》中民族主义部分第四条规定：“实现蒙回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与汉族平等的权利，依据民族平等原则，联合蒙回共同抗日。”1939年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1946年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都有蒙古族、回族代表被选为参议员或政府委员。

2.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1936年10月22日，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雇农出身的回族青年马和福当选为主席。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县级回民自治政权。被当时《红色中华报》誉为“回民解放的先声”。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划定定边县的四区、五区和城关镇的两个村为回民自治乡。9月，将陇东曲子县的三岔镇划为回民自治区，盐池县回六庄自治乡由回族群众自主选举区、乡长，管理区、乡内部事务。

3.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边区政府给从事农业生产的少数民族群众分配土地，发放贷款，调拨种子，划拨宅基地，帮助其盖房，安置家园。对从外地迁移到边区的移民、难民（包括少数民族群众），拨给耕地或荒地，发放救济粮款，发给农贷，组织其从事农业生产，三年内不交公粮。对从事商业的，贷给资金，免除捐税，保护其正常经营。在边区内生活的蒙古族居民截至1941年，只有3户。边区政府采取各种帮扶政策，使其过上了好的生活。边区对周边的蒙古族群众，进行各种交易，坚持买卖公平，不敲诈勒索，态度和气，对来边区从事商贸的蒙古族商人，热情接待，提供各种方便。这些举措吸引了许多蒙古族群众移居边区，到1944年迁入边区的蒙古族群众达200多家，1000多人。

4.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发展民族教育事业

要使少数民族事业顺利发展，必须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37年，中共中央党校举办民族班，是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开端。同年2月，又成立了一个回民班。1941年6月，在陕北公学内设立民族部，第一次招生185人，学员有回、蒙古、藏、彝、满、苗等族。9月，在其基础上创办了延安民族学院。这个民族院校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在以后的民族建设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边区大力发展少数民族的小学教育。1938~1945年，边区开办了8所伊斯兰小学、1所伊斯兰公学、3所蒙古族小学。另外，不定期地举办了各类夜校和识字班，帮助少数民族扫除文盲，读书识字。

5.支持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武装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指出动员蒙古族、回族及一切少数民族共同抗日。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了团结少数民族共同抗日的民族政策。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关中分区成立了回民自卫连，后改为回民支队；红十五军团在西征中还建立了回民独立师，师长马青年；红一军团在西征中成立了回民教导团。1940年，西北工委制定帮助蒙古族、回族扩大抗日武装的计划。1941年6月，第三次海固回民起义失败后，马思义、马国璠带领余部230人投奔陕甘宁边区，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亲自接见他们，将这支农民起义军命名为“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回民骑兵团”，任命马思义为团长，派党员干部杨静仁为政治教员，马克为文化教员，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杨静仁、马克带着党的重托，给战士讲授革命理论、民族宗教政策，教战士学习文化，开展文体活动，选派军事教员给干部战士讲战略、学战术、习刺杀、识地物、用地形。回民骑兵团的干部、战士由仅有反抗意识和复仇心理的贫苦农民成长为为民族求解放、为民族谋幸福的革命战士。回民骑兵团指战员的生活习惯受到边区各方面的尊重，阿訇随军行动，婚葬节庆均按回族传统进行，随军家属15户30多人随军居住，表明回民骑兵团始终保持着鲜明的民族特点。这支武装力量，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保卫边区、解放大西北英勇战斗，解放后改名为甘肃省军区回民骑兵团。

1947年1月，经三边地委、三边军分区决定，并报经中共中央西北局批准，在定边成立了回汉支队。这支部队是由宁夏工委领导的盐池县余庄子、红井子等据点的游击队和定边回民支队合编而成。绝大多数战士是来自宁夏的不堪忍受马鸿逵残酷统治的回汉族青年和逃兵。全支队234人（后发展到350人）中，1/3以上为回族。刘振玉任支队长，金三寿为副支队长，梁大均任政委。这支部队转战于三边地区，为保卫边区、解放宁夏作出了重要贡献。

6.组织成立少数民族抗日救国团体

早在西征期间，红军解放的民族地区均设立了“抗敌后援会”。1940年2月26日，在延安成立了延安回民救国会。1942年，在关中成立了回民救国分会关中支会；5月，成立了回民文化促进会关中分会。1940年3月，延安成立了蒙古文化促进会，建立了成吉思汗纪念堂，设立了蒙古文化陈列室，毛泽东为其题写了“成吉思汗纪念堂”7个大字。当成吉思汗灵柩经过延安时，万余人欢迎，绵延达3华里。1941年4月17日，延安举行了公祭成吉思汗大会，朱德主祭。

边区政府的民族政策促进了民族进步和各民族的和谐发展，消除了历史遗留的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与民族间的隔阂，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分化民族团结，进而破坏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的阴谋。在全中国树立起了一面民族平等、民族自重、各民族团结和睦的光辉典范。国民党统治区的少数民族同胞深受感动，他们说：“陕甘宁边区是民族自由生活，自由发展的家乡，是民族解放的灯塔。”^[11]尽管边区的民族工作还有许多不够完善的地方，但是，它已成为后来民族宗教工作乃至新中国民族宗教政策的雏形。

五、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过去，陕甘宁边区所在地几乎是文化教育的一块荒地，文化教育十分落后。这里，教育设施薄弱，学校稀少，人才匮乏，知识分子凤毛麟角，99%的人是文盲。^[12]有的县百人中找不到一个识字的人，封建宗法观念占统治地位，迷信盛行，医疗卫生条件极差，人畜死亡率都很高。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边区政治、经济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十分重视改变边区文化教育落后的现状，制定了正确的方针，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文化教育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陕甘宁边区初步形成。(www.xing528.com)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民族的，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科学的，就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相一致；大众的，就是民主的，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陕甘宁边区正是依照这个纲领来制定、规范自己的文化方针、政策，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一）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政策

1.发展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

第一，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是区别新旧两种文化的标志。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首要任务就是确立人民大众在文化领域里的主人翁地位，面向工农兵，为人民大众服务。要求文化工作者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把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转移到工农兵方面来，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切实为人民大众服务。要求党和政府，从指导思想、方针步骤到方式方法，尽量为劳苦大众所接受，要为接受科学文化提供机会，创造便利条件。

第二，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走群众路线。什么是文教工作的实际呢？就是边区教育设施差，基础薄弱，文化落后，人才匮乏，交通不便，人口稀少且居住分散。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制宜地发展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既要考虑主观需要，又要考虑客观需要；既要考虑眼前需要，又要考虑长远需要，根据群众的需要与自愿，制定方针、政策。

第三，要坚持文教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为了适应政治、军事上统一战线的需要，为了革除几千年来腐朽的封建文化，发展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必须实行统一战线的方针。其原则是团结、批评、教育和改造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帮助、教育他们，支持、关心他们，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服务。同时，要大批吸引边区以外的文化人到边区来，对他们要在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并为其创造良好的条件、宽松的环境，使其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总之，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壮大无产阶级的文化队伍，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

2.发展文化教育的政策措施

关于抗战的教育政策，毛泽东在1940年写的《论新阶段》一文中指出：抗战的教育政策是“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须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始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的教育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在执行过程中，逐渐产生了脱离边区建设实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强迫命令的现象。为了更加适合抗战和边区建设的需要，边区党和政府对文化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在教育体制方面，实行公办和民办公助相结合；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相结合；普及群众教育，突出干部教育，抓好学校教育。1940年，边区教育厅颁布《实行义务教育办法》，规定8~14岁儿童均应接受义务教育。对社会教育，着重扫盲，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如冬学、夜校、半日班、识字班、读报组、民众教育馆、文工团等，实行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文盲，提高边区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政治文化水平。加强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使人民自愿为抗战建国而奋斗。

在教学内容上，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为指导，从抗战救国的实际出发，实行教材政治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的一体化，以培养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文化水平，同时获得打仗、生产和工作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在教育方法上，采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克服注入式，采用启发式，重视课堂教育与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参加生产劳动，培养良好的学风，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对学校实行民主管理，提倡尊师爱生，尊重知识分子，改善教师的待遇。

在卫生方面，要求党政军民学各界，广泛开展预防疾病和疫情的宣传教育，开展对妇幼保健、防病、治病常识的宣传教育，加强医院的设备配套，责成西北医专训练医生、护士、助产人员、兽医。开办中医培训班，培训中医、中药人员，派遣医疗队下乡，开展防病治病，防治瘟疫。

在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方面，提倡学习科学知识（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组织通俗科普知识讲座，增强科研部门，提高人民的科学知识水平。在文艺方面，努力发展新文艺，利用戏剧、音乐、秧歌、美术、文学及其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发展群众文艺，政府提供剧本、唱词，出版群众欢迎的歌曲、戏剧、木刻、年画。加强边区文协和各地剧团、文工团的联系，使之成为推动群众文艺活动的桥梁。发展普及文化的出版事业，加强与全国各出版社、书店的联系，供应边区所急需的书刊。提倡多办黑板报，破除封建迷信，禁止幼女缠足，鼓励女青年放足，提倡新思想、新观念、新风尚。

（二）边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1.教育事业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在抗战之前，没有高等学校。中共中央机关到陕北后，只设立过一所红军大学。抗战开始后，先后设立了马列学院、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中央研究院、军事学校、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八路军医科大学、俄文学院、延安大学等。这些学校的教育方针与实际相联系，学校的教育是本着一切服从于民族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采用生活、学习、生产、战斗渗透进行，以培养各行各业抗战干部。八年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为其他解放区训练了4万个以上的政治、军事干部，及成千上万的文化和技术干部，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里，简要介绍几所学校的情况。

（1 ）抗日军政大学，原名抗日红军大学，成立于1936年。1937年初由志丹县迁到延安，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侨中的革命知识青年，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崇高的革命理想来到延安投奔抗大学习。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任。他在抗大二期开学典礼上指出：“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钢刀，去创新社会，去打倒日本。”学校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作为教育方针，制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抗大先后办起12所分校，在八年抗战中，共培养出20多万干部，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2 ）陕北公学，成立于1937年9月，是为满足当时全国青年渴求抗战的理论和方法，以便奔赴前线，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而设立的。毛泽东为该校题词：“要选就选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荡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地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前进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陕北公学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学校，以培养抗战与建设新中国的人才为宗旨，当时，名声很大。国民党统治区的有志青年、海外爱国青年不断来到陕北公学求学，学生剧增，在关中又设立分校。1939年3月，总校与分校合并，迁至关中。学校除设立训练班，继续培养群众工作干部外，增设了大学部和研究部，专门培养抗日高级干部和理论工作人才。校长成仿吾，副校长李维汉。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也给陕北公学讲课。

（3 ）延安大学，1942年9月，陕北公学与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组成延安大学，下设三院、两系、一中，即社会科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俄文系、英文系；附中。随着抗战和边区建设形势的发展，1943~1944年，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行政学院相继并入。经过整顿改编后成立三院、一系，即行政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医学系，在校学员达1302人。

延大的教学方法，经验很丰富。主要有：①学用一致，即一面学一面做。积极参加边区有关的实际工作，在服务于边区中进行教学和研究。②自学为主，教学为辅。根据课程内容，贯彻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一致的原则。提要讲授，提出问题，启发学员研究探索，要求学员做到知行一致、言行一致。③发扬民主精神，教学相长。④集体互助。提倡学员之间、师生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帮助。

延大采取民主管理制度。在教学中走群众路线，学生参与教学的各个环节，对教师的讲课可以提出批评和建议。对学术问题，开设各种自由讲座，任何不同派别的论点，均可自由发挥，畅所欲言。主张学生自治，学校设学生自治会，各班有班委会，学生自己管理。学校最高领导机构为校务会议，教员、学员均可派出代表参加。学员民主管理，不等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加以约束。

延大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设立生产管理委员会，指导师生参加劳动。他们承做衣服、鞋袜，驮盐，烧炭，种粮种菜，养鸡喂猪，做豆腐……既改善了生活，又培养了艰苦奋斗的精神。

（4 ）鲁迅艺术学院，自1938年4月成立到1945年11月，开办了文学系八届，戏剧、音乐、美术各五届，培养各类专业人才685人。举办多期培训班，为部队和地方培养了许多文艺工作者。鲁艺的教育方针规定：必须与战争的需要密切结合，从战争中学，从实践中学。他们在土窑里、草坪上、山崖跟、田间地埂进行自学，热烈讨论，排戏，练歌，绘画，写作，经常进行生产劳动。

抗战前，边区所在地区只有3所中等学校，且规模很小。抗日战争结束时，陕甘宁边区共有中等学校13所（中学3所、师范7所、职业中学3所），在校学生2487人，历年来为边区输送干部约3000人。还担负了提高小学教师及其他干部的培训任务。据统计，1943年下学期地干班人数为219名，1944年为320名，1945年为589名。学生除学习文化课外，还要参加社会实践和生产劳动。1944年10月，边区召开文教大会，大会的决议指出：“中等学校以上应按其性质培养出了解实际情况并有相当技能的人才，同时必须注意培养一定性必需的知识水平，各中学尤应加强文化知识和科学知识的教学。”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小学教育的方针是：服从于革命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适合今天边区抗战建设需要，为边区人民服务。1937年11月24日，边区政府宣布对学龄儿童实施普及免费义务的教育。1940 年3月29日，边区政府正式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实施普及教育暂行条例》，规定：“7岁至13岁未入学之学龄儿童，不分性别、成分，均一律就学，读毕小学学程”，自此，小学生人数激增。1937年，边区有小学545所，在校学生10396人。1945年，小学有1377所，在校人数34004人。

边区的社会教育，组织形式多样而且灵活。1939年8月5日，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各县社会教育组织暂行条例》，要求各县建立各种社会教育组织，以便经常地、有组织地对民众进行文化教育。社会教育的组织形式主要有四种：以区、乡为单位利用冬季农闲时间组织农民学习的冬学；以社区、机关、部队、企业为单位，组织白天忙于工作、生产的成人文盲学习的夜校；以不能全天上学的学龄儿童和部分青年为对象，以全日制小学为依托的半日校；以扫盲为目的，作为冬学、夜校、半日校补充的识字班。诸多形式的社会教育组织，最大限度地把人们组织起来接受教育。边区接受社会教育的人数1937年为10337人，1938年为64791人，1939年为53266人，1940年为59953人，1941年为47073人。^[13]此外，其他社会教育组织也不断增加，到1941年止，边区已有25处民教馆、4处阅览室、5处图书馆、3339处读报识字组、10个民众剧团。^[14]社会教育的实践，使民众头脑中的传统文化和狭隘的乡村意识得以改变，他们开始了对新社会的歌颂与向往。

2.文学艺术的发展

边区政府成立前，文艺方面只有陕北民歌、陇东道情、秧歌、社火等传统的民间活动。边区政府成立后，文学艺术发展很快。以1942年为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2年以前，文艺运动的广度扩大，文艺创作的数量增加，小说、戏剧、美术、音乐作品大量增加。文艺作品的主要内容是反映全民抗战，干部群众鉴赏能力逐步提高，也产生了不少好的作品，如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等至今彪炳文艺史册。

1942年以后，文艺运动深入发展，作品质量大幅度提高。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中共中央、边区有关文件精神的指导下，明确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文艺工作者、文艺团体纷纷深入基层创作、演出，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作品质量显著提高，出现了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歌剧《白毛女》，歌曲《南泥湾》，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等文艺史上不朽的力作。评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被毛泽东称为“旧剧革命的开端”。边区创作的40多幅木刻作品在美国巡回展出，受到好评。秧歌、社火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大力发展，仅延安就有秧歌队30余支，庆阳县有社火演出点36处。文艺期刊主要有，周扬主编的《文艺战线》《中国文艺》，萧三主编的《大众文艺》，艾青主编的《诗刊》，刘白羽主编的《文艺突击》，艾思奇主编的《中国文化》，丁玲等合编的《谷雨》，萧军等合编的《文艺月报》等24种，这些刊物发表了许多优秀作品，成为敌后宣传、动员民众的一条重要战线。

3.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提出“预防第一”的口号，积极开展以预防为主的群众性卫生运动，清除垃圾、污水，挖厕所，垒猪圈，消灭苍蝇、老鼠，注意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改善生活环境，减少病员和发病率。兴建医疗院所，培训医务人员，全边区共有医院11个、卫生所79处、休养所7处、药铺390家，西医270人、中医1080人、兽医54人，培训接生员400多人。由于“门户之见”，互不通气，针对这种情况，边区政府倡导中西医合作，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为边区人民的健康作贡献。边区内原有2000多名巫师，他们宣传迷信，谋财害命，边区开展揭露巫师的运动，改造巫师，杜绝其迷信活动。不少医药与卫生合作社，被群众称为救命合作社。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使边区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走上了“人畜两旺”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