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军事建设及延安精神

三、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建设

（一）部队概况

战争年代，军事决定一切，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创建、发展、巩固革命根据地就是一句空话。毛泽东主席曾风趣地说：“我在延安就是靠留守兵团吃饭。”陈云说：“如果没有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我们早就被人家赶跑了。”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境内的革命武装，包括八路军留守兵团和边区保安部队（后纳入留守兵团建制）。这些部队为保卫中共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边区安全与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

1937年9月，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成立，萧劲光任主任。这支部队由西北红军，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各一个团组成，即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炮兵营、辎重营，第一二○师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第一二九师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第三八五旅旅部及第七七○团，共9000多人。将边区各县划分为东地区留守处和西地区留守处。神木、府谷、靖边、安定、志丹、肤施、甘泉、鄜县、洛川等县划为东地区留守处，主任陈伯钧，副主任陈先瑞；定边、盐池、环县、庆阳、合水、正宁、淳化、栒邑划为西地区留守处，主任王宏坤，副主任王维舟。留守处归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机关设在延安。

10月，留守处统一改编为警备团，共9个团另两个营。第一二○师炮兵营、辎重营编为警备第一团，团长贺晋年，政委钟汉华；第一二九师特务营编为警备第二团，团长周秋保，政委甘渭汉；第一二九师炮兵营编为警备第三团，团长阎红彦，政委杜平；第一一五师辎重营、炮兵营编为警备第四团，团长张先瑞，政委罗志敏；第一二○师特务营编为警备第五团，团长向志文，政委李宗贵；第一二○师工兵营编为警备第六团，团长王兆明，政委张达志；第一二九师工兵营编为警备第七团，团长尹国赤，政委刘随春；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改为警备第八团，团长文年生，政委帅荣；第三八五旅第七七○团番号不变，团长张才千，政委尚元礼；第一二九师辎重营编为鄜县独立营，营长陈国栋，政委刘永培，另有一个骑兵营。

1937年12月，留守处改为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兼政委）。

1939年，中央军委陆续从华北敌后抽调部队，加强边区力量，到1940年底，留守兵团下辖第三八五旅，第三五九旅，警备一旅，警备第一团、第四团、第五团，特务团，骑兵团，边区保安部队，共3.1万人。到1945年8月，留守兵团辖第三八五旅，警备第一旅、第三旅，教导第一旅、第二旅，新编第四旅和关中、三边、陇东、延属、绥德5个军分区，共3.2万人。

陕甘宁边区武装力量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边区保安部队。它的前身是苏区时期的各地游击小组、游击队，任务是保卫苏区，消灭匪患，开展游击战争。到1936年，这些武装力量扩大为独立团、保卫队、警卫队，统一归陕北、陕甘两省军事部指挥。1937年9月，中央军委命令，将边区各地的游击队、警卫队等地方武装按地区集中，成立保安部队。县成立保安大队，分区设保安司令部，边区设边区保安司令部。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高岗（兼政委），副司令员周兴，参谋长谭希林，共4000多人，还有基干自卫军2.2万人，普通自卫军14.5万人。1938年，边区保安部队统归留守兵团指挥。1942年，保安部队实行整编，分别编入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和晋绥联防军骑兵团。

（二）武装斗争

1937年，国共合作局面形成后，边区处于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中，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依然派遣特务、收买土匪、制造摩擦，妄图蚕食边区。在中共中央领导下，边区人民与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保卫了边区的安全，保障了边区的稳定与发展。

1.剿灭土匪，消除隐患

西北地区匪患猖獗。到1937年，成群的土匪有48股，2000多人。他们大多是惯匪，土地革命时期遭受打击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武装，国民党部队的散兵游勇，或日军收买的汉奸武装等。这些土匪受“日、伪、顽”的支持，出没无常，活动方式多样，手段极其残忍，危害严重。留守兵团、边区保安部队、自卫军、少先队以及广大群众，密切配合，并肩作战，先后消灭了股匪李钦武、张廷芳、范玉山、薛于茂、刘志清、赵老五等部。经过大小数十次战斗，到1941年2月，彻底消灭了36股土匪，击溃了10余股，缴获迫击炮2门、机枪10挺、步枪1700余支、子弹7万多发，毙俘土匪千余人，基本肃清了边区的匪患。

2.反摩擦，反蚕食，巩固解放区

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联合抗日，但蒋介石集团并未放弃“反共”反人民的立场。1937年，蒋介石在庐山就叫嚣“要在抗日战争中消灭共产党力量三分之二”。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公然提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不久又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产党的问题处置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这些政策、措施之出笼，说明蒋介石“亡共”之心不死，注定他们必然要制造摩擦，蚕食解放区，妄图消灭共产党。

当时，陕甘宁边区处于国民党的包围之中。国民党部署在边区周围有19个步兵军、2个骑兵军、3个保安旅、17个保安队的40万人。在边区境内，大多数是统一战线区，境内存在着国共两套政权机构。国民党派来的人专事“反共”摩擦，“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其初为小规模地袭击我方人员和机关，蚕食边区。1939年初始则逐步升级，次数频繁，连国民党中央军也参与制造摩擦。由造谣生事、骚扰破坏发展到攻城掠地，血腥屠杀。从1938年底至1944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共制造了1027起摩擦事件，其中，局部武装进攻275次，抢劫骚扰457次，暗杀、拘捕、驱逐我方人员295次。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中共中央制定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既不破裂统一战线，又不束缚自己的手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及“有理、有利、有节”等方针策略。留守兵团，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策略，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和坚决的斗争。

陇东是边区反摩擦斗争的前哨地区。1938年底、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在陇东镇原县、宁县制造摩擦，在这两起反摩擦斗争中，我方付出了伤亡180人的代价，撤出了镇原、宁县县城。但毙伤俘敌400多人，牢牢控制了镇原、宁县、庆阳、环县的一些区乡，解放了合水县，正式成立了庆阳、合水、镇原县的县委和县政府。

鄜县、甘泉一带是边区的南大门，也是反摩擦斗争的尖锐地区。

1939年初，八路军残废院因河防吃紧，奉命由黄河岸边西移到栒邑县土桥镇，国民党栒邑县县长、邠州专员调集保安队两三千人围攻残废院，派兵攻打我驻防县城的部队，并占领了栒邑县城，这次事件中有17名重残伤员遇难。

1939年，国民党中部县政府无故扣留八路军招收的27名护士学员，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致电蒋介石和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交涉，蒋介石自知理亏，电令中部县“速予释放”。

绥德地区管辖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五县，国民党派何绍南为专员兼绥德县县长。何绍南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摩擦“专家”，在他任职的两年中，制造了大量的摩擦事件。何绍南组织暗杀队杀害我军干部战士，串通土匪抢劫百姓财物。当第三五九旅从华北回绥德驻防时，他制造谣言，不准群众卖粮、借房给部队，八路军下令缉捕他，他仓皇逃离陕北。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联名致电蒋介石、孔祥熙（行政院副院长）、蒋鼎文，历数犯官何绍南的罪行，并任命第三五九旅旅长、绥德警备司令员王震为专员，从而赶走了何绍南，使绥德专区五县隶属陕甘宁边区。1940年2月19日，毛泽东拟稿，以萧劲光的名义，致电程潜，将陕甘宁边区境内之淳化、栒邑等13县的国民党县长撤离边区，否则，“将护送出境”。3月14日，林伯渠又致电程潜，指出摩擦的关键是明确边区范围，统一边区行政，撤销国民党委派的县长。此后，边区政府和留守兵团司令部，对边区境内的国民党县政府分别进行了处理，从此边区行政完全统一，双重政权的局面结束。

3.河防抗敌，保卫边区

陕甘宁边区的东面是滚滚奔流的黄河，隔河便是山西抗日前线。日军占领太原后，于1938年2月，攻占了黄河东岸重要渡口风陵渡、军渡，沿线配置有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一○八、第一○九4个师团，企图切断边区与各地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渡过黄河，占领陕甘宁边区，进而占领西北。这样，陕甘宁边区军民除剿匪、反击摩擦外，还得保卫北起府谷、南至宜川的千里河防，抗击日寇西进，任务十分艰巨。

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布置是：警备第六团防守贺家堡至葭县；警备第八团防守大会坪至枣林坪各渡口；警备第四团驻守永坪并防守延水关、高家畔渡口；警备第五团防守凉水岩至清水关各渡口。为统一指挥，成立了两延（延川、延长）、神府（神木、府谷）两个河防司令部，文年生、黄罗斌分别任司令员。积极开展备战，抓紧时间练兵、构筑工事、侦察敌情，严阵以待。

1938年3月13日，日军2000余人进抵神府盘塘渡口对岸，先用飞机轰炸我阵地，后用大炮轰炸3小时，之后，开始渡河。我警备第六团指战员沉着应战，待日军拥到渡口时猛烈开火，并以一支部队渡河，袭击敌侧翼，毙敌40余人，杀伤百余人，日军仓皇撤退。5月10日，日军一个旅团，企图在吴堡宋家川渡河西犯，没等敌人接近渡口，我警备第八团一部早已东渡黄河，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歼敌200余人。1939年元旦，日军3000余人在河东岸马头关、凉水岩、泥金滩同时向我河防阵地发起攻击，并动用10多架飞机轰炸扫射，投放毒瓦斯弹。我军顽强抗击，东岸友军和游击队积极配合，我河防部队渡河追击，歼敌80余人。1939年，日军1万多人，分四路进占碛口、孟门等地，集结河滩，准备西渡。在王震率领下，第三五九旅猛烈开火，并派兵东渡击敌侧后，激战5小时，毙敌百余人，敌军溃退。至1940年3月，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

由于华北各根据地加大了对日作战的力度，日军顾此失彼，力不从心，对河防的攻势逐渐减弱，进犯西北的阴谋破产。两年来，在保卫河防的战斗中，陕甘宁边区河防部队在八路军驻山西部队的密切配合下，对日作战78次，粉碎敌人23次进攻，边区军民拧成一股绳，团结战斗，使不可一世的“皇军”未能越过黄河半步。(www.xing528.com)

（三）新型的人民军队

在抗日战争这个特殊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部队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领导。但它不同于国民党的军队及一切旧式军队，它是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1.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论士兵或首长，都来自于人民，而且绝大多数是受压迫、受剥削深的贫苦农民。他们意志坚定，吃苦耐劳，对敌斗争英勇顽强。他们和人民有着天然的联系，形成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边区实际的兵役制度是志愿兵制度，无论干部或战士都是自愿参军的，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中华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群众也真心诚意地拥护部队，为部队抬担架、运粮草、送弹药、让房子、站岗放哨、救护伤病员。指战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称他们为子弟兵。

2.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共产党，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党要领导一切，尤其是军队，必须置于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才能成为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有力工具。早在红军时期，毛泽东就把建立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建军的一条根本原则。古田会议明确规定，红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实现了新的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出师抗日。蒋介石妄图取消我军的政治委员制度，提出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并派军训人员到我军中工作；王明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提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既统一，又独立。告诫全党：“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绝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7]中国共产党抵制住了国民党企图削弱其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肃清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影响，坚持了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党对军队的领导既是一个原则，也是一种制度，是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军队各级都建有党的组织，作为该部队的领导核心，一切军内的重大问题，经各级党组织决定，军政首长分工负责。1937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在前线设立军委分会，受中央军委统辖。中央军委还颁布了《军政委员会条例》，规定在军、师、旅、团、纵队、支队、军区、军分区成立军政委员会，作为该级部队的集体领导机关。1943年，以西北局为中心，形成了党政军民在内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一致的一元化领导系统。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了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一切行动服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使我军成为完成中国共产党政治任务的最有力的工具。

（三）强有力的政治工作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革命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传家宝。政治工作就是用革命精神教育军队，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保证我军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早在红军时期我军就确立了政治工作的地位。古田会议决议，形成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一整套方针和方法。陕甘宁边区时期对我军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又作了进一步的实践和发挥。留守兵团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对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的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写成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与1929年12月写成的《古田会议决议》并称我军政治工作的两部经典。

1.三大原则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在1937年10月25日《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指出：“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这就是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军是团结一致的。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8]

2.发扬民主，加强纪律性，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封建集权统治历史的国家，没有民主传统，军队尤为突出。我军从建军初期，就着手建立和实行民主制度。从红军时期开始，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不断发展完善。1948年1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了《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把军内民主概括为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

政治民主就是官兵在政治上平等，成立士兵委员会，可以对上级提出批评建议或申诉，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达到政治上的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

经济民主，即实行经济公开。士兵委员会有权监督、审查军中的经济、给养、管理，连队的给养、伙食。

军事民主，即练兵时实行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作战时，发动群众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完成战斗任务；战斗结束后，共同总结经验教训，以提高战术水平。

民主制度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我军广大官兵的积极性，部队生机盎然，上下团结，纪律严明，战斗力不断提高。

实行民主制度，要注意防止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因此，必须加强纪律性。我军的革命纪律集中体现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这是土地革命时期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后来，逐渐充实完善。1947年10月10日，由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三大纪律： （一）一切行动听指挥； （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 （一）说话和气； （二）买卖公平； （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 （五）不打人骂人； （六）不损坏庄稼； （七）不调戏妇女； （八）不虐待俘虏。”这些纪律，对保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对正确处理军内外的关系，团结人民群众，顺利完成我军的各项任务，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军队参加生产

军队参加生产，这是我军与一切旧军队的原则区别。军队生产，既满足了自身需要，渡过了难关，改善了生活；又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密切了军民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利用战斗、训练的间隙，进行生产，以解决自身的物质需要，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一般来说，在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下，第一年，军队生产的成果可以达到部分自给，第二年可以半自给，第三年可以达到全部自给。在战争环境下，部队生产也可以做到部分自给或半自给。

陕甘宁边区部队的生产运动堪称模范。1938年，毛泽东指示留守兵团，要学会搞生产，把生产、学习和战斗结合起来，把生产作为部队的第三大任务。当时的生产，主要是为了改善部队的生活，如种菜、养猪、养羊、打草鞋、纺纱织布等，规模较小。1939年以后，国民党对边区加紧经济封锁，1941年11月，全部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使边区财政供给发生了极大的困难。党中央、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军民掀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边区部队广大指战员，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积极生产，成绩突出。到1945年开垦荒地21万亩，收细粮3万石；开办毛厂11个，被服厂、鞋袜厂、皮革厂、木工厂、火柴厂、砖瓦厂、煤窑、瓷器窑等工厂、作坊52处，织布1.3万匹；还从事畜牧业、商业、运输业生产，减轻了人民负担，改善了部队生活，逐步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问题，基本做到了自给自足。1943年11月底，在陕甘宁劳动英雄大会上，毛泽东兴奋地说：“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18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9]

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提出：“不要公家一粒粮、一方布、一分钱。”开赴南泥湾垦荒种地，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三五九旅用自己的双手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改造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农业年年丰收，产量逐年提高，不仅完全自给，甚至做到了耕二余一（即耕种两年，可以积余一年的粮食）、耕一余一。三五九旅指战员平均两人一头猪、一人两只羊，鸡鸭成群，向边区政府缴纳了300多万斤公粮。群众称赞三五九旅“学习是模范，生产是英雄，打仗是好汉”。

各抗日根据地也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开展大生产运动，不仅发展了生产，繁荣了经济，克服了严重困难，做到了丰衣足食，而且形成了吃苦耐劳、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