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陕甘宁边区与延安精神

一、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一）华北事变和一二·九运动

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地区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加紧了对华北的侵略，致使平津上空战云密布，整个华北危在旦夕。1935年6月，通过了《何梅协定》（国民党北平军事长官何应钦和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的协定），迫使国民党中央军撤离平津和河北。10月，日本侵华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通电驻守华北地区的第二十九路军军长宋哲元，提出华北五省“自治”的要求。11月，在北平近郊的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2月，在北平成立了由宋哲元任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开始实行华北“特殊化”。与此同时，日军向华北大举调兵，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北平的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的镇压。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举行全市总罢课，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许多大城市先后爆发学生运动。各地工人在全国总工会的号召下，纷纷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爱国斗争。各地爱国人士和爱国华侨也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发通电，出版各种救亡刊物，要求国民党政府保卫领土主权，停止内战，出兵抗日。12月10日，中共中央通过共青团组织号召广大青年“把反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平津学生联合会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深入城乡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侵略全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的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把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二）瓦窑堡会议

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2月17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军事战略问题、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等问题。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决议和报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议指出，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应当是下层的，而且是应当包括上层的。中共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和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瓦窑堡会议证明中共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能够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www.xing528.com)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中共采取切实措施促成了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底，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华北重建遭受严重破坏的党组织，打开了新的工作局面。1936年，中共中央和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先后派人到上海，与那里的党组织恢复联系，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与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人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此同时，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

（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蒋介石和国民党面对日本军国主义步步进逼的方针，在华北事变后，对日本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表面上已提出“抗日守土”，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也表示赞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据此，中共中央通过多种渠道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倡导国共两党重新合作。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逼蒋抗日”。

但是，蒋介石仍然准备对陕北根据地发动新的“会剿”。1936年10月，蒋介石抵达西安，逼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开赴陕北前线“剿共”，随即又到洛阳作“剿共”的军事部署，将其嫡系部队约30个师调至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以备随时开赴陕甘地区。同时，召集军政要员到西安，扬言至多一个月即可消灭陕甘的红军，“荡平”中共的根据地。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令张、杨立即率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由“中央军”在后接应督战，否则，将张、杨所部调离陕西，由中央军在陕甘“剿共”。张、杨反复劝蒋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容纳抗日，但遭到蒋介石的严厉斥责。在此情况下，张、杨决定发动兵谏。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一部包围临潼华清池，扣押了蒋介石。第十七路军控制西安，囚禁了陪同蒋介石来西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张、杨向全国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12月17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人为代表，同张、杨谈判，确定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六项承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