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全国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
敌人第二次“围剿”被彻底粉碎,形成了地域辽阔的陕甘苏区,这对敌人的威胁更大。
蒋介石万分惊慌,深恐陕北成为第二个江西苏区。而且,第二次反“围剿”取得胜利时,正是中央红军长征快要到达陕北的时候。蒋介石为了使中央红军无立足之地,遂于1935年8月在河南洛阳召开会议,策动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会议决定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亲自兼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调集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阀部队和东北军、中央军共10万之众,从东、西、南、北对陕甘苏区实行全方位的“围剿”。具体部署是:东面,沿黄河之线为晋军的两个师;北面,是军阀高桂滋和井岳秀部各一个师;西北面,是马鸿逵三个骑兵团;西南面,是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四个师和何柱国骑兵第二军,以及马鸿宾部的一个旅;南面,是东北军第六十七军;还有驻兰州、平凉的蒋军嫡系毛炳文部。
东北军两个军七个师为“进剿”的主力,从西、南两路向陕北根据地进犯。南路由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率领第一一○师、第一二九师、第一○七师北进;西路由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率4个师,由陇东地区向东挺进,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
(二)红十五军团痛击来犯之敌
根据敌强我弱的态势,徐海东、刘志丹率红十五军团开赴南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与红十五军团交手的是东北军的南线进攻部队。负责南线中路进攻的王以哲部9月15日进抵肤施(1936年改称延安),军粮告罄,王以哲派第一一○师一部分兵力到甘泉接运军需。红十五军团获此消息后,采取了围城打援战术。以红八十一师的第二四三团围困甘泉之敌,以红七十五师埋伏在劳山以西,红七十八师埋伏于劳山、甘泉之间,诱敌第一一○师余部由肤施来援,以便聚而歼之。10月1日,敌第一一○师果然进入我军伏击区,经过6个小时激战,援兵全部被歼,毙敌师长何中立、参谋长范驭州及以下千余人,伤敌近2000人,俘敌3700余人。红八十一师另一路于阳泉歼敌第一○七师一个营。10月12日,红十五军团由甘泉南下富县,强攻榆林桥,歼敌第一○七师四个营和第六一九团团部,毙敌300余人,俘敌1800余人。原张学良卫队营长、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即在此役被俘。王以哲部经我军连续三次痛击之后,撤回富县、洛川,固守据点,不敢出扰。
劳山战役的胜利对敌人震动很大,陕北军阀井岳秀的第八十六师闻风丧胆,不战而逃。瓦窑堡守敌高桂滋第八十四师连夜弃城逃往绥德。我军乘胜追击,拔除了瓦窑堡所在地安定县境内敌军的全部据点。1935年10月5日,根据地首府由安定县白庙岔迁驻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
(三)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吴起镇(今吴起县县政府驻地)是陕甘苏区保安县(今志丹县)第六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镇上住着几十户人家,是陕甘苏区的西北大门。(www.xing528.com)
19日下午,中央红军进驻吴起镇不久,得悉一股尾追中央红军的敌骑兵也窜扰到了苏区的大门口。原来中央红军路过甘肃会宁时,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第一○八旅的骑兵就像“尾巴”一样跟住了红军,而且越接近陕北跟得越紧。此刻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甩掉这个“尾巴”。中央连夜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切尾巴”之策。会上,毛泽东强调指出:绝不能把敌人带进根据地,一定要在吴起消灭这股尾随的敌人。按照会议的部署,“切尾巴”之战于21日上午8时打响,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歼敌一个团,击溃3个团,俘敌700人,缴获战马千余匹和山炮、迫击炮等大量的枪支弹药,彻底切掉了“尾巴”。
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报告指出:现在全国革命的总指挥部已经到了陕北,这里成了反革命进攻的中心。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以陕北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这次会议还正式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结束。
(四)王明“左”倾路线在陕甘苏区的推行及纠正
吴起镇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毛泽东立即挥师南下,在甘泉县下寺湾与红十五军团会师。毛泽东到下寺湾后,得知根据地正在进行错误的“肃反”运动,于是首先抓了纠正“肃反”工作。
在1934年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发展到了顶点,也把宗派主义和过火斗争发展到了极点。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后不久,王明“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到了陕北,在大反“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的口号下,推行“左”倾错误路线。他们的错误行为遭到了根据地干部的普遍抵制。刘志丹公开斥责这些做法是“立三路线的复活”,是被革命实践证明“有害无益”的“左”倾路线。刘志丹等的抵制,引起了中央派驻西北代表团的强烈不满。他们通过撤销西北工委、改组西北军委、成立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智,副书记郭洪涛)的方式,夺取了陕甘苏区的领导权,把刘志丹排斥在新的省委、军委领导之外,并借“肃反”之名,大搞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开始逮捕一些抵制“左”倾错误的干部。他们攻击刘志丹“一贯右倾”,走“富农路线”,诬陷他“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是“白色军官”,是“反革命”,以欺骗手段把他调离前线加以逮捕。“肃反”中,陕甘根据地县级以上干部、军队营以上干部几乎全部被捕,他们被严刑逼供,要他们招出刘志丹是“右派反革命的首领”,并残酷地杀害了党政军干部200多人。这次错误的“肃反”,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搞得人人自危,造成了根据地的混乱,党和红军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乘机捣乱,一些地方政权在坏人的挑拨撺掇下叛变投敌。这样一来,党和红军内遭“左”倾路线的破坏,外受敌人的“围剿”,陕甘苏区陷入了岌岌可危的严重境地。
在此紧要关头,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刀下留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并即刻派中央保卫局局长王首道等奔赴瓦窑堡,接管“左”倾错误领导控制的西北保卫局,及时防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11月7日,张闻天率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于当天下午释放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18人。11月26日,召开平反大会,宣布刘志丹等人无罪,予以平反,重新分配工作。随后释放了全部被捕的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工作。中央及时制止和纠正了乱捕滥杀的“肃反”错误,挽救了陕甘苏区,从而使陕甘苏区转危为安。
(五)直罗镇战役———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奠基礼
毛泽东在纠正错误“肃反”的同时,还和周恩来、彭德怀等筹划、部署和指挥了直罗镇战役。开战前,即1935年11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委员王稼祥、林彪、聂洪均、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统一领导和指挥红军。同日,西北军委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下辖两个军团:陕甘支队编为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并入红一方面军建制。红一方面军司令员为彭德怀,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红一军团军团长为林彪,聂荣臻任政委。红十五军团领导人仍是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
直罗镇是陕北富县的一个镇子。它三面环山,形似口袋,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红十五军团和红一军团对敌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直罗镇战役于11月21日打响,历时3天,红军斗智斗勇,迫使东北军第一○九师进入“口袋”,师长牛元峰战败自杀,全师死伤1000多人,被俘5300多人。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巩固了陕甘苏区,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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