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和大同化的时期。这个时期。由于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原汉族人民的大量南迁，以及大批少数民族土著族群的“出山”并最终走上了汉化之路，华中汉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民族互动和同化成为这个时期华中汉族发展的主旋律。
（一）中原汉人的大量南迁
华中地邻中原，因此，历史上中原每发生一次较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均有大量的人口流入本区。
东汉末年，中原混乱不堪，而同时期荆州在刘表的割据统治下却相对稳定，因此这时期就有大量中原流民迁入本区。《三国志·魏书·卫觊传》说：“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又《后汉书·刘表传》说到刘表抵定荆州后，“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说明相对安宁的荆州在汉末吸收了不少外地移民。这些移民应主要迁入今襄樊和江陵一带。但上述迁入的人口很少在荆州长期定居下来。原因先是孙权两征荆州，每次都将数万人劫往江东；赤壁大战后，曹操又差不多把所控制的荆州居民全部北迁；刘备入川时，其军队主要是由荆州人组成，荆州为此也减少了不少人口。
孙吴时今江西地区可能接受了不少北方移民。据记载，东汉时它仅有豫章1郡13个县，后增至5郡1都尉，辖57个县。江西行政建置的大量增加除了与孙吴开山越有密切关系外，但移民的迁入也应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而早在永嘉（307～312年）之乱前，今两湖地区就接受了来自巴蜀的流民。西晋末年，氐人首领李特李雄父子率流民在蜀中起义，304年李雄攻占成都建立成汉政权，迫使一部分蜀人逃离巴蜀，顺江而下迁入荆湘一带。他们初出巴蜀时至少有30余万人，但经四五年的战争残杀和被晋军俘虏别迁，最终能在荆湘定居的只有两三万人。[59]据《晋书·地理志》载：“时蜀乱，又割南郡之华容、州陵、监利三县别立丰都，合四县置成都郡，为成都王颖国，居华容县。愍帝建兴313～317年）中，并还南郡，并并丰都于监利。”可见蜀地流民主要安置在今湖北沙市、潜江、仙桃、嘉鱼、洪湖、监利之间。
永嘉五年（311年）匈奴人刘曜攻破洛阳，开始了中原汉族大量南迁的浪潮。这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运动，依葛剑雄先生的观点，可划分为5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永嘉乱后（307～324年）
第二阶段，东晋太宁三年至永和五年（325～349年）
第三阶段，东晋永和六年至咸安二年（350～372年）
第五阶段，宋永初三年至泰始五年（422～469年）
华中是接受北方移民较多的地区之一，而移民又主要集中在湖北的江汉地区，江西的北部沿江地区，以及湖南的北部。移民的迁出地，以河南、山西、陕西居多，部分来自皖北、河北、甘肃等省。
东晋南朝历代政府曾设置了大量的侨州郡县，以安置北方流民。尽管北方移民并非全部都定居于侨州郡县内，但侨州郡县的设置大体上还是能够反映北方移民的大致分布情况见表1。
表1 华中区侨州郡表
续表
资料来源：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表13“东晋南朝境内的侨州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91～398页。
从上表可见，本区接受的移民以湖北为多，尤其集中于汉水流域，而江西、湖南两省由于距中原已远，移民到达的较少，所以仅在北部一小部分设置了几个侨郡县。
到达本区的移民大约有多少？据谭其骧先生统计，自永嘉之乱后至刘宋止，南渡人口（移民及其后代）约有90万，其中居住于今湖北境的约6万，湖南、江西各1万余人[60]，总计本区约有9万人。但考虑到当时南迁的以及南方土著豪强地主均极力吸收北方移民作为部曲、佃客，并加以隐匿的事实，以及侨州郡县之外亦有部分移民定居的情况，华中这时期接纳的北方移民应更多。葛剑雄先生补充说，大明八年（464年）移民及其后裔占迁入地人口比例应高于六分之一，他们的总数可能在200万左右”[61]。而这还没有包括侨置在郡县之外的移民人口，因此，大明时移民及其后裔的数目还应更多，“200万无论如何只是一个下限”[62]。如仍按先前的比率九分之一计，这200万北方移民及其后裔中，华中应有22万以上。
中原移民的大量迁入对华中汉族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巨大和深远的。首先，来自中原的汉族移民对华中汉族原有的语言和文化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晋以前，今华中绝大部分属古楚方言区，赣东北属吴方言区，仅北部邻近中原的边缘地区属中原官话系统[63]。永嘉之乱以后，由于大量中原移民迁入江汉地区、洞庭湖平原和赣北，使本区原有方言格局被打破，现代汉语方言地理的基本格局初具雏形。赣客方言的先声像一个巨大的楔子打进江西地区，把吴语和湘语（古楚语）的联系切断；而在两湖，从江汉平原到洞庭湖北部则出现了西南官话的最初雏形。[64]也就是说，江西赣方言族群开始奠定了其发展基础，江汉平原和湘北一带的早期汉族也在与中原移民的大范围混杂交汇中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据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原来盛行于北方的寒食节，这时期也已经在荆楚民间盛行起来。这昭示着荆楚地区早期汉族在文化心理上正与中原汉族进一步认同起来。这是南方人学习和接受中原语言文化的必然结果。我们甚至可以说，前述将之划入汉族的那些南方土著族群，他们的汉化过程这时期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华中原居山区或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土著族群大批出山，活跃于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等地，而这些地区又正是北方移民迁入较多的地区，加上战乱时期移民流动性较强，他们与出山的少数民族土著族群错居的机会更大，这无疑对出山的少数民族土著族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加速他们的汉化进程。另外，一些中原移民还可能为了避乱而深入山区与少数民族土著族群杂居，虽然他们因人数较少而可能无力同化当地少数民族，但在传播汉文化，加强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感情和文化交流方面，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少数民族族群的“出山”
魏晋南北朝时期华中汉族的大发展还表现在它吸收和同化了大量的少数民族人口。这不仅意味着汉族人口的增多，还意味着汉族人口分布面的扩大，从早期的平原谷地扩展到了南方的部分山区。(www.xing528.com)
这时期“出山”与汉族高度杂居并最终融入汉族的少数民族土著族群主要有：
山越，山越即山居的越人，又称“山民”“宗民”“山夷”，或辱称为“山贼”“山寇”等。他们主要是先秦时期广泛分布于南方地区的越人之后，但也包括了部分因种种原因逃往山区与越人共处杂居的汉人。
秦汉时期，当江南平原地区或交通要道沿线的越人因与汉族杂居而逐渐融入汉族之时，居住在山区的越人仍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色，继续着传统的生活道路。东汉后期以后，伴随着中原汉人的大量南迁，南方的开发逐渐深入，汉族不断向原为越人居住的地区推进。这样，原来“与世隔绝”的山居越人与汉族的接触频繁起来，“山越”活动的记载便频频见于史书，尤以三国时期为甚。
山越的活动广泛见于东南各省，华中的江西和湖南也是山越重要的活动区域。
湖南的山越主要见于湘江干流流域和湘南山区，即相当于东汉时的长沙郡、桂阳郡和零陵郡。这一带地区先秦时期曾是扬越的重要活动地区，秦汉时期由于有属盘瓠蛮种属的长沙武陵蛮迁入，因此不能排除史书记为“山越”有属盘瓠蛮的可能。三国时期长沙郡内之有山越，已见上一节中。零陵郡的山越也见于《三国志》中，该书卷六一《陆凯传》载，五凤二年（255年），陆凯曾“讨山贼陈毖于零陵”。不过总的来说，三国时期湖南境内的山越势力不大，而且随着汉族人口的不断迁入和历代王朝统治的不断加强，湖南山越逐渐融入汉族之中，残余部分可能与向东南方向迁徙的盘瓠蛮融合，发展成南朝时期湘南山区的莫徭。
江西的山越势力颇大，分布的地域也很广。仅据《三国志·吴书》的有关记载，山越的活动就达于今赣西北的永修、奉新，赣南和赣东南的吉水、乐安，以及赣东北的鄱阳等县市境内。不过江西境内所谓的“山越”，有的本已成为编户齐民，如《三国志·吴书·贺齐传》载：建安十八年（213年），“豫章东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为贼乱，众万余人”；建安二十一年（216年），“鄱阳民尤突受曹公印绶，化民为贼”。这些所谓的“贼”，有的研究者也把它视为山越。按《三国志》的行文风格，这一类的“贼”至少是土著，有别于北来汉族。而江西土著族群主要是越人之后，因此把他们也视为山越，似无不可，而且它是否还意味着到三国时期那些已成“编户齐民”的越人土著之后尚未完全汉化呢？
孙吴政权曾多次对江西地区的山越用兵，并迫使部分山越出居平地。如《三国志·吴书·周鲂传》载，周鲂在诱杀了一支山越的首领董嗣后，“嗣弟怖惧，诣武昌降于陆逊，乞出平地，自改为善”。对于仍居住在山区的越人，孙吴政权也将他们处于严密的统治之下。前述孙吴时期今江西境内新增了大量的郡县，由东汉时期的1郡13县增至5郡1都尉57县，江西行政区划的大量增加与汉族的迁入有关，更应与山越的汉化有关。
应该说，江西地区山越绝大部分本来已有相当的汉化基础，前述“化民为贼”者也被视为山越可证，而随着封建王朝政府统治的深入，加上不断有汉族迁入杂居，江西地区的山越加快了汉化的进程。东晋以后，江西地区已几乎不见山越活动的记载。残存的极少部分山越之后可能后来同化于畲族之中。由于畲族从古至今在江西都只有零星分布，因此，随着江西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越人土著最终融于汉族，我们可以说这时汉族已遍布江西各地了。
柤中蛮和雍州蛮，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今湖北省的南漳、宜城一带兴起了一支蛮夷，称“柤中蛮”或“柤中夷”，他们很可能就是东汉时期活动于这一带的中庐骆越”的后裔。《三国志·吴书·朱然传》注引《襄阳记》说：“柤中在上黄界，去襄阳一百五十里。魏时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万余家屯此，分布在中庐、宜城西山，鄢、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陆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谓之柤中。”梅姓是越人大姓，因此柤中蛮很可能是中庐骆越之后。
柤中地近襄阳重镇，正当曹魏和孙吴争战之区，因此柤中蛮屡受孙吴的进攻。徐晃、朱然、诸葛瑾等均曾讨柤中。赤乌九年（246年）朱然第二次攻打柤中时，还曾迫使当地夷夏万余家北迁汉水以北。《晋书·宣帝纪》说，魏正始七年（246年），“吴寇柤中，夷夏万余家避寇北渡沔”。由此可见柤中蛮还是与汉族杂居的，这种情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华中还可能是比较普遍的。柤中蛮在遭到这次打击之后逐渐衰落，北渡沔投靠曹魏者可能融于汉族之中，余部则可能会入后起的“雍州蛮”。
雍州蛮的主体应是巴人种属，魏晋以后，中原和江汉地区动荡不安，原来居住于川鄂山区的巴人趁机大量外迁，其中相当一部分迁到了襄阳一带，并以地名被称为“襄阳蛮”。东晋太元年间（376～396年）于襄阳郡侨置雍州后，他们又被称为“雍州蛮”。由于他们的势力相当大，残余的柤中蛮的活动被掩盖起来了。
侨置雍州治襄阳，在南北朝对峙时期，这里地处南北势力的交会之区，因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也使活动在这里的雍州蛮备受各方重视。南朝在这里设置有宁蛮校尉以镇服诸蛮，并多由雍州刺史兼领。
元嘉八年（431年），刘道产出任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兼襄阳太守。由于他抚治有方，“蛮夷前后叛戾不受化者，并皆顺服，悉出缘沔为居”[65]。但元嘉十九年（442年）道产一死，雍州蛮又大乱，引得刘宋政权多次派大军征讨，并将俘获的蛮人大量迁往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如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刘骏“讨缘沔蛮，移14000余口于京师”[66]。后来沈庆之也将“前后所获蛮，并移都下，以为营户”[67]。这些被迁往京师的蛮人，其结果必然是被汉族所同化。
但留在雍州的蛮夷仍有很多，他们利用雍州的特殊地理位置，依偎于南北两大势力之间，时而北投，时而南附，在夹缝中求生存。直到西魏时期，雍州蛮才完全被宇文泰的西魏政权所控制。
雍州蛮在出居沔水（汉水）谷地后，已广泛与汉人杂居在一起，逐渐汉化。但他们之被完全汉化，当在隋唐之后。据《新唐书·循吏韦景骏传》，唐玄宗时韦景骏出任房州（治今湖北房县）刺史时，见当地犹“有蛮风，无学校，好祀淫鬼”。房州是当时雍州蛮活动的边缘地带，他们的后人到唐中期时就未完全汉化。当然，这个事实也反证襄阳一带的雍州蛮主体的后人，至迟在唐中期已完全汉化了。
江夏蛮和豫州蛮我们在上一节中曾经提到，东汉时期有部分巴人东迁到江夏郡，并以地名被称为江夏蛮。魏晋南北朝时期，他们更加活跃，部落也更盛，广泛分布于江汉平原以东至大别山地区，北部达河南的淮河以南地区。由于居地分散，他们往往又以所在地名见称，如西阳蛮（郡治今湖北黄冈）、新蔡蛮（刘宋置新蔡郡，治今湖北黄梅）、义阳蛮（侨置义阳郡颇多，此义阳郡当为南义阳郡，治今湖北孝感市北的孝昌）、大阳蛮（得名于大阳戎，在今湖北蕲州西北）等等。又由于他们主要活动于后来的侨置豫州境内（州治今湖北黄冈），故又称“豫州蛮”。宋书》卷九七即列有《豫州蛮传》。
西阳蛮是豫州蛮的核心部分，又因郡内有五水，故又称“五水蛮”。《宋书·豫州蛮传》说：“西阳有五水，巴水、蕲水、希水（今浠水）、赤亭水（今举水）、西归水（今倒水），谓之五水蛮，所在并深阻，种落炽盛，历世为盗贼，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可见西阳蛮势力相当繁盛。顾祖禹所说，“当六朝之际，五水群蛮，薮聚于此，山川纠结，难驯易扰”[68]，是有充分的历史根据的。
义阳蛮的势力也曾相当大。西晋太安二年（303年），其首领张昌于安陆县首义后，旬月之间，众至三万，其中有不少汉人起而从之。义军西攻宛（今河南南阳）、襄阳，东破江、扬两州，南攻长沙、湘东、零陵诸郡，举国震动。西晋政府派三路大军，历时一年多才将他们镇压下去，而义阳蛮亦从此势衰。
为了稳定豫州蛮活动地区的局势，南朝历届政府在这里设置了许多左郡左县，并委任蛮族首领担任左郡太守和左县长官。这一措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安定下来的蛮人在与汉族长期杂居的过程中，不断接受汉族的语言与文化，逐渐融合于汉族之中。
隋朝时期，豫州蛮继前述的雍州蛮之后已出现了明显的汉化趋势。《隋书·地理志下》载：“南郡、竟陵、沔阳、沅陵、清江、襄阳、舂陵、汉东、安陆、永安、义阳、九江、江夏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夏不别。其僻处山谷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也就是说，迁出山区与汉族杂居的少数民族土著族群，历经汉魏六朝时期的发展，已逐渐与汉族同化了。而随着这个过程的完成，汉族也基本上完成了在湖北的分布，仅剩鄂西南清江流域尚未有汉人分布了。
傒人，傒人又称溪人，以居于山区平坝地带（所谓溪洞）而得名。《魏书·司马椒传》载：“巴、蜀、蛮、僚、溪、俚、楚、越……言语不同……嗜欲皆异。”可见傒人也是南方地区一个较为古老的民族。
关于傒人，文献记载极少，学术界对其源流和族属的认识也意见不一。吴永章先生认为傒人属盘瓠蛮种属[69]。傒人的分布，大致以湖南为中心，向东扩散到赣水流域，向南延及今广东韶关一带。
上述傒人分布的地区，自秦汉以来已有汉族大量居住，因此傒人到南北朝时期已有长期与汉族杂居的历史，汉化程度相当高，其中不乏具有较高汉文化水平的著名人物。如东晋重臣陶侃、南齐大臣胡谐之等，都是傒人。虽然如此，至迟在南北朝时期，傒人仍保留有自己的语言。《南史·胡谐之传》记载，南齐高帝建元二年（480年），胡谐之为给事中、骁骑将军，“上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二年后，帝问曰：‘卿家人语音已正未？’谐之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惟不能得正音，遂使宫人顿成傒语。’”唐以后，傒人已不再见于记载，他们应已融入汉族之中。
傒人和前述的湖南地区山越之人融入汉族，使汉族在湖南的分布面有所扩大。但湘西、湘西南山区、湘中雪峰山区仍几乎没有汉族迁入定居；湘南地区，汉族也主要集中居住在由岭北通往岭南的两条交通要道沿线附近（一条溯湘江过灵渠下漓江，另一条由今衡阳溯来水越岭而下）。也就是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湖南汉族是成面状分布的，主要在湘江干流，及资、沅、澧三水下游地区，其他地区虽也有汉族分布，但人数并不占优势。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这一特点在华中各族同样表现得十分明显。除上述列举的几个少数民族土著族群融于汉族之外，尚有其他种类的少数民族土著族群如盘瓠蛮等部分融于汉族之中。这说明，今天人口众多的汉族是由多民族的血统融合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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