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真是中国的多事之地，自秦汉汉族在华北形成后，从东汉末起，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大分裂、大动荡、大迁徙、大同化，华北汉族大批南迁，北方少数民族族群入主中原后基本上被汉化，使得华北汉族进行了一次大换血，而发展成隋唐汉族。隋唐汉族在华北稳定发展的时间并不长，随着安史之乱的开始，华北汉族又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南迁移民潮。紧接着就进入了更大动乱的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由于两宋与辽、夏、金、元诸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战争不断，再一次造成了中国的分裂局面，华北再一次出现了大分裂、大动荡、大迁徙、大同化的时代。
（一）华北汉族的南迁
在中国移民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移民潮是北宋末靖康之乱以后所发生的华北汉族的南迁，从此揭开了宋元时期华北汉族南迁的序幕。
北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开始攻宋。十二月，宋徽宗匆忙让位于太子赵桓，是为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金兵攻至黄河北岸，徽宗慌忙带着亲信大臣南下避难。闰十一月二十六日，金军攻陷开封，军民十数万人（一族4万人）夺万胜门出逃。[187]金军占领开封以后，徽宗和钦宗沦为俘虏。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军挟徽、钦二帝和在京宗室、大批工匠北归。五月，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县南），改元建炎，是为高宗，开始建立南宋政权。原在开封的元祐太后（后改称隆祐太后）及未被金人带走的一些大臣不久也迁到南京。自金军攻宋以来短短几年间，战火几乎烧遍整个华北，庄绰说：“建炎元年秋，余下穰下（今河南南阳市）由许昌以趋宋城（今商丘县），几千里无复鸡犬。”[188]河北、河东、山东等地区也好不了多少。“初，敌纵兵四掠，东及沂（治今山东临沂市）密（治今诸城市），西至曹（治今定陶县西）、濮（治今河南濮阳市）、兖（治今山东兖州市）、郓（治今东平县），南至陈（治今河南淮阳县）、蔡（治今汝南县）、汝、颍（治今许昌市），北至河朔（指宋代黄河以北地区），皆被其害，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淮泗之间亦荡然矣。”[189]
在这种不逃即死的局势下，不仅仅皇室、官僚、士大夫纷纷南迁，平民百姓也纷纷南迁，从此掀起了华北汉族南迁的移民潮。
建炎元年（1127年）十一月，张遇率领北方流民渡过长江，进入池州（治今安徽贵池市）。[190]十二月，西京（今河南洛阳市）留守孙昭远引余兵南迁。[191]
建炎三年（1129年）正月，金军进入淮南。二月初，高宗下令“听士民从便避兵”，并令刘正彦部兵护卫皇子和六宫自扬州迁杭州。[192]三日，金军攻陷天长，离扬州只有百里，高宗闻讯大惊，匆匆忙忙带五六内侍和亲军数人乘小渡船渡过长江[193]，百官和百姓有数万人纷纷跟随南渡。[194]史载“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195]从此兵败如山倒，二月，知沧州刘锡率马军数百人千里迢迢经山东退往江南[196]；三月，阁门祗侯张昱自陕府（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弃城引兵南撤，进入和州（治今安徽和县）[197]；四月，御营平寇前将军范琼自寿春（今安徽寿县）渡过淮河，又经蕲州（治今湖北蕲春县北）过长江，进入洪州（治今江西南昌市）[198]；六月，河北人耿坚率所部义军迁入淮南，东京留守杜充引开封军队迁入南方[199]；七月，东京副留守郭仲苟也因缺少粮食率余兵赴行在（今江苏南京市），开封居民万余人随行，“自此京师人来者遂绝矣”。[200]
建炎四年（1130年）八月，光州（治今河南潢川县）守将刘绍先引所部迁至江西九江。[201]同年，知蔡州程昌寓率“竭诚人民、军兵”，自河南迁入鼎州（治今湖南常德市）。[202]
在靖康之乱后南迁北方汉族的总数，据学者研究，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两浙路、江西路、江东路、建康府、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京西南路、湖北路等已有移民及后裔145.3万户，约726万人（以每户5口计）。由于此时距绍兴和约签订不过21年，一般不可能繁衍第三代，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因年龄关系不可能繁衍第二代，估计其中的1/2即360万人为始迁者。如果加上迁入四川、湖南、福建、岭南的移民以及26.4万左右的军人[203]，在绍兴和约签订前估计有500万左右的北方移民迁入并定居在南方[204]，其中华北汉族应在一半以上。
这时华北汉族南迁的路线据吴松弟先生的研究大体上同于晋、唐，南段较晋、唐伸展得更远，不少移民经江浙和福建沿海地带进入广东，或从湖北经湖南，过南岭进入广西和广东。
（二）东北和北方少数民族族群入迁中原
两宋之时，就在华北汉族大批南迁的同时，东北和北方少数民族族群，如渤海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却内迁进入华北。
1.契丹人和渤海人内迁华北
契丹人所建的辽国经略华北的燕云十六州时，将大批契丹人和被征服后渤海人迁入这一地区。
天显元年（926年），太祖耶律阿保机灭渤海国，除将大部分渤海人迁到辽东外，还将其贵族千余户迁于燕，并“给以田畴，捐其赋入，往来贸易关市皆不征”，予以种种优惠，使之定居下来[205]；会同五年（942年），为了加强对燕云地区的控制，太宗下令契丹人户分屯南边[206]，迁入燕云地区。此后，陆陆续续都有契丹人迁居燕云。其中，南京（今北京）一带是契丹和渤海移民最多的地方。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路振出使辽朝，看见南京城内有穿非汉族服装的人，“盖杂契丹、渤海妇女耳”；城中有渤海人组成的兵营，“即辽东之卒也。屯幽州（即南京，宋人仍用唐代的州名）者数千人，并隶元帅府”。[207]经过几次迁移，渤海人已广泛分布在华北（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和今河北山海关附近。[208]
当时契丹人和渤海人，以及其他东北少数民族族群定居燕云的数量，据曹树基先生根据《辽史兵卫志》推测，辽末天祚帝元年（1101年），设在南京（今北京市）、西京（今山西大同市）、平州（治今河北县卢龙县）和奉圣州（治今河北涿鹿县）的宫卫提辖司共37个。宫卫提辖司是既领宫卫兵丁，又领户口的军事行政组织，每提辖司约管宫卫户1500户，37个提辖司共管5.5万余户，如以每户5口计算，约27.5万人；其中，契丹户大约2.2万户，11万人；包括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蕃汉转户3.3万户，16.5万人。[209]由于在辽国占领以前，生活在燕云地区的非汉族人数量有限，上述契丹户和蕃汉转户中的非汉族人绝大多数是外来移民。[210]
太宗天会三年（1125年）金灭辽后，大部分契丹人在金军的武力驱迫下离乡背井，一部分契丹人被编入军队，进入中原作战，而后定居中原；另一部分契丹人则在东北，今内蒙古中部及蒙古国境内进行迁移。经过金初的移民，今华北内蒙古草原的中部、东部及其边缘成为契丹人的重要分布地区。金在此设东北路（治泰州）、西北路（治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西北）和西南路（治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以东）三个招讨司。
2.女真人内迁华北
女真人灭辽建金并开始攻宋后，一批女真人进入华北，有的即留居于此，裴虎山、乌延吾里补、纥古石烈石胡等人便是他们的代表。[211]此外，金将挞懒在占领山东之后，“久居潍州（治今潍坊市）”，“每认山东以为己有”。[212]到太宗天会十年（1132年），“沿河、沿淮及陕西、山东等路，皆驻北军”。[213]从此掀起了女真人以及东北其他少数民族族群内迁华北的移民潮。
史载，从天会十一年（1133年）秋，金“起女真国土人散居汉地”，有组织地将女真人迁入中原。文献记载此事：“尽起本国之土人，棋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21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甚至说：“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惟金主及将相亲属卫兵之家得留。”[215]从熙宗天眷年间到皇统初年1138～1141年），女真人“自本部族徙居中土，与百姓杂处”，“非止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这些在政府组织下，“计其户口给以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食”的移民，在皇统五年（1145年）被称为屯田军。[216]屯田军分布地域极广，“自燕山之南，淮陇之北，皆有之，多至六万人，皆筑垒于村落间”[217]。
皇统九年（1149年），海陵王完颜亮杀熙宗为帝，于贞元元年（1153年）将都城自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市南）迁至燕京，并将女真人特别是上京路的女真人大批迁入中原，关于这次迁移，据《金史》卷四四《兵志》所载大约有12个猛安的女真人内迁华北。[218](www.xing528.com)
在女真人大批内迁华北的同时，契丹、奚、渤海、霫等东北少数民族族群，或由于女真的胁迫，或因女真人以“金帛子女”所诱[219]，也一起进入中原作战。天会四年（1126年）十一月，在中原作战的燕人回答当地人“北中来者是几国人？共有多少兵马”的问话，说：“此中随国相来者，有达靼家，有奚家，有黑水家，有小葫芦（勃律）家，有契丹家，有党项家，有黠戛斯家，有火石家，有回鹘家，有室韦家，有汉儿家，共不见得数目。”[220]故《三朝北盟会编》记载：“河东、河北州县镇防守，每州汉人、契丹、奚家、渤海、金人，众寡不同，大州不过留一千户，县镇百户，多阙额数。”[221]
内迁华北的女真人和其他东北少数民族族群，据张棣《金虏图经》，世宗大定1161～1189年）前后中原共有130余猛安[222]，而大定二十三年金共有202个猛安，15624户，6158636口（其中正V14812669）[223]，中原猛安约占总数的2/3，有40余万户，400余万口，其中由女真、契丹和奚人组成的正口300余万[224]，今京津河北豫北是女真人移民最多的地区，其次是山东和内蒙古阴山以南。这些内迁华北的女真、契丹、奚、渤海等东北少数民族星罗棋布地散布在中原各地，聚族而居，“与汉人错居，每四五十户结为保聚”[225]。
3.蒙古人内迁华北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崛起于蒙古草原。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南宋恭帝德佑二年，1276年）灭宋统一中国，建立了元朝。随着蒙古军队的挺进华北，蒙古人也纷纷内迁华北。
许多蒙古人是随军作战或驻守而内迁华北的。按蒙古人的习惯出征时可带家属同行，作战时屯驻在离前线不远的地方，称为“老小营”。南宋使者孟珙记载道：“其俗出师，不以贵贱，多带妻孥而行，自云用以管行李、衣服、钱物之类。其妇女专管张立毡帐，收卸鞍马、辎重、车驮等物事。”[226]因此，随着蒙古军队的前进，大量的蒙古人全家离开漠北草原，散布到包括华北在内的广阔地区。
《元文类》卷四一《屯戍》载元统一后的驻兵制度，“及天下平，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如和林、云南、回回、辉和尔、河西、辽东、扬州之类），而以蒙古军屯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汉军、特默齐军戍淮江之南以尽南海，而新附军亦间侧焉。蒙古军即营以家，余军岁时践更，皆有成法。”这样华北大地驻扎了不少蒙古军人，他们世代驻守一地而不得变更便在华北定居了下来。
在内迁华北的蒙古人中还有因任官而内迁的，元朝法律规定只有蒙古人或色目人可以任达鲁花赤，而到各地任达鲁花赤的蒙古人往往携家眷赴任，选择较早并且环境尚可的任官地为定居地。如蒙古人塔本默色任卫辉路（治汲县，今河南卫辉市）监郡，遂家汲县。[227]
除内蒙古在元代已成为蒙古人居住的主要地方以外，元代将今北京市和晋冀两省的北部，划属中书省辖地。并定都大都城，因为以今北京区为中心的大都路是蒙古皇室、达官贵人和军人最为集中的地方，蒙古移民较多。自世祖时起，在大都周围先后设置左翊蒙古侍卫、右翊蒙古侍卫、隆福宫左右都威卫使司等蒙古卫军机构，文宗时有百户288员，统军14000～20000人。[228]此外，在大都周围的驿站也有很多蒙古族站户，至元十八年（1281年）以这些站户实行屯田。[229]
大都西面的大同路（治山西大同市，原称西京，又称云州）和朔州由于邻近塞北草原，是元代漠北蒙古人的主要迁入地之一。世祖至元元年（1264年）随阿里不哥南迁的一部分蒙古移民迁入两地。[230]海都叛乱时，南迁的70余万人民大多散居两地之间；至大元年（1308年）漠北贫民大量南迁，朝廷又将其安排在大同、隆兴（今河北张北县）屯田；延祐七年（1320年）又有一批蒙古人迁入大同一带垦种。大同为朝廷安置此次南迁漠北人民的地区之一[231]，难免有许多人会定居在这一带。
大都之南的河间路（治今河间县）和真定路（治今正定县）是蒙古军的重要驻地。仁宗延祐七年（1320年）朝廷曾赈济两路的蒙古军人。此外，河间路辖下的清州（治今青县）和沧州及靖海（今天津静海县）还是元朝重要的军屯地区，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蒙古军3000人在此屯田。[232]
大都以东的永平路（治今卢龙县）是元后期蒙古人的一个重要聚居地。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朝廷于此置营，收养被卖到各地的蒙古人子女共3000户，并立宗仁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统之。[233]
今华北的河南和山东两省境内，在元代分别属河南行省和中书省东南部。这个地区是金朝覆灭前的统治中心，在元统一全国之前又是宋元交界地带，故屯驻的蒙古军队特别多。泰定四年（1327年）前后元朝在此屯驻11万户蒙古军，其中河南省（治今开封市）以西3万户，以南1万户，以北2万户，山东一带5万户。[234]这个地区又是元代屯田的重点地区，蒙古军是屯田生产者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朝廷下令将黄河南、北的荒田分给蒙古军耕种。[235]有时，还有一些蒙古平民自外地迁入河南，仅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一次迁入益都（今山东青州市）耕田的拔都儿部畸零户便有347户。[236]
4.内迁少数民族族群的汉化和华北汉族的发展
少数民族族群的汉化是中国族群关系中一个十分突出的历史现象，前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次波澜壮阔的入主中原的匈奴、鲜卑、乌桓等北方少数民族族群汉化的运动。宋元之时，这种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族群再一次掀起了一个更加波澜壮阔的汉化运动。
在中国这个封建中央集权制根深蒂固的国家中，少数民族族群的汉化，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必然受到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者所执行的政策的影响和规定。在中国历史上，一则由于汉民族人口众多，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在汉族人口的汪洋大海中，从巩固统治地位出发，就不得不同战国时期楚将庄
入滇“变服以其俗以长之”[237]一样，实行汉化政策。二则由于汉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所以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即“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238]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汉民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所吸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239]。
辽、金两国历史上都发生过主张汉化和反对汉化的斗争。辽在太宗死后，发生过主张汉化的耶律培派和反对汉化的述律后培的斗争；金世宗就极力保持女真旧俗，反对汉化。但是，在民族同化风云兴起，成为一股历史潮流之时，汉化就成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辽、金都先后出现过北魏孝文帝式的人物，顺应历史潮流，推行汉化政策。辽圣宗是辽国推行汉化政策的代表。圣宗本人不仅喜读《贞观政要》，而且善吟诗作曲，成了契丹族汉化的带头人。他推行的改革，如仿汉族政权修史体制，编修实录，把《贞观政要》作为治国的经典，提倡汉化了的佛教，不仅使封建制确立，也有力地推进了契丹族的汉化。在金朝，海陵王是女真族的孝文帝。他的魄力和措施毫不逊色于孝文帝，把都城从上京会宁府迁到燕京，表明了汉化的决心。章宗继承海陵王的事业，成了金皇帝中汉文化最高的一人。他规定各地对汉民族先祖帝王伏羲、神农、轩辕、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周文王、武王等要三年一祭，并在京师设女真国子学，诸路设女真府号，教授经书，科举以经书为标准，表明了对汉民族心理素质的继承。
杂居的环境，心理的沟通，掌权者推行汉化政策，虽然都是汉民族同化其他少数民族的重要条件，但决定的因素仍然是汉民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和吸引，如契丹人，在“投下州县”和燕云十六州汉民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下，不仅汉族熟练的生产技术、先进的生产工具吸引了契丹族人，而且还促使契丹人迅速封建化。本来契丹人在大漠之间“畜牧田久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240]。但是在汉族的影响下，早在皇祖匀德实为大迭烈府夷离堇时，就喜稼穑，专意于农”。[241]这虽不代表契丹人已经普遍经营农业，但却反映了契丹人对农业已有了一定的重视。阿保机时，更是从被用长绳连头系之于木，驱往漠北充为奴隶的汉族人民的反抗和逃亡中领悟到：是否学习汉族的先进经济和文化，是关系到契丹国兴衰的大问题。于是，阿保机除“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242]外，还“为城郭官室之制于漠北”[243]，并正君臣，定名分，设置州县，改用汉姓[244]，改变契丹人旧有的统治方式。936年，辽从石敬瑭手中得到了燕云十六州，无论怎样评价这一事件，其给契丹人学习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在客观上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是无可置疑的。所以，经阿保机的经营已跨入封建制门槛的契丹人，在汉族经济的影响下，迅速完成了封建化，景宗时下令说：诸州有逃户庄田，许蕃汉人承佃供给租税。”[245]这一史料对契丹人的封建化作了最好的说明。在文化上，汉语、汉字一直与契丹语、契丹文字一样通行，而契丹文字则是在汉族帮助下创制的。汉族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学一直受到重视，阿保机于神册三年（918年）下诏建孔子庙，“皇太子春秋释奠”[246]。及至道宗，更是诏求乾文阁所缺经籍，命儒臣校雠”，并“诏有司颁作《史记》《汉书》”，在学校颁“五经传疏”[247]，以便士子阅读。道宗本人则经常请人讲解四书五经，并不避夷、狄之讳，浩皓的《松漠纪闻》对此有一段生动的记述：
大辽道宗朝，有汉人讲《论语》，至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宗曰：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耶？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则又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
可见道宗汉化之深。在生活习俗上也多吸收和继承汉族的风俗，如不仅一般情况下喜服汉服，兴宗后大礼时也服汉服了。[248]又如仿汉俗过端午节、重阳节。更有甚者，辽太宗并于会同三年（940年）宣布：“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249]契丹族民谣：“垂杨寄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南婆，我这里嫁个契丹。”[250]都表明在民族同化的风云之中，契丹人与汉族之间结为秦晋之好，民族壁垒最顽固的部分被打破了。
女真族更是如此，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一使“善骑射，喜耕种，好渔猎”，“以物博易，无工匠”[251]的女真人的生产得到发展，出现了“收多支少”的丰收年景。二使女真人社会封建化。女真人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主要表现为“猛安谋克”的封建化。几经南迁的“猛安谋克”领授耕地，散落在汉族地主庄田的汪洋大海之中。金世宗时，租佃关系已经普遍存在。金章宗时又大量解放“二税户”[252]，“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253]，正式承认“猛安谋克”出租土地的合法性。三使女真语言、文化逐步汉化。不仅与汉族人民杂居的“猛安谋克”户学会了汉语，连女真贵族也学会了汉语，甚至不会说女真语了。同时，女真人简译汉姓和改易汉姓的也越来越多，并且“好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254]。最后不得不解除民族间婚姻界限，宣布“屯田军户与所居民为婚姻者听”[255]。于是，“猛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256]。女真族就是这样在被汉族同化的道路上迅速地前进着。
在民族同化风云的席卷之下，杂居得愈久，民族心理沟通得愈深，掌权者推行汉化政策愈积极，汉族先进经济和文化的炭火就越烧越旺，把契丹、女真等民族都汇合到汉族的汪洋大海中去了。元统一中国后，把当时中国境内的人分成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西夏、回回、西域以及留居中国的一些欧洲人；第三等是汉人，包括契丹、女真、高丽和原来金统治下的汉人；第四等是南人，指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和西南各民族人民。这种民族歧视的等级制，固然反映了元统治者分化汉民族，以利其统治的目的，但却客观地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北方自宋、辽、夏“三国鼎立”，以及金与南宋“南北对峙”以来民族同化基本完成的事实。元朝末年，即宣告免除北人与南人的界限。汉民族这个由多民族混血而形成和发展的民族，这时经过宋辽夏金时期大分裂、大动乱的再一次重演，民族同化风云的再一次兴起，在新的基础上，由于又同化了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来越发展了。而华北汉族在这个汉族滚雪球式的发展中再一次大混合，而发展成为一个与隋唐华北汉族不可同日而语的元明华北汉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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