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以后，中原大乱，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四分五裂，到处是纷争战乱和封建割据。在大分裂、大混战、大动荡之中，华北汉族向四处流徙，北方匈奴、鲜卑、乌桓纷纷入主华北，江汉地区的部分蛮族也涌进华北，在华北形成汉族与匈奴、鲜卑、乌桓及蛮族交错杂居的局面。
（一）华北汉族的南迁
东汉末年，在黄巾起义和董卓之乱中，华北一片混乱，汉族人民被迫南迁。初平元年（190年）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董卓挟献帝迁都长安，将洛阳200里内数百万汉族强行西迁[96]，此为华北汉族大规模外迁之始。《三国志》所载，从华北迁入蜀国的汉族移民实例如下表。
表1 迁蜀人物实例
续表
资料来源：《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括号内所注今地以县治为准，仅有郡者即注郡治所在。
上表所列的实例都是蜀国上层人物，下层平民从华北迁入蜀国的也不少，如初平三年（192年）从南阳和关中迁入的有数万人，被刘焉编为“东州兵”[97]。这些“东州兵”加家属，数量当有一二十万。但从《三国志》所载的材料中可知这时从关中入蜀的人很少，因此，这一二十万人中可能大部分是从华北河南南阳入蜀的汉族移民。据葛剑雄先生统计，从华北入蜀汉族的原籍主要有河南的安众、义阳郡、南阳郡、汝南郡、平兴、陈留郡、偃师、洛阳、平舆、南乡、江夏、黾等地；山东的北海郡、阳都、鲁国、山阳等地；河北的涿县、常山郡、真定、魏郡等地；山西的河东郡、解县等地。
从《三国志》所载中从华北迁入吴国的汉族移民实例也不少，如表2。
表2 迁吴人物实例
资料来源：《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括号内所注今地以县治为准，仅有郡者即注郡治所在。
从华北迁吴的汉族移民不少人是率领大批余族和部曲同行的，南迁入吴的基本上在吴国定居下来，也据葛剑雄先生的统计，从华北入吴汉族的原籍主要有河南的宛县、南阳郡、河南郡、颍川郡、陈留郡、陈郡、南顿、汝南郡等地；山东的济阳郡、平原郡、发干、青州、北海郡、黄县、牟平、营陵、莒县、阳都、琅琊郡等地；山西的上党郡等地。[98]
西晋“永嘉之乱”后，在天灾人祸的威逼之下，华北汉族更是大规模南迁。永康二年（301年）聚集在荆州的流民有10余万户，从皇家“太乐”的伶人也逃至荆州[99]来看，从洛阳和中原其他地方避乱荆州的人不少。永嘉四年（310年），华北幽、并、司、冀等州爆发严重蝗灾，洛阳饥荒严重，怀帝向各处求援无果，东海王越以讨石勒为名率4万甲士离洛阳，并将朝廷日常机构全部带走。文武官员、士人、百姓纷纷逃经周边避难。
建武元年（317年）七月，司马睿称晋王之时，华北又大旱，司、冀、并、青等州大蝗灾，冀、青州次年又爆发蝗灾，迫使百姓继续南迁。这次南迁到东晋建立时达到高潮，其中以东晋政权的支柱，大族和官员的南迁为代表，如以王导等为首的琅琊临沂（今山东费县东）王氏[100]，以王承为首的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王氏[101]，以谢鲲为首的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谢氏[102]，以袁瓌为首的陈郡阳夏袁氏[103]，以庾亮为首的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县西北）庾氏[104]，以荀崧为首的颍川（今河南许昌、临颍一带）荀氏[105]，以羊曼为首的泰山南城（今山东平邑县南）羊氏[106]，以周顗为首的汝南安成（今河南汝南县东南）周氏[107]，以蔡谟为首的济阳（陈留）考城（今河南民权县东北）蔡氏[108]，济阳考城江氏[109]，以刁协为首的唯此传称夷为晋护军将军霦孙，而不及霦父散骑常侍统；而《晋书·江统传》作陈留圉人，祖谯郡太守蕤，父南安太守祚。又《晋书·江逌传》也称逌陈留圉人。曾祖蕤谯郡太守，祖允芜湖令，则允与江统之父祚应为兄弟；然《宋书江秉之传》已稳定逌孙秉之为济阳考城人，《南史本传同》至《陈书·江总传》始称“济阳考城人，晋散骑常侍统之十世孙”。按晋惠帝分陈留置济阳，但圉（今河南札县西南）似不得并入考城；而各传均不及江统，亦颇可疑。渤海饶安（今河北盐山县西南）刁氏[110]，以卞壶为首的济阴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卞氏[111]，以郗鉴为首的高平金乡（今山东嘉祥县南）郗氏[112]，以诸葛恢为首的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县南）诸葛氏[113]，以颜含为首的琅琊临沂颜氏[114]，鲁国（今山东曲阜市）孔氏[115]，以毛宝为首的荥阳阳武（今河南原阳县东南）毛氏[116]，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人卫玠[117]，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东南）人温峤[118]等。此外，东晋初的北伐主将祖逖和其弟祖约、发动叛乱的长广掖（今山东莱州市）人苏峻[119]，也是在这一阶段南迁的。[120]
正如葛剑雄先生的研究所示，这个时期华北汉族外迁最大的特点是大都以原籍或宗族为单位，或依附于原籍的强宗大族、地方官员，集体行动。这既是在迁出地长期形成的乡土情谊和宗族观念[121]的必然延续，也是在战乱环境中长途迁移的需要。至于北方名门大族的首领、地方官员、豪强、士人，因具有军政实力、社会地位或指挥组织能力，自然成为各个移民团体的领袖。对他们来说，这既是尽了道义上的责任，也是维护本人、本家族或本地人的利益基础的手段。所以一个移民团体往往有数百上千人，甚至数万人，如上述褚翜所率。又如河北范阳道县人祖逖家“世吏二千石，为北州旧姓”，“及京师大乱，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又多权略，是以少长咸宗之，推逖为行主”。[122]东莞姑幕（今山东诸城市西北）人徐澄之为州治中，“遂与乡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123]。由于华北汉族大批南迁，东晋初大兴三年（320年）七月，元帝以从琅琊国（都开阳，今山东临沂市北，辖境约相当周围数县）迁来的近千户在其侨居地建康置怀德县[124]，是专为北方移民设置的第一个行政区。以后又在北方移民集中定居的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和江南沿江一带设置了以安置华北汉族移民为主的侨州、侨郡和侨县，如在江北置有兖、幽、冀、青、并等州。[125]
华北汉族南迁的浪潮直到北朝仍不止，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华北青州、兖州、冀州汉族移民约2万家南迁入宋，何承天向宋主献策称：“今青、兖旧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2万家，此寇之资也。今悉可内徙，青州民移东莱、平昌、北海诸郡，兖州、冀州移泰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沭右沂，田良野沃，西阻兰陵，北扼大岘，四塞之内，其号险固。民性重迁，暗于图始，无虏之时，喜生咨怨。今新被抄掠，余惧未息，若晓示安危，居以乐上，宜其歌忭就路，视迁如归。”[126]对此条史料葛剑雄先生认为从当时形势分析，已经聚集在宋魏交界处的数万难民迁入宋境的可能性是很大的。[127]此外，太平真君六年（445年）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县西南）薛永宗起兵，次年败死，族人薛安都投宋，又北上招集，至以魏兵势盛而退回襄阳。薛氏“世为强族，同姓有三千家”，安都虽战败而归，带回的族人也还不少[128]。
永嘉之乱所引发的华北汉族南迁的高潮历时100多年，计其余波更长达近300年，其南迁的路线据葛剑雄在《中国移民史》中研究前后大致相同，主要有东、中两线：
东线以淮河及其支流（包括当时入淮各水）汝、颍、沙、
（涡）、睢、汴、泗、沂、沐等水和沟通江淮的邗沟构成主要水路，辅以各水间陆路。不仅在今河南、山东、安徽和江苏北部的司、豫、兖、青、徐诸州移民大多由此线南渡，就是在今山西、河北的并州、冀州、幽州的流民也多数在渡过黄河后循此线而南。由今河南和淮北渡淮的北人往往居留于淮南，或继续由陆路南下，渡江后定居于皖南、赣北沿江地带。由今山东、豫东而下的流民一般居于沿泗水的彭城、下相、淮阴一带，或渡淮居于苏北，或由邗沟南下广陵（今扬州市西北），过江至京口（今镇江市），聚居于江南。还有少数人由山东或苏北航海至广陵或江南，甚至直接到达东南、南方沿海。此线的起点是西晋、十六国和北朝经济文化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终点又是东晋、南朝政治中心所在和经济文化最发达地区，所以是最重要的一线。永嘉后的北人南迁，特别是宗室贵族、文武大臣、世家大族，多数经由此线。江淮间和苏南、皖南是侨州郡县的主要设置区，也是北方移民最集中的地方。
中线起点主要是洛阳，由洛阳经南阳盆地至襄阳，然后再由汉水东南下。在今山西和河南西部的流民大多走此线，南迁后往往定居于襄阳、江陵等汉水流域和长江中游地区。也有一部分人从南阳盆地东南越过桐柏山、大别山的隘口进入江汉平原。
（二）北方少数民族族群向华北的大迁移
东汉末年，北方少数民族族群，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向华北的大迁移。
驰骋漠北300余年的匈奴，于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年）分裂为南北二部后，南匈奴内附，入居塞内，从此掀起了匈奴人南迁的移民潮。
《晋书·载记序》亦云：“汉宣帝初纳呼韩，居之亭鄣，委以侯望，始宽戎狄。光武亦以南庭（南匈奴）数万人徙入西河，后亦转至五原（治所在今包头市西北），连延七郡。”
中平二年（185年），南匈奴“单于羌渠使子于扶罗将兵助汉讨平黄中，会羌渠为国人所杀，于扶罗以其众留汉，自立为单于，属董卓之乱，寇掠太原、河东、屯于河内”[129]。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编组匈奴部众，“分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魏末，复改帅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于太原故泫氏县；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太陵县”[130]。
泰始二年（266年），有塞外匈奴二万余落来降，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东平诸郡均有匈奴人居住。[131]
太康二年（281年），有匈奴2.93万人降晋。太康四年（283年），又有匈奴十万余口诣雍州刺史王骏降附。次年，匈奴都督率种落1.15万口降晋，都入居塞内。[132]
南下内迁的匈奴中，除南匈奴外，还有被称为“屠各胡”[133]“卢水胡”“羯胡”和“稽胡”的匈奴人。
屠各胡，汉末从威武向东，北地、五原、西河及至并州（治所在今太原市西南）都已有其踪迹。魏晋以后，他们在华北的分布更为广泛，在太行山东麓，屠各胡与乌丸等人杂居。[134]
羯胡，主要指内迁河北、山西的匈奴人，所以沈休文《齐安陆昭王碑》李善注引朱风《晋书》称：“前后徙河北诸郡县，居山间，谓之羯胡。”[135]十六国时期闻名遐迩的石勒就是羯胡人[136]，故《魏书·羯胡石勒传》云：“其先匈奴别部，分散居于上党、武乡、羯室，因号羯胡。”
稽胡，又称山胡、生胡、步落稽。《周书·异域传》云：“稽胡，盖匈奴别种刘元海五部之苗裔也……自离石以西，安定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各间，种落繁炽。……凶悍恃险，数为寇乱。魏孝昌中有刘蠡升者居云阳谷，自称天子，立年号，署百官。……蠡升遂分遣部众，抄掠居民，汾晋之间，略无宁岁。”《周书·韦孝宽传》亦云：“汾州（治所在今山西隰县）之北，离石（今山西离石县）以南，悉是生胡。”
总之，上述这些情况都表明，当时华北的并州和幽州等地，已遍布匈奴及其部落。
在匈奴南下向内地大迁移的同时，乌桓、鲜卑也开始大举内迁。
乌桓，又称乌丸，原居西辽河地区，早在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武帝派霍去病击匈奴时，就把乌桓人徙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诸郡塞外。东汉时，建武二十五年（49年），“乌丸大人郝县等九千余人率众诣关，封其渠帅为侯王者八十余人，始居塞内，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137]。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征辽西乌桓，首虏20余万人，余部逃往辽东，被辽东太守公孙康截击，余众万余落，悉徙居内地。[138]所以《三国志·魏志·乌丸传》载：“幽州、并州，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帅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于是，三国以后，乌桓已分别编入军伍了。鲜卑，自178～184年，东汉光和年间檀石槐以后，诸部落各自发展，分别迁入内地，其情况大致如下：
慕容部于曹魏初年，由大帅莫护跋率其部众入居辽西，跟从司马懿征讨辽东公孙渊有功，被封为率义王，居于棘城（今辽宁义县）之西；西晋时，莫护跋的曾孙慕容廆迁居大棘城；廆死后，其立者慕容皝迁居龙城，自称燕王，皝死后，第二子慕容隽继位，入中原征讨石闵，于是中原归入前燕慕容氏治下，隽迁都于邺城。
乞国仁在前秦亡后自称大单于，建立了西秦，并在他控制的地区设置了武城、武阳、安固、武始、汉阳、天水、略阳、漒川、甘松、匡朋、白马、苑川12部。国仁之弟乞伏乾归时又占据了陇西、巴西之地。
拓跋部，原居大兴安岭北段的东麓、嫩江支流甘河的上源，于宣“皇帝”推寅时南迁到大泽，又于洁汾时始居匈奴故地[139]，再于洁汾子力微时迁居定襄之盛乐今山西归化城南）。及至拓跋畦建立北魏，挥师南进，消灭了夏、北燕、北凉几个政权。献文帝拓跋弘皇兴年间，又从南朝刘宋手中夺得三齐之地，北方完全纳入拓跋部治下。(www.xing528.com)
从上所述鲜卑内迁之情况，可见自十六国至北朝，鲜卑人已是遍布中原大地了。
综上所述，可见从东汉末年以来，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族群：匈奴、乌桓、鲜卑等大规模向华北迁移，正如西晋初年郭钦上书所说：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140]
（三）华北汉族与入迁华北北方少数民族族群的大混杂
北方少数民族族群向内地大迁移的结果，不仅使中原地区人口激增，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华北汉族与入迁华北的北方少数民族族群在中原大地上大混杂的态势。
东汉末年以来，向内地大迁移的北方少数民族族群的人口数量是很多的。以匈奴人为例，据《晋书·匈奴传》记载，魏时入塞的匈奴人有左部都尉所统万余落，右部都尉6000余落，共计3万落左右，以1落5口计，约有15万口匈奴人迁入华北。故江统在《徙戎论》中极言匈奴人口之盛，谓“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141]。户数还不足6万。十六国时，早在前燕已有大批鲜卑人随慕容隽入居中原，370年，苻坚灭前燕，曾“徙（慕容）暐及其王公已下并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142]。386年，西燕慕容频率鲜卑男女40余万口去长安而东。
这样，由于北方少数民族族群的大量迁入华北，使华北的人口数量激增，查晋书·地理志》，景元四年（263年）魏灭蜀时，魏蜀二国人口仅“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但17年后，到280年，即晋太康元年，此地区的所有户口见表3。
表3 晋太康元年人口统计表
资料来源：《晋书·地理志》。
17年中，由94万户激增至230多万户，其中除自然增加的以外，大多是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土著族群。据估计这时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土著族群其总数超过200万。由于属于华北的司州、兖州、豫州、冀州、幽州、平州、并州共有1128296户，占总户数的49%，故迁入华北的北方少数民族族群人数也应在100万左右。
再来看民族大混杂的情况。东汉末年以来，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和部族内迁，造成各民族大混杂的情况大约有以下四种。
1.降附内迁的混杂
以降附最多的匈奴人为例，前已述及，早在东汉初，50年时，南匈奴降汉，第一次大规模向中原地区迁徙，分其30万部众居于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等八郡之地，“与汉人杂处”[143]。其后，由于南匈奴不断发生内乱，降附汉王朝的匈奴人南下内迁的为数更多。东汉末年，原居八郡之地的匈奴人多数集中到汾河流域的并州中部一带。216年，曹操分匈奴人五万余落为左右南北中五部，正如《晋书·匈奴传》所说，南匈奴“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于是，中原西北部地区遂出现了匈奴人与汉族人大混杂的局面。
2.当田客和沦为奴隶的混杂
魏晋时，由于战争祸乱，人口锐减，劳动力严重不足，汉族统治阶级常常招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和部族的人为“田客”。《晋书·王恂传》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其云：“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更有甚者，有的统治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贩卖少数民族和部族的人为奴隶。羯胡人石勒的身世就是一个典型。开初，石勒曾在部人郭敬、地主宇驰家做田客。晋惠帝末年，并州荒乱，石勒和本族人外出逃生，穷极无路，又回宇驰处。这时北部都尉刘监欲缚卖之，得宇驰保护而免。后外出纳降都尉李川时，路遇郭敬，石勒说：“今日大饿，不可守穷。诸胡饥甚，宜诱将冀州就食。因执卖之，可以两济。”提出了将并州“诸胡”卖到冀州为奴的办法。并州刺史司马腾就大规模地实行了这个办法，“虏群胡，将诣冀州”[144]。石勒也被捉去卖到了山东花平县。这种用少数民族和部族的人当田客和奴隶的情况，使得北方各族人民之间的混杂更为加深，出现了犬牙交错之势。
3.流亡中的混杂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的爆发，黄河流域又发生了大蝗灾、大瘟疫。在天灾人祸的逼迫下，西晋统治下的各族人民被迫流亡。《晋书·食货志》说：“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盲目逃命的小股流民群多得数不清，大的流民群则有：河东、平阳、弘农、上党诸郡流民数万家散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一带[145]；到幽州“乞活”的田禋一部就有5万人[146]。这种流亡所造成的人口大移徙，使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族群更加犬牙交错地混杂在一起。
4.“散诸部落、同为编民”的混杂
早在曹魏之时，为“天下名骑”的三郡乌丸，其家属住在指定的郡县内，到魏文帝时，又将与汉人杂居的乌丸改成向政府交租调的编户。[147]后来，随着历史的进步，到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之时，迁入内地的北方少数民族族群，其原有的氏族军事组织不能再维持下去而渐趋于解体，遂与内地汉人民户一样同为“编民”了。《魏书·官氏志》云：“四方诸部，岁时朝贡，登国初，太祖（拓跋硅）散诸部落，始同编民。”《北史·贺纳传》亦云：“纳从道武平中原，其后分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有的还“悉令造籍”[148]。这样，“散诸部落”的结果，使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族群原来的氏族制度被粉碎了；而“分土定居”“悉令造籍”“同为编民”的结果，又使得迁入华北的少数民族族群各归里甲组织，与汉族人民糅杂在一起了。
这样，东汉末年以来，南匈奴入居塞内，并逐步南迁居于并州汾水流域；鲜卑慕容部和拓跋部先后在中原建立了前燕、后燕、南燕、西秦及北魏等政权，大量迁居黄河流域；羯胡则徙居上党武乡一带；原居湘、鄂一带的部分蛮族也进入黄河流域，北魏宣武帝时，大阳蛮28000户内附，李崇还将鲁阳蛮10000多家迁至河北诸州及6镇。在长城以内及黄河流域的广大华北地区，造成了北方各族群大混杂的形势，组成了一幅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族群交错杂居的历史图画。
（四）北方少数民族族群的汉化和汉族的发展
民族大迁移造成了民族大混杂的态势，民族大混杂又促成了民族大同化的风起云涌。
所谓民族同化，即一个民族丧失本民族特征，变成另一个民族的问题，不外乎有暴力和非暴力，或称为强迫同化和自然同化两种，但民族同化的途径却是多种多样的。魏晋南北朝时北方各族人民大同化的内涵，就是汉民族同化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和部族，这个同化过程大致是经过下面三条途径进行的。
1.汉民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前述匈奴人迁入八郡之地，特别是曹操分匈奴为五部之后，在汉民族先进的农业经济的影响下，世代以游牧为生的匈奴人逐渐定居务农了。《三国志·魏志·梁习传》在叙述了匈奴壮丁经过改编调发之后，“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百姓布野，勤劝农桑”。匈奴人与汉人杂居愈久，则接受汉文化也愈深。魏晋以后，匈奴人都改用汉姓，用汉语了。如前赵称汉王的刘渊，就以上党儒生崔游为师，学习《易》《诗》《书》三经，尤好《春秋左氏传》及孙、吴兵法，并博览《史记》《汉书》汉民族文化史籍经典。刘渊子刘聪、侄刘曜都是精通汉文化的匈奴人。氐人也是这样，魏晋时，氐人散居扶风、始平、京兆等地，在汉民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下，汉语成了氐人通用的语言。苻坚8岁从师学经，对经学造诣很深。他即位后，提倡儒学，很快汉化，“姓如中国之姓矣”[149]。鲜卑慕容部在建立前燕过程中，在汉族士大夫指导下，仿照魏晋制度，建立学校，自编汉语课本，“考试优劣”[150]。而显赫有名的北魏孝文帝更是雅好读书，手不释卷，通五经百家文学，能文章词赋。这些情况，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在长时期的征服中间，文明较低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上，也不得不和那个国度被征服以后所保有较高的‘经济情况’相适应；他们为被征服的人民所同化。”[151]所以《晋书·慕容廆载记》云：“迁邑于辽东北，于是渐慕诸夏之风矣。”可见汉民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对当时文明程度还比较低的北方少数民族和部族是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的。正因为如此，慕容廆才坦然明言：“吾先公以来，也奉中国，且华裔理殊，强弱固别，岂能与晋竞乎？”[152]汉民族的这种吸引力，既是其内聚力的表现，又是其同化力的反映。这样，文明程度较低的北方少数民族和部族，进入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后，如同进入大熔炉，在越烧越旺的汉民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的烈火中，无一例外地被汉民族同化了。
2.少数民族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的改革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北方民族大同化中，出现了一种一反常态的特殊的历史现象，那就是入主中原，建立了割据政权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以征服者的资格，统治者的权力，推行被征服者——汉民族的制度和文化。也就是说不是强迫被征服者丧失民族特性，被征服者所同化，而是强制征服者丧失民族特性，被被征服者所同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北魏孝文帝变俗迁洛，改姓制服，禁绝旧言的汉化改革。孝文帝为什么要推行汉化政策？《魏书·任城王云传》附《子澄传》中记述的孝文帝与拓跋澄的一段对话作了很好的解释，其言：
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任城意以为如何？澄曰：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
但是，孝文帝要在鲜卑本民族中推行汉文化政策谈何容易？不仅世居平城有了家业的鲜卑贵族不想迁动，而且要迁都洛阳，风土、人情以至气候的适应也不容易，更何况惯于“用武”的鲜卑贵族要进行“文治”，就意味着既得利益的行将丧失，所以在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之初，几乎遭到了大部分鲜卑贵族的反对。因此，在迁都问题上，当孝文帝宣布：“欲迁者左，不欲者右”时，自安定王拓跋休以下“相率如右”，表示“不欲”。[153]可见，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既不同于汉民族统治者强行推行同化的政策，也不同于各民族人民之间的自然同化，确实是一种一反常态的特殊的同化途径，因此实行起来“诚知不易”。
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民族大同化风起云涌之时，顺应民族同化潮流的孝文帝，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坚定地强制推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他迁都洛阳，禁止鲜卑落后风俗，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改服汉服，不准穿本族服装，改鲜卑二字、三字复姓为汉语单姓，本人即改姓“元”；禁说鲜卑话，改说汉语。凡此等等措施的落实，毫无疑义。其结果就是使鲜卑人从本质到形式上都迅速丧失基本民族的特性，变成汉人了。
需要在此顺便说明的是，掌握了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如果在民族同化风起云涌之时，能顺应民族同化的历史潮流，推行汉化政策，那就必然会加速同化的进程。可见，从同化速度这个意义上来说，少数民族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是加速同化的关键。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会出现少数民族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改革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巩固其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恐怕也是汉民族内聚力和同化力的集中表现。
3.各族人民联合反抗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共同斗争的结果
魏晋南北朝时，多次爆发了各族人民联合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斗争。西晋末年，各族人民的反晋斗争虽然出现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交叉的复杂情况，但在反晋之初，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北方各族人民，包括汉族人民在内，仍然纷纷响应。如匈奴人刘渊反晋之初，投奔者络绎不绝，不到20天就发展到5万人。而刘渊为了争取更多的汉族人民的支持，宣称自己是汉王朝的合法继承者，自称汉王，立国号为汉。这种情况，不管反晋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本意如何，在客观上也是有利于各族人民的相互联系和了解，有利于各族人民心理沟通的。
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大起义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加强了各族人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了解。促进了各族人民心理的沟通。众所周知，这次起义的主要特点，就是各民族被压迫阶级联合反抗共同的敌人——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的联合统治。如沃野镇匈奴人破六韩拔陵起义，得到六镇各族士兵和被压迫的各族人民的响应。在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破六韩拔陵起义失败后，余众被北魏政府安置在冀、定、瀛三州，而作为镇兵的杜洛固和丁零人鲜于修礼分别率河北农民起义，后又都为汉族人葛荣所统率，突出表现了各族人民联合起义，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情谊。大家生死与共，民族成见和隔阂自然逐渐消除。
正因为有了各族人民这种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所以各民族人民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了解，就从语言、经济、文化、风俗等民族的外部形态，发展到民族的心理素质的深层之中。而各民族心理的沟通，自然加速了民族界线的融解。“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须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54]因此，民族同化这样宏大的历史活动，绝不是仅凭统治者的权力和意志就可以奏效的，而必须在各族人民参入之后，随着群众队伍的扩大，民族隔阂和成见才能真正消除，民族界线才会完全融解，其结果必然是迁入华北的北方少数民族族群的汉化。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北方少数民族族群从大迁移到大混杂，从大混杂到大同化，打破了地域范围，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改换了民族语言，甚至改变了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经历了长达300多年的汉化的历史过程。
在十六国时期，匈奴人刘氏建立的前赵政权崩溃后，平阳及附近地区的匈奴、鲜卑、氐、羌以及乌丸6夷20万户，刘曜迁长安的上邦氐羌20余万口，都汉化了。
匈奴羯胡人石勒建立的后赵聚集20万人，在被西魏灭国后，也很快汉化了。建立前燕的鲜卑慕容部，早在慕容廆迁都棘城时，就收容汉族流民和士族数万家，汉化已较深；慕容隽入都蓟，迁鲜卑、胡羯3000余户；前秦灭前燕时，迁鲜卑0000余户到长安，这些鲜卑慕容部最后也都汉化了。总之，到了北魏后期，早期迁入华北的匈奴、乌桓，以及稍后的鲜卑慕容部，在中原地区已不复可见，在汉人和后起的胡人眼中，他们与汉人已没有什么区别了。
在北朝时期，由于文明程度较低的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更大的规模掳获人口，充实都城，用作奴隶，所以这时汉化的范围和规模比十六国时期更大更广，风更急，云更涌。据部分材料统计，北魏掳获和附降的各族人口达一二百万。396年，魏道武帝攻后燕时出兵多至40万，足见北魏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大国。后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的改革，又经北周周武帝在“先治心”“择贤良”为中心内容的“六条诏书”[155]指示下，所进行的推行汉化政策的改革，不仅通过大规模地释放奴婢（包括官府控制的所有杂户和僧侣地主控制的僧祇户、寺户、沙门），使北方人户得到了澄清，而且通过创府兵制度的兵制改革，扩大了府兵中汉族的成分，使北魏以来最顽固，也是最后的一个民族壁垒——兵制上的民族界线被打破了。于是后起的鲜卑拓跋部、宇文部入隋后也最后被汉化了。及至唐代，尽管唐皇室以及诸多勋戚将相大臣的先世或出于北朝时期的少数民族，或杂有少数民族的血统，但他们已没有任何原有民族的心理状况和民族感情，所有的只是汉民族的一切特征了。这样，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自夏、商、周、秦、汉以来，中国北方前后出现的各少数民族族群，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同化，到隋灭周至唐王朝时，基本上都丧失了本民族的特性，销声匿迹，被汉化了。而华北汉族经过这一个历史时期血的洗礼以后，也已脱胎换骨发展成为一个“混血”的新汉族。与秦汉时的华北汉族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