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统一：华夏民族向汉族的发展

一、秦汉华夏民族从统一向汉民族的发展

（一）华夏民族的统一

华夏民族要统一，这已成为战国时期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出人意料地落到了秦国身上。

秦为什么能完成统一华夏民族的伟大历史使命呢？公元前395年，秦孝公重用卫国人商鞅实行变法改革。商鞅变法的内容是大家所熟悉的，在这里笔者主要从秦吸收、继承和发展周文化方面来考察。一方面，商鞅“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实行编户制和“连坐法”；“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从而“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并“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79]县，古称邦畿千里之地为县，后亦称王畿内都邑为县，其后诸侯境内之地亦称县。春秋时期，作为地方行政区划最初只是设置在边地，并封给有军功之臣，所以晋国赵简子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80]秦推行县制，不仅吸收、继承了周文化的传统，由于其作为法令在全国推行，就春秋以来出现的县制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从而大大发展了周文化。更重要的是秦实行编户制，“连坐法”，废除世卿世禄制度，推行县制这一系列变法，对西周以来一直存在着的氏族血缘关系是摧毁性的打击，从而为华夏民族的统一提供了地域关系的基础。

另一方面，商鞅“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又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宣布“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81]秦这样奖励耕织，奖励个体小农经济，正是对周文化重农思想的继承；废井田，开阡陌虽然是对井田制的否定，但却是对正在各诸侯国中兴起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肯定和发展。秦在经济上的这一系列措施，既继承了周文化，又发展了周文化。这也正是秦国商鞅变法，比单纯“要在疆兵”^[82]的楚国吴起变法彻底、高明和伟大之处。^[83]而统一度量衡是大大有利于加强民族共同体内部的经济联系性的。无疑，这些经济上的变法措施对华夏民族的统一，在共同经济生活方面是有着特殊意义的。

这样，秦对周文化的继承，特别是其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对周文化创造性的发展，使之后来居上，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还是经济上、文化上，都赶到了历史前列。秦不仅打败了韩、赵、魏三国，夺得了魏在河西的全部土地，而且不断向西、向南、向北扩张，先后兼并了周围一些侯国和少数部落、部族或民族，增置了黔中郡、巫郡、南郡、南阳郡、三川郡、上党郡、太原郡等，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昔日西方落后的戎族小国，一跃而成了完成华夏民族统一伟大历史使命的承担者。

挑起完成统一大业重担的是秦始皇。从公元前230年灭韩，到公元前221年灭齐，秦始皇用10年的时间统一了六国，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割据纷争的状态，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朝，这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是有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的。仅就民族形成问题来说，秦王朝的建立，是华夏民族统一的标志。自春秋以来涌起的民族大融合的潮流，历经近五个半世纪，终于以华夏民族的统一而告结束。

秦始皇凭借其手中掌握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从政治到经济，从地域到语言文字，从思想意识到文化生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统一华夏民族。

秦始皇所有的措施，完全是借助于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权威进行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秦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建立，华夏民族的发展很可能会走上西欧或阿拉伯的道路。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秦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建立，对华夏民族各支系的统一，以及对华夏民族从雏型到定型发育过程的完成，都是有决定作用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秦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建立，也就没有华夏民族的统一，也就没有华夏民族定型的完成，更没有汉民族的形成。

华夏民族经过五个半世纪的风雨，开始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二）汉民族在“大一统”中形成

历史总是多层次、多侧面、立体式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当秦始皇以其赫赫大功，彪炳于中国历史和汉民族发展史之际，带给人民的却是繁役重赋，苛法酷刑，饥饿与死亡，社会的各种矛盾迅速地交汇而激化，强大一时的秦王朝统一后仅15年，即在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的狂飙之中土崩瓦解，继之而起的是继承“秦制”的汉王朝。华夏民族在这个历史的急骤转变过程中，也随之发展、转化，形成为汉民族。“汉承秦制”，从汉民族形成的意义上来说，可以认为是汉民族完全继承，并发展了华夏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特征。(www.xing528.com)

华夏民族是如何发展、转化为汉民族的呢？

汉承秦制，汉王朝完全继承了秦王朝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政体，并根据其巩固统治的需要而大大发展了中央集权制。这种“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不仅大大强化了汉王朝的国家机器，也大大强化了汉民族的统一性。

中央集权的秦王朝虽然覆灭于农民战争的洪流之中，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经过农民战争风暴的洗礼，在汉王朝“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反而更加强大。特别是汉武帝“兼文武，席卷四海”^[84]，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加强中央集权国家的一系列措施，使“海内一统”^[85]，华夏民族迅速完成了从华夏民族向汉民族的发展和转化。

在政治上，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创设了刺史制度，把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域，叫13州部。每部派一名刺史，巡行监察郡国，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此其一。其二，实行“编户齐民”^[86]，户口簿上登记了居民的年龄、性别、亲属关系以及土地财产等情况，并规定：非经政府允许，人民不得任意迁徙。使国家直接控制民户。其三，实行“削藩”，逐步剥夺各诸侯王国的部分土地，归中央直接统辖。在这个过程中，汉景帝还以果断的行动，于公元前145年一举平定了“七国之乱”，把各诸侯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任免权收归中央，侯国的独立地位被取消了。汉武帝时，为了进一步削弱侯国割据势力，还于公元前127年颁布了“推恩令”：诸侯王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以外，可以推恩把自己的部分封地分给子弟，由皇帝制定封号，于是由郡统辖的，只能衣食租税的小侯国越来越多，而诸侯王国的封地却越来越小。后又颁布“左官律”和“附益阿党之法”，限制诸侯王结党营私，进一步限制了诸侯王政治势力的发展，并以种种借口夺爵或废除侯王，使侯国的数目也越来越少。显然，这些政治上的措施，从民族形成的意义上来说，都有利于民族内部团结的加强，有利于民族共同地域的稳定。

在经济上，实行均输法和平准法。公元前110年，由大司农桑弘羊建议，汉武帝颁布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即由均输官掌管各地输京物品的买卖和运输。它的推行，消除了郡国运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87]的现象，有利于各地经济联系。平准法即在京师设平准官，统一调剂运输和平抑物价，“贵则卖之，贱则买之”^[88]。这样，以京师为中心，建立起了规模巨大的全国范围的商业网，商品流通借助于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力量而大大发展。另外，又统一和稳定币制。汉初，因为“秦半两”太重，使用不便，允许私铸一种轻而小的“荚钱”，结果使铜钱轻重不一，造成货币混乱。公元前113年，汉武帝整顿了币制，把铸币权收归中央，并宣布销废郡国铸造的各种铜钱，颁行名为“三官钱”的五铢钱。因其质好量足，轻重合宜，适合于当时社会经济的需要，自汉至隋700多年间，虽中经南北朝之钱制混乱，但隋时仍以五铢钱统一全国的币制。显然，汉武帝的这些措施，对于民族共同体来说，都是有利于加强汉民族内部的经济联系性，有利于汉民族共同经济生活的统一和稳定的。

在文化上，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春秋’大一统”之义成为汉王朝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使儒学取得了统治地位。这对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影响极大。

“‘春秋’大一统”之义成为中央集权国家的理论基础，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统一历史主流的前进，也是维系汉民族长期稳定的思想纽带。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思想是孔子的政治理想，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89]在这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孔子所主张的大一统，只是要求天子治天下，诸侯治本国。但是这种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思想的萌芽却是有进步意义的。董仲舒继承并发挥了“大一统”的思想，他在汉武帝策问贤良文学时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90]在这里，他宣称《春秋》提出的大一统思想，是谁也不可违抗的最高原则，是天地之常道，古今之通义。他的所谓“大一统”，就是损抑诸侯，一统于天子，并使四海“来臣”。于是，在孔子的旗帜下，他把儒家各派和“百家”学说在《春秋公羊》的名义下统一起来了，如他把儒家汤武革命、天命靡常的学说与阴阳五行家的五德终始学统一了起来，把儒家的仁义与黄老刑名之学统一了起来，把儒家与墨家的义利学统一了起来，把孟子的性善说与荀子的性恶说统一了起来。这种以孔子儒学为脊梁的“百家”学说的统一体，既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华夏民族向汉民族发展、转化为统一和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纲”“五常”封建伦理观念的建立，“人伦”关系的系统化和理论化，使儒学成了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血肉部分。孔子经典性地提出了关于“仁”的道德伦理学说，认为人与人之间要相爱，“仁”的标准是“礼”。关于“仁”和“礼”，可以用孔子自己讲的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91]。董仲舒则根据孔子的仁义道德伦理思想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又进一步发挥，系统地提出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思想体系。他认为“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92]。在天道之下，“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乡党有序，则民有所让而民不敢争”^[93]。董仲舒又吸收韩非子的学说，提出如同天地阴阳一样，由天的意志决定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即“三纲”。而维护和调整“三纲”的永恒不变的道德原则就是“仁、义、礼、智、信”，即五常”。在此基础上，构成了维护整个封建制度的四大权力：神权、政权、族权、夫权。无须多言，董仲舒所提出和建立的这一整套封建的“人伦”道德观念，对中国社会的消极影响乃至反动作用是人们共知的。但是，我们也必须充分估计到这种人伦”道德观念，对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和发展的无孔不入的深远影响。

这种影响和作用特别集中地表现在“孝”上。汉代把“孝”看成是各种道德的根本，确立了“以孝治天下”的方针，使“孝”通过政治的、思想的、教育的、伦理的、艺术的、礼仪的种种渠道。渗透到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使孝”在社会各个角落有形或无形地发生着巨大的作用，“得万国之欢心”“得百姓之欢心”“得人之欢心”^[94]，从而使儒学成为汉民族的心理素质的血肉部分。

汉王朝，特别是汉武帝时使“海内一统”的种种措施的实施，都表明汉王朝时中央集权国家更集中、更强大，使“大一统”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华夏民族就是在这种“海内为一”^[95]的“大一统”中完成了向汉民族的发展和转化，从此以后，汉民族以世界上最大、最古老民族的英姿，高耸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