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先秦的华北族群
先秦时期，经历了夏、商、周三代，到西周时，华北地区主要有以下族群。
（一）周人
居住在陕甘渭水上游的溱、沮流域之间的周人，原来是商王朝部属的周部落，在臣属于商王朝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了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在“克商”中建立了周王朝，发展成了周民族。因周民族崛起于周原，故简称“周人”[13]。
周民族的形成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自公刘到古公亶父为第一阶段，是周民族开始形成时期；自季历到武王为第二阶段，是周民族正式形成时期。
在第一阶段，公刘前，周部落已从母系氏族公社过渡到了父系氏族公社。公刘时，周部落开始定居于豳。《诗·公刘》中详细描述了公刘率领族人装满干粮，携带弓矢干戈，一路察看地形，探找水源，以及盖房、修桥、造工具，在豳定居下来的情景，生动地反映了周部落生产力日益增长，社会分工日益扩大，阶级分化的历史背景。更重要的是，在这次迁徙过程中，周部落与其他一些氏族部落杂居起来。《史记·周本纪》说：“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在这里“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表明周部落与其他氏族部落在豳开始杂居，血缘关系开始向地缘关系转化。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公刘后经9世，传到了古公亶父时代。这时，周部落在北方游牧部落薰鬻戎狄的逼迫下，古公亶父不得不放弃豳，带领本部落的人迁到了岐山之南的周原定居。古公亶父走后，“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复归古公于岐下。及其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14]。可见这时各氏族部落的相互杂居，比公刘时更加厉害了。所以古公亶父只好“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15]，让归附的人以“邑”为单位居住。这时，古公亶父改“陶复陶穴，未有家室”的落后生活方式为“筑室”[16]而居，既反映共同地域的固定，又反映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就为周民族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从此以后，本来是姬姓的周部落以“周原”这个地名为据，称呼自己为“周人”了。[17]这不仅表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进一步转化，也表明居住在周原的以周部落为核心的各氏族部落结成了一个“永久的联盟”。周原也就成了周民族崛起的根据地。
第二阶段，即从季历到武王阶段，是周民族正式形成的阶段。季历时，周部落已臣属于商朝。受商朝奴隶制的影响，在商的支持下，季历就“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18]，接着又先后伐余无之戎、始之戎和翳徒之戎，均取得了胜利。显然，周部落的氏族贵族在这些战争中获得了大量的奴隶和财富，而成了奴隶主贵族。因此，商王太丁封季历为“牧师”[19]。在季历的儿子文王统治的整整50年中，周部落一面名义上是商朝的属国，一面对周围的方国、部落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先后征昆夷，灭密须，克黎国，进邗地，使虞、芮归服，特别是灭崇国一举，周全力以赴取胜后，“作邑于丰”[20]，建立了新的都城——丰京（今陕西长安南沣河以西）。这时，周文王的军事首领的性质也变了，《诗·大雅·文王有声》说：“文王烝哉”，“烝”即君也。文王成为国王，国家诞生了。文王死后，其子武王继位，出兵东征，行至孟津，四方小部落纷纷归附，加入到周部落联盟中来。公元前1027年，武王正式伐商，更有庸、蜀、羌、髳、微、鲈、彭、濮等族军队参加，又有更多的氏族部落加入周部落联盟之中。所有这些都进一步瓦解了血缘关系，大大促进了周民族的形成。
武王“克商”后，即“封邦建国”[21]，大规模分封诸侯。武王、周公、成王先后建置71国。分封的时候，还要举行授土授民的仪式，周统治者这样做的目的，从主观上来说，虽然是为了“封建亲戚，以蕃屏周”[22]，但在客观上却表明巩固对其征服地区的统治，已“不依亲属集团而依共同居住地区为了公共目的来划分人民”了。[23]“氏族组织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地区组织，因而才能够和国家相适应”。[24]所以刘熙《释名·释州国》即说：“邦，封也。”而且为了搞好地域的划分，西周还专门设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陧之名物”[25]。这样“封邦建国”就使周民族的共同地域最后稳定下来了。从民族形成的意义上来说，这就标志着周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也就标志着周民族的正式形成。
周人也是一个人文特征十分鲜明的族群，他们一向务农，农业生产的情况在《诗经》的《生民》《七月》《臣工》《丰年》《良耜》等篇目中有生动的记述。并建立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6]的土地国有制，并发展了商王朝的井田制，使之有了完备的形态。这就是：（1）有了准确的亩制。周制百步为亩，一夫百亩（约合今31.2亩），称为一出，是井田的基本单位。[27]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有的“九夫为井”，以四进位上推，构成邑、丘、甸、县、都的体系[28]；有的“一里为井”，以十进位上推，组成通、成、终、同、封、畿的体系。[29]（2）有比较完整的灌溉和道路系统。西周时，无论哪一种体系的井田，在井田中间的灌溉系统都称遂、沟、洫、浍、川，与其相应的道路系统则称为径、畛、途、道、路，所谓“土田附庸”[30]。
在宗教信仰上，周人崇拜二元的上帝神和祖先神，所谓“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隆，在帝左右”[31]。把宗教观念上的敬天，延伸为伦理观念上的敬德，即《庄子·天下篇》所称的：周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又把宗教观念上的尊祖，延伸为伦理观念上的“宗孝”，也就是以祖为宗，以孝为本。这样，德以配天，孝以对祖，形成“有孝有德”[32]的伦理观。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宗法制度，即天子世世相传，每代的天子都是以嫡长子继承父位，奉始祖为大宗，嫡长子的诸弟封为诸侯，为小宗。每代的诸侯也是以嫡长子继承父位，奉始祖为大宗，任命诸弟为卿大夫，为小宗。卿大夫与士的关系也是如此。简单地说，就是嫡长子继承制，凡大宗必是始祖的嫡系子孙。小宗对大宗来讲是小宗，但对本族来讲又是大宗。[33]在这里大宗小宗从血缘上说是兄弟关系，从政治上说则是君臣关系。于是大宗小宗从上到下地联结起来，就形成了周人族群意识上以“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字，宗子维城”[34]的宗法性特点。
事事讲礼也是周人突出的人文特征。周礼大体分为五类：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喜礼，使每个人从生到死，从人间到鬼神，从日常生活到政治、军事活动，都处在与其身份相适合的礼乐之中。正如《礼记·礼运》所说：“是故夫礼，为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指、朝聘。”而且按照周人的风俗习惯，“礼”不能单独进行，必须有“乐”相配，否则不仅礼将失去庄严肃穆的气氛，就是行礼的节奏和顺序也将无法控制。所以《周礼·大司乐》云：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精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与此同时，由于宗法性的制约，使得不同的祭祀又要按不同的音乐来进行，祭天神用的乐，从歌、舞、乐章、乐调到乐器等，都不同于祭地祇，祭四望，祭山川，祭先妣、先祖的乐。[35]至于王、诸侯、大夫、士的朝觐、宴会，迎送宾客等日常生活都要按不同等级，各用不同的音乐，故形成“礼乐相须为用”的风俗习惯。
（二）夏人(www.xing528.com)
夏民族形成于“五帝”时期，夏朝的建立是它形成的标志，简称“夏人”。夏人是西周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族群。
公元前23世纪至公元前22世纪左右，夏民族在黄河中游河、洛流域的黄土地带首先崛起。相传夏部落在进入河、洛流域以前，仍然处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制时代，血缘关系仍然是维系人们的主要纽带。据《史记·夏本纪》说：夏部落姒姓。共12个氏族，即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他们以夏后氏为核心组成为一个有共同血缘的大部落。随着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到了大禹时期，青铜工具开始出现并使用。正如《越绝书》卷十一说：“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对此，与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夏王朝所在的中心地区大致相符的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分布地区，出土了形制和器种比较复杂的青铜器提供了考古例证。这些青铜器中既有工具，又有兵器，还有酒器等生活用具，二里头的铸铜手工业作坊遗址还留下了冶铜时留下的铜渣、坩埚残片以及陶残片。而河南登封王城岗古城遗址四期内的一个灰坑内挖掘出土的一件无可置疑的青铜器残片，又提供了新的例证。青铜器的出现和使用，对于夏民族崛起的意义是促使“以铜为兵”的灌溉农业经济类型的形成，反映了夏民族共同经济生活基础的形成。
与此同时，水井的发明，为夏部落向纵深开阔地带聚集定居提供了新的条件。在洛阳锉李，河南偃师二里头、灰嘴等遗址发现的水井，都表明夏部落已基本上摈弃江河为日用水源，这不仅促进夏部落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稳固地安居下来，也必然促进农业向精耕细作发展，对于夏民族在崛起中形成稳定的共同地域有特殊的意义。
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把夏部落迅速引上了原始社会解体，出现阶级，产生国家，形成民族的道路。在原始社会解体过程中，战争成为正常的职业，奴隶不断增多，本氏族部落人员的流动迁徙，被征服氏族部落的强迫迁移，都不断地瓦解着氏族公社的纽带——血缘关系。血缘关系开始向地缘关系转化。在舜时就发生过“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36]的事。经过长期的融合，到禹时，《左传》哀公七年中所说的“禹令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时的夏部落联盟，已不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们共同体了，“万国”是地域的区分，而不是氏族或部落的籍别了。
在这种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禹在治服水患后，“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37]，把全国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38]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尚书·禹贡》：“九州攸同，四映隩宅。”就是说九州统一，四方可居之地都奠定了。因此，禹划九州，就标志着夏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从民族形成的意义上来说，也就标志着夏民族的形成。于是，随着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的建立，我国第一个奴隶制民族——夏民族也崛起了。主要分布在今华北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沿黄河东至河南、河北、山东三省结合部，南接湖北，北入河北。其居住的中心则在今河南西部的河流流域。
夏人以“雅言”为共同语言，此即孔子所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39]“雅言”即是夏言。[40]而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刻画符号很可能是夏人的文字。他们的经济生活属“以铜为兵”[41]的灌溉耜耕农业经济，每年正月“农率均田”[42]，行“夏后氏五十而贡”[43]的井田制度。夏人崇信“死生由命，富贵在天”[44]，故如《礼记·表记》所载：“夏道逆命，事忽敬神而远之。”但对祖先崇拜甚笃，所以禹也“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美乎黻冕”[45]在风俗习惯上尚黑，喜穿以山为纹饰的衣服，戴“毋追”和“收”式的帽子，用松木做的牌子祭社，以岁首为农历一月。“年”称之为“岁”。[46]
（三）殷人
商民族形成于夏商之交，因其以殷为都城，故史称“殷人”。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当夏民族在黄河中游崛起之时，地处山东半岛，奉鸟为图腾的商部落还过着原始社会“无定处”[47]“不常厥邑”[48]的流动生活，见于记载的迁徙就有13次之多。但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商部落也毫无例外地走上了原始社会解体的道路。“相土烈烈，海外有截”[49]的记载就是一个信息。于是，本来臣属于夏王朝的商部落，在商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完成了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化，而发展成商民族，崛起于黄河下游。
在商民族的崛起中，汤起了重大的作用，史载：“汤证诸侯”[50]“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51]，最后在鸣条会战中大胜灭夏，夏王桀败逃而亡，汤建立了一个新的奴隶制国家——商王朝。与此同时，由于战争的需要，本来已是各氏族部落杂居在一起的，被商部落称之为“邑”的城垣，由于保卫氏族贵族的安全和私有财产，更加发展起来，因而各氏族部落间的杂居更加厉害。这样，氏族部落的完整性受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氏族成员之间的血缘联系越来越淡薄。“邑”完全成了不同血缘的氏族部落成员杂居的古代都市。于是，到汤时，支持汤灭夏的“万邦”[52]“万方”[53]，就都是按地域划分的人了。所以汤灭伐夏桀时动员说：“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敕。”[54]表示只要积极伐夏桀，不管哪一个氏族部落的人，都可以受到酬劳；反之，则要受到处罚。故后来司马迁说：商人“其后分封，以国为姓”[55]，而不是以氏族、部落的籍别为根据了，盘庚都殷以后，殷人就稳定地屹立于先秦族群之林。主要分布在今华北的河南、河北、山东、山西，以及华北周围一些省的部分地区。
殷人是一个人文特征十分鲜明的族群，他所用语言的读音虽已不可考，但他们创造的甲骨文已是一个体系完整精密的成熟文字，并初步具备了汉语语法的基本形式，句子的组成，主要是主语——谓语——宾语。他的经济形成了以灌溉农业为主，农牧相结合的经济类型，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青铜彝器文化（简称青铜文化）。在殷人中盛行对祖宗一元神的崇拜，认为鬼神世界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被称为“帝”或“上帝”。事无大小，均用占卜，求告于祖先。把占卜当作沟通人神的工具，视占卜的吉凶为体现神和祖先的旨意。此即《礼记·表记》所云：“殷人尊神，率民从事神，先鬼而后礼。”与此同时还流行人祭，甲骨文中称为“人祷”。人祭的情况在考古发现上令人怵目惊心，反映和表现了殷人“尊而不亲。其民之敞，荡而不静，胜而无耻”[56]的放荡、凶狠、好胜的性格。在风俗习惯上尚白，重玉，喜用饕餮纹、夔纹和云雷纹，用柏木为牌祭“社”，穿交颈、右衽、短衣、短裙，以农历十二月为岁首。称年为纪。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