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地区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有人类以来,华北地区就是我国各族祖先栖息和发展的地区,近年来在这里发现了许多古人类化石和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但据发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尚难确切地了解这一地区远古人类发展的情景,只能按照考古学的序列,大致勾画出华北原始族群及其文化的发展轮廓。
北京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北京地区在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北京猿人”到“山顶洞人”的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位于北京西南的周口店洞穴遗址,是“北京猿人”曾居住过的洞穴遗址。近年来在这里发现了许多人骨化石、石器和动物化石。“北京人”距今约有50万年。在全世界同一阶段的人类遗址中,北京人”保存下来的材料最为丰富。“山顶洞人”也发现于北京周口店,这里除发现有人骨化石外,还有工具及饰物,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重要代表,距今有1.8万余年。“山顶洞人”已会磨制骨器,属于晚期智人。
2.南召人
1978年,在河南省南召县杏花村,发现了一枚猿人右下第二前臼齿化石,这一化石大致与北京猿人的时代相当,此后又在三门峡、安阳小南海等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人类遗址,这说明河南也是中华民族的先民们活动的中心区域之一。
3.沂源人
据考古发现,最早的山东人即“沂源人”,距今有四五十万年。1981年在山东沂源县发现的“沂源人”化石计有:1块头盖骨,6枚牙齿等,此外还发现数十种哺乳动物化石。据科学家研究,“沂源人”和“北京人”在体质上极为相似,猎获的食物也大体相同,由此可知,“沂源人”和“北京人”生活于同一时代的相似环境之中。继“沂源人”的发现之后,在山东又发现了两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一处在沂源,一处在新泰县乌珠台。这两处遗址发现的资料表明,在“沂源人”之后,山东人逐渐改变了猿人的特征,跨入了智人阶段,开始向氏族制度过渡。“沂源人”的发现证明,山东人是祖国大家庭中资格较老的成员之一。
4.许家窑人、丁村人和峙峪人
在国内已发现的80余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山西约占1/4。从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芮城县遗址中,发现有原始人用火烧过的鹿角。从许家窑遗址的发掘中可知,规模宏大的“许家窑人”是“北京人”的继承,“许家窑人”距今有8万~11万年。[8]
比北京人稍晚的古人类及文化是“丁村人”和“河套人”,距今有十几万年,这时,人类的体质已脱离猿人阶段。“丁村人”是介于北京猿人和现代人之间的古人阶段的人类。
在山西朔县峙峪遗址发现了智人枕骨、打制石器和动物化石,其石器细小精致,类型多样,具有原始细石器的特征,是研究亚洲细石器的起源的重要材料。[9]
5.河套人
“河套人”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的萨拉乌苏河沿岸和宁夏的水洞沟。“河套人”属于新人。
6.大窑文化
“大窑文化”是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旧石器时代的重要发现。[10]这一发现不仅把呼和浩特一带的远古人类的活动年代大大提前了,而且也把北京猿人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大青山地区。
(二)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www.xing528.com)
新石器时代的出现,对人类社会历史来说是一次质的飞跃。人类的社会组织由氏族公社代替了原始群并经历了由全盛到衰落的历史阶段,磨制石器、制陶、纺织和定居生活使人们从依赖大自然的狩猎、采集经济进入到农业和畜牧业经济时代。从7000多年前开始,华北地区的先民们,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创造出颇具特色的灿烂的文化。
1.仰韶文化
黄河中游(包括今山西、河北、河南、内蒙古等地)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主要是仰韶文化,它因首先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而得名,以彩陶和磨制石器为标志。仰韶文化以其分布广泛、延续持久、内涵丰富、影响深远而闻名。其中心区域在山西南部、陕西关中地区和河南大部,它的年代是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仰韶文化的原始居民已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发掘出的陶器上有类似文字的简单刻画,这也许就是中国原始文字的雏形。
2.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
北辛文化(又称青莲岗文化)是以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命名的,距今约7000~6000年,属于山东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其分布范围大致以泰山为中心,地跨今鲁中南、苏北等地。北辛文化的人们尚过着氏族公社生活,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
大汶口文化距今大约6000~4000年,以特点鲜明的陶器为特征,已发现的墓葬有两千余座,此遗址展现了那个时代山东先民活动的情景,此时人类已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
3.龙山文化
大约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是中华民族起源时代社会进化以空前速度发展的时期,部落与部落间的战争兼并,加速了部落间的交往,形成了众多的军事民主制古国,表现在文化上,出现了龙山文化。龙山文化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今山东、河北、陕西等地。龙山文化的农业生产规模比仰韶文化有所扩大。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引起了社会经济的变化。到龙山晚期,母权制逐渐为父权制所代替。龙山文化还与以后的夏文化有明显的继承关系,龙山文化衰落后,夏文化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远古的历史由于年代久远而无法详考,传说中的华北地区的部落和部落联盟主要有:黄帝部落、炎帝部落、蚩尤部落、太昊部落、少昊部落等等。
据古史传说,黄帝族渊源于少典氏(有熊氏)和有娇氏(蛇氏)部落集团。黄帝族最初在姬水流域活动,后来进入中原地区,与九黎部互相争雄,结果九黎部战败,黄帝部落遂成为中原地区的一个强大的部落集团。黄帝集团“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11]。据《括地志》可知,釜山即今河北省涿鹿县南桑干河南岸,由此可见,黄帝族的势力已扩展到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黄帝族融合了来自不同祖先的其他民族共同体成员,为后来华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古代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华北地区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分布着来自不同远祖的族群,其中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神农氏即黄帝族有血缘关系的炎帝族,就是当时一个著名的民族共同体。炎帝族最初的活动范围在渭水流域,后发展到今河北、山东、河南一带,与东夷、九黎杂处。
在传说时代,分布于东方的部落族群,统称之为“东夷”。东夷的活动范围大致在今山东中、南部,后扩展至海。东夷族族群中最早的一个氏族部落集团,称为太昊氏。太昊氏首领太昊被尊称为海岱一带东夷族的明神和始祖。东夷族中的另一个氏族部落集团,称为少昊氏。少昊氏的统治中心在今山东曲阜一带。《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可见,少昊氏是以鸟为图腾。由于太昊和少昊都以鸟为图腾,古人又称之为“鸟夷”。自从炎、黄之族向东发展而定居于黄河中下游及其周围地区,出现了东夷、炎、黄三族杂处的局面。三族之间时有联合,时有斗争,最后东夷族的一部分融合于黄帝族。到传说中的尧舜时期,活动于今山东境内的长夷、鸟夷、凤夷等族群,均属东夷族,后来也渐渐与黄帝族融合,尊黄帝为始祖,成为汉族在东方的先民。
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不少原始部落联盟的传说,与山西有关的甚多,如尧都平阳(今临汾市),舜都蒲板(今永济县),禹都安邑(今夏县)。尽管这只是传说,可能有虚构的成分,但“传说中亦往往有事实之素地”[12],它至少说明今天的晋南一带,曾经是原始部落联盟的首领们活动较多的地方。
传说中的两次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部落集团间的战争都发生在华北地区。一次是黄炎阪泉之战,一次是黄帝与两昊、蚩尤间的冀州涿鹿之战。据考证,阪泉在今山西运城市。阪泉之战,是两大亲缘部落集团间的兼并,结果黄帝战胜了炎帝,成为炎黄两集团的共主。涿鹿,今人考证在今河北涿县、保定一带。冀州涿鹿之战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两大部落集团间的兼并。
按照《史记·五帝本纪》等书的记载,从黄帝到尧、舜、禹,都出自黄帝一系,中原、华北地区的部落联盟首领始终在黄帝一系中世选或禅让,黄帝一直是新形成的部落大联盟的象征,后世成为中华民族统一的象征和始祖。
以黄帝为共同天神与共祖的部落大联盟,经过无数岁月,促进了原有各部落集团的融合,在此基础上形成为夏、商、周三族,与此相应的,出现了前后相继的夏朝、商朝、周朝三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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