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习武习俗的兴盛与衰退

26.清朝习武习俗的兴盛与衰退

清朝在入关以前的女真人时期，是以“渔猎为生”的游牧民族。早在唐虞之时，在长白山居住的肃慎族“始通中国，当帝舜二十五年，来献弓矢，成周之时，又献楛矢石奴。”这说明，清朝射猎习武的习俗在很早以前就形成了。

清代射猎习武的习俗，为清代创立大业、入主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努尔哈赤是清朝开国君主之一，他聪明机智，喜爱习武，“自幼于千百军中孤身突入，弓矢相交，兵刃相接，不知几经麈战。”因此，当他25岁以其祖父和父亲“十三副遗甲”起兵之时，凭借他娴熟的弓马技术和超群的武艺，带领少数人马，以少胜多，很快统一了女真各部落，使队伍壮大起来。1615年，努尔哈赤在此基础之上，扩充实力，创建八旗军队。八旗军队是由原来女真人狩猎时实行的“牛录”组织演变过来的，当时女真人“凡遇出兵校猎，不论人数多少，各随其族党屯寨而行。行猎时，每人各出一支箭，每十人当中设一总领，各按队伍，不能紊乱，”其总领称为“牛录额真”。八旗军队将每300人设一牛录。八旗制度既是以旗统兵的军政合一，又是出则备战、入则务农的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自此以后，努尔哈赤带领八旗劲旅，以精湛的骑射技艺和勇敢的献身精神，出生入死，东挡西杀，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终于创立大清基业。

清朝以武功定天下，清初的几代帝王都非常重视武功。皇太极深知创业之艰辛，唯恐后世子孙忘记旧制，废弃骑射，丢掉开创的基业，所以谆谆告诫人们“无忘祖宗，衣服言语，悉遵旧制，时时练习骑射，以备武功。”使八旗士兵保持一种常备不患的状态。

顺治入关以后，征战之事虽然没有停止，但是大局已定，江山已握在手中。这种情况下，为了防止人们产生麻痹思想，放松对武功的训练，顺治曾下谕礼部：“我朝原以武功开国，历年征讨不臣，所至克捷，皆资骑射，今幸荷休天德成大业，虽天下一统，勿以太平而忘武备，尚其益习弓马，务造精良，嗣后满洲官民不得沉湎嬉戏，耽娱丝竹，违者即拿送法司治罪。”顺治十二年又题准：“每年春季八旗先锋、护军、马步兵丁，俱令校射。”

康熙年间，创造了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后一个盛世时期，疆域广阔，政治统一，经济兴盛。即使在这种盛况之时，康熙皇帝仍然保持满洲习武旧俗，使军事力量处于训练有素的状态。康熙十二年因阅兵幸南苑，由此定南苑行围令。康熙二十年又亲率满汉大臣和八旗劲旅，出山海关，一面校猎习武，一面相度地势设置木兰围场，二十二年幸古北口外行围，木兰围猎就此开始。名为射猎习武，然其也是一次布阵练兵的军事训练。康熙十二年就曾讲：“行猎虽示习武，亦有整饬号令之事，围猎之例，贵乎整严，不可出入参差，令左翼官在左，右翼官在右，勿得越围场班次。”乾隆也讲：“皇祖行围，即裨戌伍，复举政纲，至按历蒙藩，曲加恩意，尤为怀远宏略。”以康熙十二年南苑行围为例既可看出行围练兵之意图。行围之初，命内大臣、都统、前锋、统领、八旗王以下、四品武官以上及护军、前锋俱令环于晾鹰台两旁，各按队伍排列，内阁满汉大学士，各部满汉尚书以下、三品官以上、各衙门堂官、翰林、科道等官，该部行至晾鹰台上，东首排立。元旦来朝各外藩亲王、班弟、额附、王、台吉、贝勒等多人，由理藩院引至晾鹰台上，分两翼排列，鸟枪手在晾鹰台两边排列。“辰上时自东宫起驾，至晾鹰台，亲环甲，御黄幄，命三旗内大臣、都统、护军统领、前锋统领各领队伍，自西行至东边排列，闻鸟枪齐发，皆鸣号发喊，自东边结阵驰至西边，照两翼排列毕，上召兵部尚书明珠谕曰：此阵列甚善，其永著为令。”康熙年间的另一次行围也是如此，“届期，帝戌服乘骑出宫，统围大臣莅场所，按旗整队，中建黄为中军，两翼斜行建红、白二为表，两翼末各建兰为表，皆受中军节度，管围大臣以王公大臣领之，蒙古王、公、台吉为副……”。清初的行围令和行军令也是一致的。天聪六年，征蒙古察哈尔国时，皇太极下令军中“凡出猎行兵，一出国门，勿忘军法”。行围可以显示清朝军队的威严。康熙十二年南苑行围之时，外藩王、贝勒、公、台吉等看到康熙“骑射娴熟，军容整肃，皆相视骇异。”至于“绥远”的政治意义在康熙肇建山庄时已明确指出肇建山庄“为避署所，兼以行猎训武，绥来远藩。”事实上也达到了此目的。如高宗每次行猎“自旧藩四十九旗，暨察哈尔、青海诸部分班从围，绥辑备至。泊平西域，远藩如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安集延、布哈尔，朝谒踵集，唯恐后时，土尔扈特皆挈部众越数万里来庭，帝当御布固图昌阿抚慰之。”(www.xing528.com)

雍正继康熙之后，继续加强行围力度。八年，令八旗士兵习步围，这样，人人既得到学习锻炼，又使行围之道更加娴熟。雍正还设立上书房，让诸皇子及近支王公子弟到此读书学习，请三名师傅教之，“俟读书者至，即教拉弓，各屋依次，教毕退出，次蒙古谙达教蒙古话，又次满洲谙达教清文既翻译”。由此可见，雍正对满族习武习俗的重视程度。

乾隆时期，满族人因久经升平之世，开始骄逸自安，弓马之技渐渐废驰，高宗知其弊端，提醒人们“国朝以弓矢定天下，何可一日废武”。增加训练内容，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促使人们练习弓马骑射，下谕：“嗣后八旗子弟，须以清语习射为务，如能学习精娴，朕自加录用”。增加宗室子弟小考之例，于每年十月钦派皇子、王公、军机大臣等，考试满语弓法，先命皇子校射，宗室子弟以其父亲爵位高低依次考试，成绩优秀者带领引见，并赏赐花翎缎匹之类。乡试、会试之时先试弓马，合格之后才允许入考场，并对王、大臣当中只会射箭但箭术不高者严厉斥责。对染上汉俗，对汉语的诗句书画感兴趣的倾向严厉禁止。乾隆三十一年五月，乾隆看到十五阿哥颙琰（即后来的嘉庆皇帝）手里拿的扇子上面有题画诗句，其落款为“兄镜泉”三字，询问后知道是十一阿哥所为，乾隆批评这并不是皇子所应该做的，“皇子读书，唯当讲求大义，有益力身行己，至寻常琢句，已为末务，何可效书生习气以虚名相尚乎，十一阿哥在童年，正宜涵养德性，尊闻行知，岂可以此浮伪淆其见识乎？……我国家世敦淳朴，所重在国语、骑射，凡我子孙，自当恪守，乌可效书愚陋习俗流入虚谩乎，设相习成风，其流失必至羽林，侍卫以脱剑学书为雅，相率入于无用，甚至改变衣冠，更易旧俗，所关非小，不可不防其渐，着将此谕实贴上书房，俾诸皇子触目儆心！”

嘉庆皇帝曾经多次木兰秋狝，道光皇帝也曾以出色的射技博得其祖父乾隆的夸奖。那是道光十岁的时候跟随其祖父去木兰秋狝，行至张家湾行宫时，乾隆率诸王校猎，道光跟随其旁，待诸王射毕，道光用小弓箭连射中二发，乾隆大喜，拊着他的头顶说，如果你能连中三发，我就以黄马褂赏你，道光果然连中三发，乾隆也果然以黄马褂赏赐道光，并且乾隆还高兴地作了一首七律诗：“老我策聪尚武服，幼孙中鹿赐花翎，是谊誌事成七律，所喜争先早二龄。”道光皇帝还有一次突出表现，那是在仁宗十八年九月，林清领导的白莲教起义军攻打紫禁城时，当起义军部分人员攻到养心殿附近时，当时还是皇子的绵宁站在养心殿阶下，用鸟枪击毙两名起义者，其余起义者溃散，才使这次“自古以来末有之奇变”平息下来。当时，仁宗皇帝正在木兰秋狝，得知绵宁果敢行为之后，封绵宁为“智亲王”，并将绵宁所使用的鸟枪赐名为“威烈”。

纵观有清一代历史，自太祖奋迹东陲，开基创业，初定八旗兵制，八旗子弟人尽为兵，不啻于举国皆兵。太宗征藩部、世祖定中原、圣祖平南藩、世宗征青海、高宗定西疆，都是依靠这支弓技娴熟而又奋勇拼搏的八旗军队。正如皇太极所言“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战则先，攻城则取，天下称我兵，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威名震慑，莫与争锋。”这并不是皇太极的夸张炫耀，清朝能够入主中原，开疆扩土，创建盛世之秋，除了几代帝王的指挥才能和领导才能之外，八旗劲旅确实作了坚强的后盾，而自“仁宗山庄升遐后，道光以后不复秋狝，旧迹湮废。”从那时起，清朝无论是帝王还是八旗士兵，对习武旧俗不像从前那么重视了，加上八旗子弟在盛世之时的高官厚禄，使得他们养尊处优，贪图安乐，习武旧俗和尚武精神渐渐废弃，八旗兵力几乎达到衰微的境地。嘉庆四年，大臣上奏嘉庆皇帝，“健锐火器两营京兵，不习劳苦，不受约束，征剿多不得力，距达州七十里之地，行二日方至”，八国联军入京时，慈禧太后面对廷臣竟以“余母子无所赖，宁不能相救耶”，最后只得逃往西安了。这时的八旗军队已是有其名而无其实了。

当然，清朝的灭亡，习武旧俗的湮废、八旗兵力的衰退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然而清朝自乾隆以后，政治的腐败，社会的混乱，经济的落后萧条也是清朝由盛转衰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