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兵制：等级兵役制度和军队组织

等级兵役制度

周朝严格的等级制度，也施行于兵役制。周(天子)和诸侯的“虎贲”兵(亲兵、警卫兵)是从“王族”或“公族”中征集的，属于贵族子弟兵；车兵(主力部队)称“甲士”，是从“国人”平民(自由民)阶级中征集的，步卒(步兵)是从庶人(自由民和农业奴隶)中征集的。厮徒是由从事其他生产劳动(皂、隶、牧、圉)等级最卑贱的奴隶中征集的，专门从事军事后勤事务及军事工程劳役。以上是西周兵役的征发原则。

西周兵役的具体情况是：“国人”为兵员主要来源。“国人”有“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务。在军中，贵族和武士一般担任车乘中的甲士，成为军队的骨干，普通国人则充任战斗徒兵。但“野人”并非绝对不服兵役。《周礼·遂人》说“遂人掌邦之野，„„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简其兵器„„以起征役。”但庶人服兵役一般只是在比较特殊的情况下才发生：“凡出军之法，先六乡，赋不止，次出六遂”。同时西周还实行两级兵役制：“正卒”和“羡卒”。“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可见“正卒”是准备服现役者，而“羡卒”则是准备在“国有大故”时动用的“卒”，相当于预备役人员，服兵役的年龄，一般为20～60岁。

军士，是军队基层组织(伍、两、卒)的首长。他们是从“士”这个介于贵族与自由民(平民)之间的等级中选拔出来的。

军官，旅以上都是从奴隶主贵族中卿大夫等级中选拔的。《周礼·夏官·司马》：“军将皆命卿”、“师帅皆中大夫”、“旅帅皆下大夫”。

这样，按等级(阶级)划分征集兵卒、任命军官的制度，充分体现了周代奴隶制社会的阶级结构。军队是按阶级组织起来的奴隶主贵族专制的武装集团。

关于西周军队的组织编制情况，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多有柢牾，金文资料残缺不全，后人的看法多有分歧。我们的意见是：西周军队的最大建制单位为师。金文中有“西六师”，“成周八师一殷八师”的记载。文献有“洛师”、“六师”的称谓，即是依据。每师的人员数额，如前所述，当为三千人。商代军队师以下有旅的建制，周承殷制理应有旅这一级军事组织，但它在西周文献和金文中尚未发现。幸而尚有“亚旅”的称谓。它在金文中是命卿所率的武官之名，这种以旅为名的武官，很可能是一级军事组织的军官。《尚书·牧誓》师旅之后还有武官千夫长、百夫长，而《周礼》、《司马法》传说西周军制中有卒、两、伍的编制。这样西周军队的编制大约分为四至五个等级。

西周时期，氏族血缘纽带仍未割裂，所以金文中记载了一些族的武装力量情况。如《明公皂殳》：“明公遣三族伐东国”；《班皂殳》：“以乃族从父征”等等。但同殷商一样，这些族众武装力量，是被归入“师”的建制单位统一安排的，“族”本身不是军队编制。(www.xing528.com)

西周时期，车兵已经代替步兵成为军队的主力兵种，车战也逐渐成为主要的作战形式。传统观点认为，当时战车与步兵实行合同组编，以战车为主体，每车配备一定数量的步兵，组成军队的最基本的建制单位。这一说法，来源于《古司马法》的两段引文，一条是《周·小司徒》郑玄注引《司马法》它说：“每三百家出革车(即战车)一辆，甲士十人，徒卒二十人”。另一条是《左传》成公元年服虔注引《司马法》，它说“每甸六十四个井田单位，出战车一辆，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前者成了每乘战车三十人制，后者则被理解为每辆战车配置72名步卒协同战斗。我们认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因为郑玄、服虔等汉儒所引的《古司马法》文字，讲的内容实际上是西周和春秋前期的军赋制度，即当时的一定行政区域范围内，居民所必须负担的军赋任务，相当于后世一个郡、一个县应该提供的兵员数额。这正是当时兵农合一制度在军赋征集问题上的具体反映，而与当时的作战方式没有关系，后人将两者混淆比附为一件事，显然是不足据信的。

我们认为，西周时期车战中步兵和战车是分别配置的。就每乘战车言，配备有甲士十名。《孟子·尽心》言：“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吕氏春秋·简选》亦说：“武王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记载的就是每乘的甲士数。每乘十名甲士，故三百乘，有甲士三千人，战车五乘组成一队，二十五乘为正偏，一百乘为一师。另外有两倍于车兵的徒卒独立编组，一般在车战中协同战车作战。

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战事的频繁，西周后期兵车数量有了很大的发展。《诗·小雅·采芑》云：“方叔莅止，其车三千。”已成为武王伐纣时三百乘的十倍了，反映出西周国家机器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西周重视军事训练，注意军队的纪律建设，因而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军事训练的制度，制定了具体的军事法规。周代的军事训练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以学习为主的教育时期，二是部队的战备演习。贵族是军队的骨干，他们从小就接受军事教育，周王在宗周设立辟雍，诸侯于国都建立泮宫，这些都是“国子”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场所。“六艺”中又以乐和射御为重点。古代乐舞结合，让他们使用兵器跳舞，其中把学习歌颂武王伐商的战争舞蹈列为必修课。乐舞训练既是舞蹈，又是操练兵器的基本功训练形式之一。射御技能在当时倍受重视，是举贤任能的重要依据。射是练习弓箭，御为驾车，金文中多次记载周王在辟雍主持习射仪式的典礼，并经常根据射御技术的高低来进行赏罚。六乡的国人在乡校中学习的课程更以习武为主，成绩优秀的可以跃升为士。为了鼓励人们精于射术，周王室还制定多种“射礼”来促进人们“习射上功”，从而提高士兵们的素质，增强部队的战斗力。

在战争手段落后，通讯联系十分困难的时代，综合性的战备演习极为重要。统治者对此非常重视，成王封康叔于卫时曾说：“取於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这里的“东”就是指在被征服的东部地区举行军事大演习和大检阅。在西周以“大”形式训练部队是一种法定的制度，它往往在农业生产间歇期间通过狩猎方式进行。《国语·周语》载仲山父劝谏宣王时说：“三时务农，一时讲武”，就是“菟于农隙”。《周礼·大司马》则把借用狩猎集中训练部队的做法加以概括：春为，夏曰苗，秋名犭尔，冬叫狩。这些学习包括列队布阵，军前誓师，夜战宿营等等。其中尤以冬狩的规模为最大，它有比较完备的军事学习程序，包括集合列队、操练、检阅的标准，号令旗帜的辨别，车徒行进方式和在不同地形时车徒的先后次序，乃至凯旋、献禽、庆赏和处罚等等。诸多项目的训练如同实战一样，统一指挥，协同围猎，这既检验了部队总体作战的能力，也增长了将帅的指挥才能和士兵使用武器的熟练程度，从而使部队始终处于纪律严明，战斗力旺盛的良好状态。一般在周王出征前夕，也常常以狩猎方式检验部队的战斗力，《启卣》铭文“王出狩南山”，“启从征”，便透露出昭王南征前曾主持过军事演习的信息。

西周时期军纪相当严格，这一点在军事训练中也有所体现，它规定凡部队集合时迟到者受诛，违反命令不勇敢冲杀的更要被杀掉。部属不执行军令，则追究主管者的责任，《师旅鼎》铭文载：师旅的众仆未能按照指令跟随大军征伐方雷，统帅白懋父事后责令师旅交出罚金若干。西周时期军队纪律的严格程度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