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心理学：过程与结果问题研究

简论过程与结果问题

——《翻译心理学》序

中外翻译研究过去主要注重结果，大部分文章和著作讨论的都是译文和原文的关系问题，很少有人关注翻译过程问题，就是涉及这个问题，也只是作为一种现象谈谈，而不是当做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来研究。佛经翻译译场的多种职司记录了佛经翻译的全过程，这是个包括准备、转换、结果的大的过程，而不是只包括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译文表达的语言转换的心理过程。我(1989)曾经强调“从研究原文作者开始到研究译文读者的反应结束”这个翻译的全过程，提出了翻译研究“最核心的问题应该是它的内在规律，是翻译过程中人脑的思维规律和方法”，“译者的特殊思维活动(有别于原文和译文两类作家创作的活动)就是翻译学的研究对象”。但是这个认识是不自觉的，所以1992～1993年选编《翻译新论》时，在我写的《读＜文学翻译：1+1=3＞》中，就只在许渊冲先生提出的艺术翻译6要素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要素“原作读者”，而根本没提“翻译过程”问题，直到1999年我才比较自觉地说出：“现在看来在译者和译作之间还缺少一项非常重要的‘翻译过程’”，这样翻译学的研究对象就成了8大要素。同年11月上海翻译研讨会上我跟林戊荪先生议论过我们应重视翻译思维过程的研究。2001年指导学生写过一篇研究翻译过程的硕士论文，同年4月在青岛全国译学学科建设专题讨论会的主题报告中我(2002：17)进一步提到这问题：“译者完成的转换过程，它是译者的心理运作过程，是在上一个过程的基础上综合思考，充分准确理解原文的句法结构、语义、语用、修辞、文体等特征，之后将这些转换成中间语言形态，然后再将中间语言形态转换成译文。在这个转换过程中，译文的表述要受来自原文及其相关因素、译者个人以及译文的社会文化系统诸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个复杂的转换过程并不像Roger Bell(1991：35-78)所做的以分句为单位的线性的分析转换过程，而是一个多层次的反复分析、整合、校改的过程。”

我虽然感到研究翻译过程的重要和翻译过程复杂的非线性问题，但一直停留在静态的描述上，没有用认知科学的信息加工理论和心理学方法来探讨译者解码原文、语言转换、编码译文的整个思维流程。刘绍龙(2007)的《论双语翻译的认知心理研究——对“翻译过程模式”的反思和修正》一文的发表使我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他肯定了Bell“通过对翻译过程及其思维规律的心理描写，试图建立具有心理现实性的翻译认知模式”的追求;“跟前人的翻译模式相比，他的流程模式在整体框架和内容等方面似乎详实得多，对开阔研究视野、升华研究思维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他对Bell的“翻译过程模式”做了以非线性问题为核心的7点修正，并且就和译者翻译心理过程密切相关的心理机制、认知策略、机制与过程的关系、心理、行为、效果三者的关系以及翻译心理因素的构成与培养等方面提出了要进一步研究的6个课题。这就比过去的静态描述和推测显著地深入了一步。

当我看到刘绍龙送来的《翻译心理学》书稿时我才知道他已在这个领域作了系统的研究。该书稿我粗读一遍，给我留下颇深印象的有以下几个方面，也是学术研究创新的基本路子(approach)，现简述如下。

1．只有很好的继承中外研究成果才能真正创新。继承是创新的根基，没有继承的创新是虚假的创新，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就是开创新领域也需要继承前人的知识和与此有相关性的研究成果，不然，那也是不可能的。贺麟先生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一文中说：“从旧的里面去发现新的，这就叫推陈出新。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有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那种表面上五花八门，惊世骇俗，争奇斗艳的新，只是一时的时髦，并不是真正的新。”(《文化与人生》第51页)关于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问题在我给王宏印(2003)的《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写的序文和给张德禄(2003)的《语篇连贯与衔接理论的发展及应用》写的序文以及给潘文国、谭慧敏(2006)的《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写的序文中已有较详细的论述，这里从简处之。刘绍龙调查了近10年国内口译研究状况，发现研究对象中“主体研究的份额(尤其是翻译主体的“过程”取向研究)严重短缺，相关研究成果更是凤毛麟角”。“基于心理学一般方法、具有跨学科明显特征的翻译心理学研究在口译研究领域尚未占据起码的地位或取得我们所期待的基本成果，且其跨学科特征和心理取向的研究方法也未在口译研究领域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应用。”他发现笔译研究中有关心理过程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虽然无法跟“结果”研究媲美，“但却预示了未来翻译研究的新趋向”。其成果有4种类型：翻译主体思维活动、过程及模式研究;翻译过程及其认知心理模式研究;翻译过程的心理因素、心理现象研究;翻译理论的认知心理学研究。国外的研究成果他抓住了两本有代表性的著作，一本就是上述Bell在1991年出版的那本书，重点研究了它的“翻译过程模式”，另一本是1997年J．Danks等选编的Cognitive Processe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绍龙介绍了这本书中3位学者关于同声传译认知过程和6位学者关于笔译认知过程的研究成果，涉及翻译过程的许多方面和多种研究模式，从而找到自己研究的起点，使此项研究既有历史的连续性，又有学科的先进性与前沿性。

2．只有找到并把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作为超越的学术对手才能做出高水平创新成果。这应该是学术研究的一条极其重要的规则。前边说继承是创新的根据，那是基本原则，但创新也有水平高低之分，如果找到的对手(指成果，不一定是研究者)属于中低水平，那创新恐怕一般只能在中低水平，这种水平的创新大都是前人成果的重复，其学术价值就只能说“了了”。实事求是地说，近些年来我们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恐怕有相当高比例的都属于这类。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制度与管理水平问题，也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学养功底肤浅，想找但找不到最高水平的对手;急功近利，根本不想下工夫去找最高水平的对手。最高水平的对手到何处去找？不是问问老师、看几篇书评、作两次名家访谈就能找到的，而是要读很多书和文章，重点是名家名作，范围是古今中外，要围绕着课题，从纵横两个系统的比较中一步一步筛选。纵向系统比较有利于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与趋势追踪到最新发展和最高水平;横向系统比较有利于从研究视角、层面、方法、模式、理论取向等方面找到研究成果的异同和最先进的成果。这个寻找过程是硬功夫，它检验和训练的是学者的科学精神^[1]、学者行为规范^[2]和科学研究方法^[3]。此外它还检验研究者智能结构^[4]的优势和缺陷，以利于进一步优化和发展。近些年来由于学术官僚化和官僚学术化环境的严重影响，我们的研究生教育在相当程度上违背了这些精神、原则、规范和要求，后果会愈来愈清楚。

绍龙在寻找最高水平的学术对手上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有两点我印象颇深，一是在翻译过程的模式上他以Roger Bell的模式为对手，肯定了该模式的基本框架及其本质特征，指出了5个方面的问题：用同一类线条表示过程，模糊了翻译过程的非线性特征;小句为单位的分析与合成不应均呈线性形态;削弱了认知与元认知在全过程的作用;记忆系统中长时记忆薄弱;bottom-up和top-down两种方式不能完全概括实际认知过程。并进一步纠正Bell说：初加工理解和翻译过程中序列性是主体线性流向，回溯、修改等一类行为是译者的再认识、再加工，不影响主体线性流向，而是其有机补充。信息加工形式复杂多样，有串行(serial)、并行(parallel)、串行加并行等等。二是在研究方法上，绍龙追逐了认知心理学、语言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等学科的影响较大的研究方法和模式，比如Gibson的知觉直接理论和Bruner等的知觉间接理论，Tulving的情节记忆和语义记忆及其框架下的层次网络模型、激活扩散模型、集理论模型、特征比较模型等，语言理解加工的序列模型、交互作用模型和Forster的语言处理器模型，语言生成的Fromkin七阶段及四过程模型和Anderson的三阶段模型等等。他不满足于介绍与一般评论，而在研究和批判对手的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研究模型，比如在研究和批判三种信息加工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双语信息转换的记忆加工系统”，再比如在研究和批判Herrman的语言生成的基本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译入语生成结构化加工模型”等等。

3．注重关系研究。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最基本的特点就是不断地转换参照系(reference frame)，不断地转换视角，因为客观事物最后的本质属性我们是无法认识到的。所以每个学科的研究对象都可以引入不同的参照系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19世纪语言学主要从历史发展上研究渊源关系，20世纪语言学除了从结构研究之外还从形式、功能、系统、认知模式等视角来研究，21世纪可以预见语言学的研究将会以关系为主要视角，重点研究的方向一定是语言这个大系统中各小系统之间的关系，小系统中各元素之间的关系;语言系统和语言外环境(包含各有关系统)之间的关系。翻译学的研究趋向也会以关系为主要参照系，研究的重点必将是学科研究对象中8大要素(客观世界、原文作者、原文、原文读者、译者、翻译过程、译文、译文读者)之间的关系;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系统和环境(包含各有关系统)之间的关系。绍龙的研究说明了这个问题。它在绪论中一开始就提出了在语言、心理、翻译三者之间至少要研究翻译与翻译心理、翻译与认知、翻译与语言理解、翻译与语言生成、翻译与记忆、翻译能力与语言习得等6种关系。从全书看8章都是讨论关系的，绪论讨论的研究对象和基础理论之间、学科构架内外系统及其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第3章讨论方法论各系统及其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其他各章标题都明确标出是研究各有关领域和翻译心理过程的关系，读完全书你会深深感到此书很像围绕翻译心理过程这个中心，用认知科学、心理语言学、认知心理学、语言心理学、翻译学等学科的知识、理论、方法编织成的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的网络。

4．重视理论系统的构建。我(2007)在纪念徐通锵先生的文章中评价他治学之道时说;“最高追求是建设系统的理论。这是中国学界第二难题(第一难题是勇于否定自己)。在对待理论和语料的关系上徐先生改变了过去两种错误做法，既不是用外国理论解释汉语，也不是以“务实”为方针停留在对语料就事论事的分析上，满足于把点滴的‘看法’当成理论，而是用先进的理论与方法去审视语料，通过对语料的分析，提出新的或改造旧的范畴与命题，再用演绎法验证与扩展其普遍性，而后由点到面研究与构建分级的范畴系统，使理论逐步系统化。”我国在世界上是“理论消费”大国，现行高教本科71个2级类249个专业，硕博教育学科目录中有88个一级学科，除中医与中药几个学科外，几乎所有学科的理论都是外国人创建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局面？因为我们从古至今轻理论重使用。这又是为什么？应该说根源在文化的本质内核“官本位”。因为官本位的本质内核是现实的权力和现实的利益，所以一贯奉行“使用主义”，极力强调以“经世之用”为灵魂的“学以致用”。人类历史告诉我们：官僚主义在思想上最想依靠的就是使用主义。这种至今未根本改变的传统怎么能不使我国成为理论消费大国呢？！何九盈先生(2002：5)说：“中国的语言学一直未能登上最高峰，与理论思维的缺乏有直接关系。中国没有产生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语言学理论家，也没有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语言理论著作。恐怕不仅语言学界如此，其他人文学科似乎也很难说谁的理论体系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孔老夫子不算，因为他是古人)，登上了最高峰。”

绍龙不但在努力摆脱上述传统的影响，而且认真研究系统论，吸收其整体原理、有序原理和反馈原理。在此基础上他构建了翻译心理学的学科内部和外部两个系统，内部系统包含上中下3个层次;外部系统包含横向的学科维度、成分维度与理论维度。这就使学科有了一个基本的结构框架：“翻译心理学就是研究翻译心理的学问，是以双语(或多语)转换的认知心理过程为研究取向的交叉性学科，且构成该学科的两大主流学科即为翻译学和心理学。然而，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一个开放型、交叉型学科由两部分组成，即学科的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详见本书“绪论”第2节)此外他也很重视学科方法论的系统建设，他认真探讨了心理学方法的分类体系和双语转换的语言学特征，以此为基础用一章的篇幅构建了翻译心理学的方法论系统，包括哲学的、系统科学的和本学科的方法论，本学科方法论之下又划分了两个层次。(详见第3章第2节)

5．思考题比较科学。绍龙很注意每章思考题的设计，全书8章设计了66个思考题。这是教材特别是研究生教材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这不但是引导学生深入系统地理解教材的理论与方法的需要，而且是理论和实际之间相互作用与促进的桥梁，更是指导学生发现问题、评价别人研究成果、培养创造能力的切实有效的训练。这66个思考题大体涵盖了这三个大的方面。这些思考题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没有答案，更没有标准答案。我们的教育包括基础教育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所有的练习和考试都有标准答案。我们的小学二年级语文填空练习题只准学生填“蔚蓝的”天空，不准学生填“灰蒙蒙的”天空。我们的教育简直成了“教答案、背答案、考答案”的机械流程，这样的模式怎么能培养人的创造精神和能力？！我想这类研究生教材如果最后再对全书设计10几个更综合的思考题，可能会对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产生更大更深远的影响，比如本书继承了前人(包括国内外)哪些最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对这些理论和方法做了哪些修正、补充、改造或否定？这本书从学科发展史来看最主要的贡献是什么？在学科史占有什么地位？这本书跟同类著作相比有哪些特点和优缺点？为什么？你从这本书中学到了哪些终身受益的东西？等等。

科学研究不可能没有缺点，限于我的认识水平，我感到这本书有两个问题下次修订时可以改进。第一、对学科系统的构建倾注力量不够。学科理论系统的构建是本书最主要的任务，绪论中提出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是否科学还要经过论证，论证过程中经过修补，最后应在全书结语中总结出一个比开始那个框架更科学的翻译心理学的定义和理论系统，并对其科学性和缺陷予以较系统的阐释。再一点是学科内外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及其各自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的论证比较薄弱。第二、全书的逻辑系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从现在的章节排列来看，我倾向于下面这个逻辑顺序：一、二、七、四、五、六、八、三。第三章方法论有相对独立性，放在后边可避免影响前几章的衔接。第七章讲语言理解，显然应在翻译过程的开端，第四、五、六章为理解的具体过程，第八章是语言的生成，应在翻译过程的最后部分。学术专著和教材都非常重视全书结构的逻辑性，因为逻辑力量对人才成长有其他条件不可替代的作用，爱因斯坦(1976：313)说过：“如果欧几里得未能激起你少年时代的热情，那么你就不是一个天生的科学思想家。”他这样强调逻辑的力量并不过分，因为欧氏《几何学原本》从公元前4～3世纪开始手抄本流传1800年，1482年到19世纪末用各种文字出版了1000版以上，现在的出版次数与印数就无法计算了。就是它的逻辑力量和推理论证方法影响了一代代学人，特别是自然科学家，可以说它有力地推动了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发展。

读完全书，掩卷深思，脑子里还有几个问题，提出来和读者一起思考。

1．共性和个性问题。书中介绍与评判的理论和模式基本来自印欧语系语言之间翻译过程的总结，其适应性是有限度的，其中虽有翻译过程的共性，但不可否认的也有其个性，肯定无法完全涵盖汉外与外汉翻译过程的规律，就是母语和一种外语之间的正向和反向翻译过程(母语译成外语为正向，反之为反向)，其规律也有差异。因此我们的研究就应该既要关注适应每两种语言之间的共性，也要重视汉语和任一外语之间正反两向翻译过程的个性。

2．精确和模糊问题。翻译研究中有三个最难解决的问题：一是译者的创造性，二是批评者的主观性，三是标准的模糊性。前两个难题已在给王宏印(2006)《文学翻译批评论稿》序中讨论过，这里只讨论模糊性问题。“在不同的科学中准确的概念不一样，比如数学和心理学。不同种类的艺术对朦胧的要求也不相同，因为艺术形象有偏于具象或偏于抽象的差别。具象艺术的形象具有明确性、肯定性;抽象艺术具有朦胧性、模糊性。”(杨自俭1994：89)译文定量分析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准确性和可行性二者难以兼得。关于翻译过程的研究除了线性和非线性的矛盾外，也有精确和模糊的问题，要做到十分精确恐怕是极其困难的，因为整个研究过程难以离开人的主观参与，比如模式的设计、评价因素的确定、权重集的建立、阶段的划分等都是人选定的，还有翻译思维的不确定性和语义形式化的困难，这些都让我们难以实现精确的目标。随着科技的发展，对这些难题可能会逐渐找到解决的办法，但这个过程会很长。

3．翻译大小过程问题。翻译是人类最复杂的活动与行为，它包含两个过程，一个大的过程，包括译前准备、双语转换、翻译结果、结果影响4个阶段;一个小的过程，就是双语转换，包括源语输入、解码、加工转换(源语语符—概念—中介语—概念(？)—译语语符)、译语编码、译语输出5个阶段。大过程的表述基于作者—译者—读者的时间序列，小过程的表述基于源语—中介语—译语的时间序列，看起来都是线性的，实际两个过程都不完全是线性的，都是各部分之间反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些互动作用主要是非线性的，局部也有线性的。这两个过程都有自己的方向性，体现其方向的还应该是上述的时间序列，而且时间序列应该是过程的主干线路，但这不否认前进中有曲折、有短时的迂回或倒退。

最近张思杰和余斌(2007)以Whitehead的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为指导提出了值得关注的“翻译哲学过程论”：

翻译的哲学过程论应以“生成(becoming)过程、摄入、整体性、历史性、具体性、创造性”等范畴为基本范畴建构理论体系;这与一般的翻译过程论以“翻译标准、文本、原作、译者、读者”等范畴为基本范畴建构理论体系形成鲜明对比。前者强调“生成”后者注重“标准”;前者强调“创造性”，后者注重“经验性”。翻译的哲学过程范畴以下述方式构成范畴体系：“生成过程”范畴揭示翻译的实质;“摄入”(prehension)范畴概括而且揭示“译者、作者、原作、译作、读者”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摄入以“价值”、“意义”和“目的”为方式，并且在矢量作用下将其注入翻译过程。摄入的矢量特征映射到文本，则赋予文本以维护自身属性的权利;映射到译者，则赋予译者以阐释和创造的权利;映射到译品上，则赋予译品生成新质和保持开放的生成权利。

Whitehead的过程哲学中的“过程”代替和超越了“存在”，他(2003：38)说：“现实世界是一个过程，该过程就是各种实际存在物的生成。”这有些像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的家”，他们的思想都是超越了传统哲学本体论的，他们强调“动态”与“过程”，这很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或停止对“静态”和“结果”的研究。张思杰他们将两种翻译过程做了简单的对比，这给我们研究翻译过程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这种对比研究应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希望我们今后在这个领域做出具有世界影响的贡献。

我们前面讨论的主要是过程问题，但和过程相关的还有结果问题。从理论上讲，只重视结果不对，但只重视过程也不对，我们应该动态地看待二者的关系，过程是动态的，结果从理论上说也是动态的，因为它不会处于绝对静止的状态，但它有相对静止的状态(实际是变化极慢)，不然我们的衣食住行也都无法进行了。过程在前，结果在后，理应更重视过程，因为过程科学，结果必然优良;但过程长，结果短，急功近利者就会把眼光很快从过程转向结果。当然这和人类从古至今的价值标准有密切关系，人类文明史颂扬的和社会历来奖励的绝大部分是“结果”，而不是“过程”，被称赞的“过程”也基本都是产生优良“结果”的那些“过程”。我们这个民族从古至今比较重视结果，不太重视过程，主要表现有：物质生产的质量检查常规地被列为最后一个程序，不重视过程的管理;教育上重考试结果，不重视过程培养;学术上追求早出快出成果，轻视研究过程中对理论和方法的检验，忽视过程规则的建设，不重视违反现有规则的特例，甚至怕动摇了现有规则而故意给予歪曲解释。这种传统怎么形成的呢？其根源还是前边说的，我们的文化中一直有着根深蒂固而且生命力极强的“官本位”、“使用主义”和“经世之用”的基因。所以我们的社会改革和精神文化建设还任重道远啊！

参考文献(www.xing528.com)

［1］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2］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3］怀特海(Whitehead).过程与实在［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

［4］刘绍龙.论双语翻译的认知心理研究——对“翻译过程模式”的反思和修正［J］．中国翻译，2007(1)。

［5］杨自俭.关于建立翻译学的思考［J］.中国翻译，1989(4)。

［6］杨自俭.译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山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学报，1999(创刊号)。

［7］杨自俭.译学新探［C］.青岛：青岛出版社，2002。

［8］杨自俭.跟随徐通锵先生学习“字本位”——沉痛悼念最敬仰的中国语言学大师［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4)。

［9］杨自俭.翻译新论［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10］张思杰、余斌.翻译的哲学过程论［J］.外语学刊，2007(3)。

［11］Bell，R.T.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Theory and Practice［M］.Beijing：FLTRP，1991/2001.

［12］Danks，et al(ed).Cognitive Processe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C］．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Inc.，1997.

杨自俭

2007年8月

记于青岛浮山静远斋

【注释】

[1]主要包括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无国界、无终极真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怀疑、批判、创新;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

[2]主要包括R．K．Merton说的普适性(universalism)：评价贡献与贡献者任何属性无关;共有性(communism)：成果公开，不宣称个人占有;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学者只为科学目的，不是为自己获得金钱、地位、荣誉与声望;公平怀疑性(organized skepticism)：所有知识，不论来源如何，在它成为确认无误的知识之前，都必须精细考察。

[3]主要包括描述的方法、解释的方法和数学的方法(形式化的方法)。

[4]指一个人具有的知识、智力和能力组成的多系列、多要素的动态综合体。包括反映智慧的认识能力结构要素和反映能力的实践能力结构要素两个方面。前者包含观察、记忆、想象和思维能力;后者包含自学、表达、动手、创造和组织管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