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年，在冯玉祥与阎锡山联合讨蒋失败后，冯玉祥的西北军全部被张学良改编。张自忠任改编后成立的由宋哲元任军长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了东三省，并长驱直入，向我山海关和热河进犯。当国家处于危亡的紧要关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号召的影响下，张自忠很快转到了抗日的立场上，以满腔报国的热忱，在华北率先投入了反抗侵略者的斗争。
一九三三年初，日军继占领热河、进驻承德以后，又调集两万余众，进逼长城各口，企图全面突破我长城防线，一鼓而下华北。当年二月，由平东推进至遵化及马兰峪以东地区。为策应长城各口作战的二十九军，早已做好战斗准备，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被军长宋哲元委派为前线总指挥。
三月，日本关东军以铃木、服部两旅团为主力组成的步、骑、炮联合纵队一万余人，由热河、平泉向我喜峰口进犯。九日，其先头部队迫近喜峰口时，守军万福麟部来经激战即行撤退。宋哲元、张自忠即令三十七师一○九旅赵登禹部，沿万部撤退路线向喜峰口急进。当日午夜即与敌遭遇于喜峰口镇内，我军以大刀片和手榴弹为主要武器，奋勇与敌激战数小时，歼敌四百余，将喜峰口克复。十日晨，又将口东老婆山高地夺回。
接着，敌后续部队约六七千人，以装甲车为前导蜂拥而至，向喜峰口及两侧高地猛攻。由于敌强我弱，赵旅长一面急告指挥部求援，一面指挥部队撤出喜峰口镇，抢占两侧高地，阻击敌人。张自忠接到报告后，即派三十八师一一二旅黄维纲部由三屯营、撒河桥向喜峰口驰援。当三月十一日进抵喜峰口及左侧孩儿岭时，即遭敌击。我军浴血奋战，多次与敌短兵相接，发挥了大刀片和手榴弹的威力，斩杀敌人无数，敌凶焰顿挫，双方形成胶着状态，为克敌制胜，宋哲元、张自忠决定采取夜战、近战、肉搏战突袭敌人，令二二四团出潘家口攻敌右侧背；令二二六团出董家口绕袭喜峰口东侧之敌：令喜峰口正面黄、赵两旅坚守阵地，待迂回部队开始战斗后，全面出击，以聚歼喜峰口之敌。此外，还令三十六师一旅推进至三屯营、撒河桥地区，以策应喜峰口作战。当时，宋哲元、张自忠均临阵前撒河桥督战。入夜，我两支绕袭部队，由樵民、猎手带路，从山间小道攀援而上，摸到敌人露营村寨，对敌发起突然袭击。敌从睡梦中惊醒，因措手不及，被我用大刀片和手榴弹杀伤者甚众。接着，我军前后左右四面出击，反复冲杀，从十二日直激战到十六日，打败了敌人的多次反攻，使敌渐次不支，最后不得不向平泉方向狼狈逃窜，我军乘胜追杀六十余里。这次喜峰口战役，我军连续七昼夜浴血奋战，毙伤敌人近三千，缴获大炮十八门。
喜峰口之敌逃窜后，三月十七日，集结于鹰手营子及兴隆附近之敌，又以主力向我半壁山、罗文峪进攻，企图摧毁我二十九军设于遵化的指挥中枢。
张自忠即令两个团急援罗文峪，并亲率三十八师直属部队及手枪营到第一线督战，使罗文峪阵地得到巩固，屹然未动。当时，因山楂峪左侧高地仍被敌占领，严重威胁着罗文峪阵地，张遂又令一个营夺取该高地。经几小时激烈冲杀，将高地占领。十八日，宋哲元、张自忠指挥二十九军全线出击，三个师密切协同，一鼓将敌全部击溃，使罗文峪战斗也取得全胜。这次战斗，又毙伤敌人近千名，缴获许多武器弹药。
喜峰口、罗文峪作战，史称长城抗战，它是九一八事变以后北方战场我军的首次胜利。这次抗战，我军以劣势装备打败了骄横不可一世的日军精锐部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反抗侵略的斗志，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张自忠自此成了一名威震中外的抗日名将。
长城抗战虽然打退了敌人的进犯，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对日妥协政策，反而以签定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而告终。二十九军竟被迫撤离长城各口，至通县附近集结。
保卫察东门户粉碎日寇挑衅
一九三三年八月，宋哲元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后，二十九军全部开赴察哈尔。当时张自忠的三十八师驻防宣化、怀来一带，积极从事训练，以备再战。
一九三四年冬，热河方面日伪军又蠢蠢欲动，有明显进犯察东的迹象。
早有警惕的张自忠将军及时令本师一一二旅黄维纲部由怀来雕鹗堡向龙关、赤城及龙门所推进，以防敌人窜犯。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日军飞机向我龙关、赤城一带驻军频繁侦察，并投弹轰炸。一月十五日，黑河汛日军司令森一郎向我军提出“警告”，要我龙关、龙门所驻军撤退。面对敌人的挑衅，张将军指示黄旅长说：“龙门所系察东门户，决不能后退一步，并应加强守备力量。”并令黄部推进至赤城，将旅指挥所驻进龙关，作好应战准备。次日凌晨，日寇以步骑炮兵联合组成的约一两千人之兵力，在飞机配合下，向我龙门所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我军沉着应战，据险死守，决不退让。敌以炮火作掩护，多次竖云梯爬城，均被我军击退。
激战三日，我阵地岿然不动，敌死伤了七八百人，终无进攻之力，遂与我形成对峙状态。
后经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与日方交涉，日军承认是“误会”，冲突才告结束。
这次察东拒敌，是张自忠将军继长城抗战后，在华北的又一次英勇的抗战举动。(www.xing528.com)
在华北从政与日寇周旋
一九三五年六月四日，国民党政府继签订《塘沽协定》之后，又与日方秘密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通过这一协定，把河北和察哈尔两省大部主权都断送了。这年十一月，张自忠被国民党政府委任为代理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十二月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为委员长）时，张又被委任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一九三六年五月，调任天津市长。当时，在卖国协定下，华北已逐渐“特殊化”，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国民党政府又不许抗日，作为典守长官，张自忠的处境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他坚定自若地辅佐宋哲元，内而整军经武，外与日敌斗智，力撑华北危局。
为防敌于万一，张自忠以很大精力补训部队，加强武装。主察期间，他对全师各团人员、马匹、车辆，都亲自校点，该淘汰的淘汰，该补充的补充。
成立了一个学兵营，扩充了两个新兵旅，收编了一个旅。取消了在喜峰口抗战中使用的大刀，配置了较先进的步枪和其他武器。加强了部队的射击、刺杀训练…
…经过整补，整个部队人强马壮，精神焕发。任天津市长时，张自忠充实加强了天津保安队原有三千多名官兵的武器装备，配齐了全部武器。
还把他的特务营全体改为保安队，拱卫市府，将所有三十八师的部队（共五个旅），配置在天津市外围，控制了全市及对外交通。
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气焰很嚣张，不断向我挑衅，以制造侵略我国的口实。在国民党当局不准得罪日本人的政策下，张自忠既不唯唯诺诺地屈服帝国主义的压力，又不鲁莽从事，而是有理有节地与日方周旋。
张主察时，日寇扬言“塘沽协定”注明以长城为界，要进驻张家口大境门外。
大境门系察哈尔省省府张家口的北大门，是长城要塞，若让日军靠近，我察哈尔省府的安全就要受到威胁。张自忠当机立断，一面调兵遣将，部署在大境门外四十五里的罕诺坝；一面派人与驻张家口的日本特务机关进行交涉。在谈判中，张自忠授意我方代表警告日方：“大境门外有中国军队驻防，如发生误会，一切后果由日方负责。”日方见我方态度强硬且有准备，加之吃过张自忠的苦头，遂未敢进驻大境门外。
张自忠任天津市长后，一九三六年某日，日本丰台驻军与我部发生冲突，日军将我部包围。双方对垒，一触即发。当时，张自忠奉宋哲元委员长电令，与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交涉。日方一参谋为迫使张自忠迅速屈服，以威胁的口气对张说：“刻下形势严重，要赶快设法制止，否则便要开火。”张自忠从容沉着地回答：“国家养兵，原为打仗。”用力若千钧的八个字，给了对方以回击。经我方不卑不亢地谈判，日方后来未敢妄动。
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到十八日，英国驻天津总领事馆为庆祝英皇加冕典礼而举行宴会，招待驻津各国来宾。在商讨最高来宾问题上，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坚持要以最高来宾身份出席。张自忠闻知后，义正辞严地对英国领事表示：“英界为中国领土。日军驻津系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国际场合，不能喧宾夺主。若以田代为最高来宾，中国方面决不出席。”结果，英领事馆不得不决定以张自忠将军为最高来宾，使我国的尊严得到了维护。
当然，在张自忠主持察哈尔和天津以后，察省和津市的局面并未好转，相反，却和整个华北一样日陷危机。但这是由于国民党当局实行不抵抗政策的结果。张自忠面对这种危难局势和自己的艰难处境，感到非常苦痛，他曾在给所部旅长李致远的信中，表露过这种心情。
七七事变后，日军大批开进关来，连连向我挑衅。七月二十七日，又向来哲元发出紧急通牒：限他和三十七师于二十八日午前撤离北平，以此作为和平谈判条件，否则将采取断然措施。二十八日拂晓，日军开始向甫苑进攻，我二十九军副军长兼教导团团长和南苑驻军指挥官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相继阵亡，南苑失守，华北局势异常危急。
为了保存力量并争取和平解决争端的可能，宋哲元于当日下午三时召集在北平的军政首脑举行特别紧急会议，决定把部队撤到保定，委托张自忠暂代自己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之职，留北平与敌谈判，以作缓冲。当时，是抗战还是妥协，国内斗争十分激烈，留下来与日本人打交道，是要背“汉好”罪名的。但张自忠毅然接受了任务。他说：“现在战与和都成了问题，看情形事情不会一下子得到解决，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为了我们二十九军能安全脱离险境，我愿担当这个重任，个人毁誉在所不计！”在接受任务的第二天，他给所部团以上军官写了一封信，嘱咐他们“团结一致，在副师长率领下听从军长的命令，坚决抗战”。二十九军于当晚撤走后，张自忠便孤处危城，在世人的误解谣啄之中，默然忍辱负重，继续与日寇周旋。
不几日，日军便大批涌入城里，扶植汉奸，组织北平伪政权，并向张自忠提出通电反蒋、反共等无理要求。张自忠拒绝了日寇的无理要求后，他的行动处处受到刁难和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张自忠感到日寇武力占领中国的方针已定，对它不能再报幻想，自己继续留平已无意义，于是便托病隐蔽起来，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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