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代以及那一代的理想
筱敏
我经历过一个全体青少年都渴望当兵打仗的时代，今天看过去它不免荒诞，但当时的一切都是有本有源，顺理成章的，那是一个生活有如舞台布景，被装饰得如火如茶的时代。
绿军装风靡全国，成为青少年们唯一的，具有绝对统领地位的流行时装，这种整齐单一的审美趣味，自然源于这一代人所获得的整齐单一的教育。炸碉堡堵枪眼之类的英雄主义行为，雪山草地的浪漫主义传奇，是自幼年以来一直喂养我们的食品，比起异域的童话，这种喂养是不由你个人或家庭选择的，它带有统摄性和强制性，接受是一种义务。那种整齐单一的着装趣味，并非仅为审美的尺度，而更是道德的尺度了。
这一代人唱火药味十足的歌，由衷地相信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正等待着我们去解放。这一代人觉得生在和平年代是一件遗憾的事情，甚至连“和平”这一类的字眼都是懦弱的，带有“修正主义”气味的，因为它使人生平庸，何况它几乎总与“演变”这样可耻的字眼连在一起。“我们这一代青年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这样一类名言的流行程度可以压倒当今任何一支流行曲，这一代人无论从高音喇叭里听到它，还是从友人来信中看到它，都无不为之动容，从而进入一种躁动不安的梦境状态。革命的饥渴，战争的饥渴，献身的饥渴，伴随着青春特有的饥渴，使这一代人如浸没在狂潮之中，没有立足点，也不肯沉没，于是便不断地翻卷，涌动。我们可以从当年流传下来的诗文中，看到那个时代的生命标本，比如当年广为传抄的政治抒情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
“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这一代人不断讨论的话题，几乎是从记事以来，这场虚构的大战，就通过官方话语和私人话语，无数遍地让他们体验过了。因此，诗人的虚拟，在这一代人的情感里，是比真实生活更真实的。诗的场景是：那一场“赤遍全球”的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诗人站在北美的陵园里，站在为攻打白宫而牺牲的战友墓前，抒情和回忆。回忆中有他们共同经历的红卫兵运动，井冈山，大串联，更有那令人难忘的夜晚，一同收听国防部的宣战令，出征，一同奔赴“最后消灭剥削制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今天，我手里写下“国防部的宣战令”这几个字的瞬间，突然有一种极恶劣的情绪反应，我甚至不愿承认自己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但在当时，我确曾为这样的诗句激动过：
还记得吗？/我们曾饮马顿河岸，/跨过乌克兰的草原，/翻过乌拉尔的高峰，/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我们曾沿着公社的足迹，/穿过巴黎公社的街垒，/踏着国际歌的鼓点，/驰骋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瑞士的风光，/比萨的塔尖，也门的晚霞，金边的佛殿，/富士山的樱花，/哈瓦那的烤烟，/西班牙的红酒，/黑非洲的清泉。这一切啊：都不曾使我们留恋！/因为我们有/钢枪在手，/重任在肩……
这些中国青年，就是这样踏遍了全世界，胸怀理想，也胸怀仇恨，浴血南征北战，直至“冲啊！攻上白宫最后一层楼顶，占领最后一个制高点。”直至全世界一片红，共产主义最后实现。
读这样一些诗句的时候，我们不会知道国际法则，不会有良心上的歉疚，更不会以为“侵略”这个向来只用于帝国主义的字眼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始终坚信我们是正义的。何况，我们在受教育中所获得的道德准则还包括：对阶级敌人绝不心慈手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直至今天，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仍然认为这是一种圣洁的情感，只不过有点儿幼稚而已。
如果我们的历史课本或课外读物，向我们描述过某些我们应该知道的历史，而且描述不是限于那些意识形态的辞藻，能略微地进入某一段社会生活，比如二战前德国的社会生活，尤其是青少年的生活，或许我们会获得某种对照。与历史对照可以使人较为理智地思考自身的处境。从如火如茶的舞台布景中走下来，观看了另外几出同样如火如茶的剧目以后，你才有资格有能力评价你自己参与演出的那一场戏。其实我们可以很轻蔑地对待“空前绝后”“史无前例”之类的修辞方式，对子历史来说，这些巨大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辞藻，几乎都是谵妄的，不诚实的。
命运最终没有满足我们当兵打仗的痴迷，没有真的听到“国防部的宣战令”，把战火烧到世界上去，没有真的实施“赤遍全球”的战争狂想，实在只能说是上帝对我们的怜悯。在我自己做了母亲之后，再从历史图片中看到那些十二三岁的德国孩子，在纳粹德国即将覆灭的前几天，列队接受“元首”的接见，准备开上战场去充当炮灰的情景，我说不出我的感受。我想，一切战争狂想都是有罪的，所谓“圣洁的情感”，不能减轻丝毫的罪愆，那些满脸稚气的德国孩子，会说他们纯正的雅利安血统不是圣洁的吗？
纳粹德国的宣战令满足了德国青少年的战争狂想，而在此之前，统治者是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措施来灌输这种战争狂想的。
纳粹当局严密控制自小学开始的全部教育环节，取消全部私立学校，改组了绝大部分教会学校，使教育“一体化”得以全面进行。
纳粹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出这样一代青年，用希特勒的话说：“全世界在这代青年的面前都要骇得倒退。我要的是具有强烈主动性、主人气概、不胆怯、残忍的青年，在他们身上既不允许有软弱，也不允许有温和。我要从他们的目光里看到骄傲的神色和猛兽般的犷野……”(www.xing528.com)
在中小学教育内容方面，文化课程大幅度削减，政治教育和军事体育训练的比重大幅度上升。政治教育强调培养青少年忠诚于领袖，具有为实现纳粹主义的坚强意志和责任心，勇猛好斗，不重私利，勇于为纳粹德国牺牲一切。而在可怜的文化课程内，也充满着纳粹的革命化气味：历史课不求历史知识的系统，而着重种族斗争，宣扬德意志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着重激发爱国热情；生物、地理、德语等课也向种族论（而德国总有数量可观的知识分子在源源不绝地制造着这一类理论）严重倾斜；数学课时常用于学习计算炮弹飞行轨迹或枪炮瞄准的提前量；而物理化学等等，就更是可以注入战争实践或军工生产一类的内容。
国家通过各种组织严密地控制了每一个青少年。从6岁到10岁，你是学龄团员，跟随你的一个记录簿，开始记录你在纳粹化运动中的种种表现。10岁到13岁，你必须通过考核——比如背诵纳粹主义要义和纳粹党党歌，野营，操练，为国家收集废铜烂铁——然后升入少年队，你必须在希特勒生日那天参加集体宣誓：“在代表我们领袖的这面血旗面前，我宣誓把我的全部精力和力量献给我国的救星阿道夫·希特勒。我愿意而且时刻准备着为他献出我的生命，愿上帝帮助我。”你被授予一把刻有“血统和荣誉”字样的少年队员短剑，你学习服从，学习射击和投弹，铺设电话线，学习追逐整个社会都视之为荣誉的荣誉。14岁到18岁，你就成为青年团的正式团员。你必须过集体生活，住在营房里，接受按武装部队的要求组织的军事训练，学习纳粹史、种族学，听时事讲座：德国被包围了，要把民族的力量聚集起来，为德意志民族夺取生存空间，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等等。你必须参加农村劳动服役，必须统一着装，必须在大型的集会游行时严守纪律，跟随喇叭狂热地呼喊……而在这之后，你成年了，你将幸运地接受国家赐予你的“最高和最后的国民教育”——服兵役。在多年的受教育中，你已深深认同这一点：德国陆军是全国的榜样，它具有最可贵的素质，即纪律、团结和牺牲精神，军队是德国“最具社会主义性质的组成部分”，是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的最好场所，它必须作为青年教育的终结阶段。
在这环环紧扣的教育体系中，你一点一点地失去了个人的自由，你既没有个人行为的空间，也没有个人思想发展的空间，生活中的所有空间和时间都被集体、国家所充满。但这又有什么呢？元首早就这样教导过的：“一个民族的思想和意志的自由，要比个人思想和意志的自由有价值得多。”而且这种价值似乎是可以立刻看见的。
你走完了党所勾勒的接班人成材全过程，通过了多年不间断的冶炼，你有了挺拔的身姿和钢铁般的意志。连终日标榜民主自由的那些美国人也不禁羡慕你，并因此而怀疑他们的宪法制度是否比得上纳粹的理想，他们说：在新闻短片里，那些年轻的德国兵多么英俊多么富有生气！而我们美国的年轻人则整天看电影，像一群废物。
在一个全社会都仰慕军人的时代里，青少年会为自己确定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呢？他们的体格、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知识结构以及他们青春期的欲望，都在推涌着他们。他们仿佛站在世界之巅，俯视这个小小的世界，油然而生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何况“血统和荣誉”的短剑，是祖国早就授予了他们的呢？为德意志民族而战，为斩断套在祖国颈上的绞索，夺回祖国的自由和生存空间而战，为拯救了德意志祖国的元首而战，为血统和荣誉而战！用纳粹党的教导来说：这是进入历史的伟大时刻，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至此，难道战争还是可以避免的吗’
后世的论者试图探清为什么会发生纳粹那样的罪恶，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在充当希特勒的屠夫。有学者不惮烦琐，一个一个地调查纳粹军队中士兵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结果发现，这些杀人恶魔，个个都说得上是品行端正的普通德国青年，他们的经历也不过是德国青少年从学龄团、少年队到青年团、国防军这样普通的经历。
一名上尉在法庭上如此叙述说： “1943年8月初，我收到了80个囚犯，要我用希尔特给我的毒气把她们杀死。……在几个党卫队人员的协助下，我把那些女人的衣服剥光，并把她们推进毒气室。门一关上，她们就开始尖声号叫起来。我通过一条管子把一定数量的毒盐送入室中……从一个窥视孔看室内发生的情况。这些女人只呼吸了大约半分钟便栽倒在地上。我开了通风机以后，把门打开。我发现那些女人都已死在地上，浑身都是粪便。”当检察官问他当时的感觉时，他的回答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毫无感觉，因为我是奉命用我已告诉过你的办法杀死这80个人的。而且，我正是按照这种方式训练出来的。”
片刻之间虐杀80个生命而毫无感觉，这便是纳粹教育思想和教育体系的巨大成功。我想象，在说到“而且，我正是按照这种方式训练出来的”之时，这名上尉依然是英俊挺拔的，内心里他依然认定自己是德意志祖国的忠诚战士。
德国的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六七十年代，都已是过去了的事情，人们在形容这两段历史的时候，都喜欢用同一个词——浩劫。
但这一个词并不能结束一切。追述这些，就是由于它们在我心里总也不能过去，而且我想，没有直面于它的认真清理，所谓浩劫，是不可能从一个民族的历史中过去的。
作为这一代中人，我不喜欢听受害者对当时青少年们的“革命行动”一味地控诉，不喜欢听诸如“红卫英雄”之类的鄙称，我总是下意识地回护着少年时代的“圣洁的情感”。但有一次，当我又读到一位老人在回忆录中作这种控诉的时候，有一声长叹却触动了我——“这些坏人是怎么教育出来的啊！”我蓦地想起那些眼熟的军用皮带，那些涂在老师脸上的墨汁，还有，一个出身很好的中学生，把同学绑在木桩上做稻草人，用军体课上学来的很标准的甚至很优秀的刺杀动作，向同学前胸不断突刺……快三十年了，我几乎不再想起这些，这无疑是一种回避。而在读到别人的历史和别人对自身的剖析之后，我想我们有必要明白我们这块土地曾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必要回答那个总是被回避着的问题——
这些坏人究竟是怎么教育出来的？
文章选自《成年礼》，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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