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性、廉洁性，同样适用于隐蔽斗争
提到隐蔽战线，许多人都会有一种神秘感，其实解密的历史资料已经把当年这种看似无硝烟却极其重要的战线展现到公众面前。打仗，第一靠实力（包括“硬实力”，也包括“软实力”），第二就靠情报。过去如此，今后也如此。
近代中国军队的编制名称大多仿照日本，当年日本参谋本部、各军部的编制中，“第一部”是作战部，“第二部”便是情报部。记得1989年我为到访国防大学的日本旧军人参观团充当临时翻译时，一听带队者说他曾在“关东军二部”任职，便马上知道此人当年出身于“特务机关”。
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序号模仿日本，带“二”字号的机构也多是情报特务机关，如“二厅”、“二处”等。解放军编制中的“二部”，也负责情报工作，这也表现出它具有仅次于作战的重要性。
军事斗争离不开情报，经济、政治斗争同样如此。如今国际上战事稀少，商战却更趋激烈。获取商业情报、技术情报，乃至国家决策情报，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外交斗争都极为重要。例如不久前我国重判了向澳大利亚泄露铁矿购买价底线的人，因为这一情报被他国获取，会使我国在谈判中失去讨价还价的余地，最终受到数亿乃至数十亿元的经济损失。
各个国家、各支军队都非常重视情报，搞情报的方式却有所不同，建设情报队伍的原则也不一样。当年提到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国人的印象通常是“下三滥”或是残暴毒辣；提到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或情侦人员，则往往是英勇和道德情操高尚的象征。
这些的确不是艺术夸张，而是历史事实。
当年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在公开战场打胜仗，关键是得到群众的爱戴和拥护，其前提又是自己的先进、廉洁。试想，一个贪赃枉法的政权和一个残民以逞的军队，怎么会得到老百姓的拥护？
隐蔽战线的斗争虽有一些神秘性，取胜同样也要靠广大人民提供掩护、提供消息。声名狼藉且被人民痛恨的国民党特务办事效率极低，共产党的情侦人员数量虽少却成果斐然，原因也在于自身的表现是否赢得了民心。(www.xing528.com)
当年中共的情侦人员与战场上的指战员一样，普遍要保持与群众大致相同的生活水平，不能追求享乐。改革开放后的一些影视剧的编导迎合社会上追求奢豪的潮流，设计的地下工作镜头尽是灯红酒绿，由俊男靓女在高档歌舞厅、宾馆接头。我父亲在抗战后期曾由八路军调到中共中央社会部参加过地下斗争培训，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担任过隐蔽战线的部门负责人。他生前看到电视上出现这类镜头就叹息说，当年共产党组织经费很困窘，根本不可能维持豪华生活，何况这类举动从历史背景角度看也违反了隐蔽斗争战线的基本原则。
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公开和隐蔽工作成功的根本保证，这是被战争年代的无数实践验证的真理。目前，我国正面临着和平崛起和建立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当年情侦、保卫这些隐蔽战线中有益的经验仍值得借鉴。老一代隐蔽战线斗士们的奋斗精神仍值得今天的人们学习缅怀，尤其是要学习他们的政治觉悟和廉洁奋斗的精神。
当年中共隐蔽战线的统帅周恩来，是全党廉洁和先进性的楷模，影响和教育了几代隐蔽战线的人员。他表现出来的崇高的人格力量，曾是党的地下组织获得非权力性权威的重要基础。
记得1979年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研究生后，在内部资料室首次看到台湾出版的原中共台湾工委书记、后叛变成了国民党军情局少将的蔡孝乾（即蔡乾）的回忆录，感到颇为惊讶。此人是唯一参加过红军长征的台湾人，在1950年春被捕后却“归顺”国民党，并协助肃清了中共在台湾的地下组织。
一个长征老干部，何以堕落至此？后来我问过在延安时便认识蔡乾的前辈，回答是当年此人虽经过斗争考验，却因私生活不检点而受过处分。从艰苦的延安回到生活条件优越的台湾后，蔡乾在环境影响下思想更发生变化，终日追求金钱享乐，甚至在解放前向富商炫耀身份，表示如现在给赞助则解放后必予关照，这样岂能不暴露？蔡乾被捕入监后，台湾工委副书记张志忠组织同牢室的人“批斗”这个叛徒时，就骂他“诱奸十四岁的小姨子，侵吞一万元美金工作经费，天天上波丽露西餐厅吃早点，竟然还敢到处张扬他是共产党在台湾的领导人。”
在当年严酷的斗争中，共产党人若追求腐化生活，就会走上政治变节之路。30年代初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负责人向忠发、顾顺章被捕后马上叛变，起因也是迷恋吃喝嫖赌，导致人生目标扭曲，遇危险就必然贪生怕死。无数事实证明，从革命战争时期直至和平年代，共产党人进行反腐倡廉的斗争都非常必要。
只要人类存在着国家和集团利益的对抗，隐蔽战线的斗争便会持续下去。随着高科技的发展进步，过去手工式操作的密码战一类方式早被电子计算机代替，侦察、内防也有越来越先进的手段。不过，技术手段不可能代替人的素质和奋斗精神，隐蔽斗争同样如此。想到这里，我不禁连想起当年熟读的方志敏烈士所写的《清贫》一文的结语──“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过去如此，今后也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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