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基础、党绝对领导”，是党的情侦工作两项基本原则
取得全国胜利之后，中共情报工作负责人李克家在1950年专门用了半年时间组织总结党的情报工作经验，强调了“党的绝对领导”和“以政治基础为主”的两点原则。可以说，这两条经验是隐蔽战线取得胜利的真谛之处。
当年苏联情报专家来华介绍经验时曾说，用金钱、美色才能获得有价值的情报，李克农对此气愤地反驳道：“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干，今后也不会这样干！我们主要靠交朋友、做思想政治工作，有时也用一些金钱，但这些只是辅助手段。”
近年一些以追求刺激的电视剧中出现“地下工作者”，既不谈政治觉悟也没有组织领导监督，成了“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式的人物。真实的历史情况却证明，离开党组织领导的地下情侦工作必然会走上歧途。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其重要原因便是他从不参加政治学习而没有应有的觉悟，党组织又因他工作特殊而未很好地监督，使他得以任意挥霍钱财，生活腐化必然会导致政治坠落和叛变。
吸取这些教训后，党的地下工作尽管多是单线联系，组织上也要经常对下属党员在政治上和生活上进行检查，对有危险倾向者要及时教育或切断关系，反腐斗争也体现在当年的隐蔽斗争中。
国民党在大陆上无论公开或隐蔽战线都打了大败仗，以至于丢了江山逃到海岛，其原因在当时可谓有识者尽知。自古人称“失人心者失天下”，蒋介石自然也不例外，他本人私下在日记中也承认此点，现已公开的保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蒋介石日记》中便有清楚记载。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虽在私下和小范围内承认丢失大陆的真实原因在于人心，然而出于反攻和凝聚岛内人心的需要，在公开宣传中却不能说共产党的胜利是得人心所致。国民党在台湾解释失败的原因，只好归咎于所谓“共谍渗透”，这除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又为当年在岛内实行特务统治和白色恐怖找到了借口。近些年来，台湾的一些宣传品及其响应者又重提和炒作“共谍”决定胜败的老调，其目标同样是从历史根基上否定当年中国革命胜利的合理性。其实无论是从历史事实还是从社会进程的基本规律看，此种论调荒谬到了可笑的程度！
当年国民党在大陆是实力最强的执政党，拥有最庞大的特务组织如中统、军统、宪兵以及警察机构，共产党却是个穷党且没有很大的情报组织。为什么国民党得不到多少共产党的内部核心情报，自己内部却到处被其所说的“共谍”渗透呢？甚至连其众多“党国要人”和将军们都秘密为共产党服务呢？台湾的历史书上描写这一段历史，曾惊呼当时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渗透到了“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程度。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国民党的统治极其不得人心，以至于内部人员也纷纷转向共产党，其情治机构也极其腐朽无能。
当年党的地下组织发展关系，都是以政治觉悟作为基础，不能用所谓哥们义气、爱情吸引等手段。当年残酷的斗争证明，如果脱离了政治理想信念的凝聚，个人关系和一时的感情狂热只要日久都会生变，对明知是敌对阵营的人产生爱情更属天方夜谭。
在革命战争期间，中共在隐蔽战线能取得那么辉煌的成就，根本原因是靠正义的信仰争取和打动人心，靠组织力量凝聚广大群众作为掩护。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经常能打入敌营，恰恰由于国民党腐败不堪，内部松散且离心离德。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儿和其他许多高官的子女纷纷秘密加入共产党，也是因他们看到身处的高层有太多的黑暗，认为延安才代表光明。当时国民党的中统、军统除了利用少量叛徒，一般很难打入共产党内，原因也在于革命队伍组织严密，艰苦奋斗的环境也为特务分子无法忍受。智慧来自群众，力量来自信仰，是党的地下工作胜利的源泉。
中国共产党这一精神感召力，还影响了战争时的敌国日本的一些进步人士。在抗战期间，日本近卫首相的秘书尾崎秀实便向中共和苏联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报，人称看到这些情况等于参加了天皇主持的御前会议并做了记录。
尾崎秀实(www.xing528.com)
由中共中央社会部潘汉年系统领导的中西功、西里龙夫等日籍共产党人组织的情报组织，长期提供了日军行动的诸多战略情报。尤其是在1941年秋冬之交，他们同尾崎秀实等人了解到，日本要南进袭击美、英，不想北攻苏联，这一情报对斯大林下决心从远东调兵保卫莫斯科保卫战起到了重大作用，也帮助中共中央确定了战略方向。随后这一“中共谍报团案”被日本特高课特务破获，在审判他们的所谓“叛国罪”、“间谍罪”时，中西功、西里龙夫坚决否认罪名，认为自己没有接受过任何金钱收买，只是出于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反对法西斯，才义务向中国和苏联提供情报。这一事例，也生动说明了政治理念教育的作用。
加入中共地下情报组织并建立奇功的日本人中西功。
同样，国民党内的众多人也是出于对国民党的失望，把希望寄托于共产党，因而不顾生命危险提供情报。解放战争时，南京国防部第三厅（即作战厅）厅长郭汝瑰等，一直向中共地下组织提供情报。国民党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情报活动主要靠收买，而中共当时是个“穷党”，这方面的活动并不建筑在金钱基础之上，而是依靠自己的信仰来带来人心的归向。后来在平津战役时，傅作义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傅冬每日都将父亲的一举一动及时汇报，随即马上由北平城内的地下电台告知西柏坡和平津前线指挥部，结果中共领导人对自己对手每一时刻的情绪乃至面部变化都能知道，只差像如今高科技时代那样用电视摄像机进行现场锁定观察了！细致到如此程度的侦察情报工作，实为古今罕有。国民党与共产党交战，确实没有不败之理。
周恩来曾把20世纪20年代末打入国民党核心特务机关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称为情报工作“前三杰”，又把40年代打入西北国民党军胡宗南核心的熊向晖、陈忠经、申健称为“后三杰”。特别是熊向晖长期担任“西北王”胡宗南的贴身机要秘书，蒋介石进攻陕北的命令一到，马上就被转到延安。
当年了解内情的人称，在毛泽东转战陕北时，蒋介石的电报还没有发到下面的军长、师长，毛泽东就先看到了。当年毛泽东敢于带着党中央留在陕北，除了群众基础好和地形有利外，还有一条保障就是情报有力。
毛泽东接见隐蔽战线“后三杰之一”的熊向晖。
熊向晖到了晚年，他的亲属曾问过：胡宗南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还要为共产党服务。熊向晖回答了两个原因：一是在清华大学加入共产党时就有了坚定的信仰，二是胡宗南这些人的个人品格和魅力同周恩来相差太远。
正是看到了国民党内的腐败，才更感受到毛泽东、周恩来代表的革命者的风范和吸引力，这也是那么多人抛弃国民党而选择共产党的原因。
得人心者得天下，得人心者同样能得情报。
回顾当年隐蔽战线斗争的胜负，人们可以联想到两千五百年前写成的《孙子兵法》总结间谍使用的两句话——“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
共产党“用间”的成功，恰恰是在“圣智”和“仁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秘密战线的较量同样是人心的较量，国共双方隐蔽战的胜负对决，其基本因素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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