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不允许奢华,隐蔽斗争的成功在于外观同群众一样
近些年一些影视剧的编导为迎合社会上追求奢华的潮流,设计的地下工作镜头尽是灯红酒绿,由俊男靓女在高档歌舞厅、宾馆接头。历史当事者和知情者看到这类镜头便会叹息说,当年共产党组织经费很困窘,根本不可能维持豪华生活,何况这类举动从历史背景角度看也违反了隐蔽斗争战线的基本原则。
在当年的隐蔽战线斗争中,中共地下组织不仅把反对奢侈当做防止自身成员腐化的重要一环,同时出于经费所限和避免暴露,一般也不允许成员过豪华的生活。世界上的隐蔽斗争有一个共同的活动原则,便是要求“普通化”而力戒“特殊化”。西方情报界有句名言便是:“不像间谍的人是最好的间谍。”
按照通俗的解释,混在人堆中就找不到,见过面后就没印象的人,才是地下工作者的最好人选。如今众多影视剧中那些刺激眼球的镜头,大都违反了历史真相。
周恩来早在1928年为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规定最早的工作准则,便是“尽量职业化、社会化”。地下工作人员的着装和日常行动都要求同社会上普通群众相近,既不要过于出众引人注目,也不要太穷酸招人讨厌。当年的地下工作人员接头,选择高档娱乐场所恰恰是大忌,因那里是敌方上层官员和警特愿意出入之地。隐蔽工作的纪律之一,是要求外出人员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坐在漂亮女人的身边,因敌特出于本能愿意盯着美女,对她们身边的男人自然也会引发兴趣,所以很容易引来盘查和留难。
权力和金钱对人都是一种腐蚀,对中国共产党人也不例外。在从事地下斗争时,中共各级组织就特别强调党组织和各级干部的廉洁。1926年8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扩大会议时便谈到党内出现了不良现象,最后发出了题为《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党内通告,这恰恰也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反腐文件。
文件中针对党内出现腐化分子的现象指出:“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但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而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与这些不良倾向斗争,才能巩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今天人们重读这一文件,写的是何等得的啊!
当年党中央在发出通告后又采取了清洗措施,并对党员生活准则做了具体规定。例如一些共产党员到国民政府及其军队任职,每月工资有几百元或上千元,他们只能留30元作为生活费,其余必须交作党费,当时在国民党内担任高职的周恩来便作出了廉洁的表率。
在大浪汹涌泥沙混杂的形势下,党内混入一些带有流氓无产者意识的分子是不可免的。一旦遇到革命受挫折,贪图私欲的人又纷纷叛党。中共第一个叛变投敌的省委书记王复元就是因贪污山东省委经费,被开除后向敌告密,还当上“铲共队长”,使省委遭到大破坏。中央不得从上海调特科人员前往除奸,将这个叛徒击毙于青岛街头。(www.xing528.com)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最典型的腐败分子便是曾任总书记的向忠发和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这二人都利用党的经费享乐嫖娼,生活腐化必然导致政治堕落,被捕后为求活命便马上叛变。鉴于这些沉痛的教训,党组织在战争年代始终将党员生活廉洁与政治上是否坚定联系在一起,在历次整风、整党和审干中都将检查腐化作为重要内容。通过持续开展党内斗争,加上严酷环境和生死考验自然地淘汰了贪图私欲的分子,广大党员又都认识到脱离群众便不能生存,因而也使滥用职权之事很少发生。“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这句发自人民内心的歌声,也是战争年代绝大多数党员的一身正气唤来的。
在党开展地下工作时,周恩来还特别规定,不许用金钱收买、美色引诱和手枪恫吓来获取情报和发展关系,其重要原因也在于上述手段是一柄双刃剑,若以此对敌也会腐蚀自身。廉洁、平凡朴素,与多数群众保持一样的生活,这恰恰是当年中共地下党员的基本要求。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遵守了这些要求,一般不会引人注意。国民党特务却非常引人注目,而且让各阶层人士讨厌乃至痛恨,其重要原因在于他们故意显露并滥用自己的特权。
蒋介石建立的特务机构中统、军统、宪兵的规模,于抗战末期发展到顶峰,在编内勤(即专职特务)达几十万人,成为人民痛恨的类似明代“东厂”、“西厂”或德国纳粹盖世太保的恐怖组织。这些特务所到之处,往往有意向周围的人显露手枪、摆威风,以此从摊贩处白吃白拿,向民众勒索财物,并抓捕敢于违抗者。
经历过国民党统治的老一代都知道,当年在那个地方开一个饭馆、旅店或大一点的商店,都要向当地特务机关头目打点,否则特务就会找碴、找麻烦。不经法律程序杀人、抓人或严刑拷打,更是特务机关的家常便饭。那时听到“军统的人来了”,普通人往往闻之心惊。
这样的凌驾于人民之上、让各阶层人士都望而生畏的统治者鹰犬机构,怎么能不让老百姓切齿痛恨!
国民党特务又称“见官大三级”,例如官中的特务宪兵可以逮捕职务高自己三级的军官,一个普通宪兵即可抓连长,宪兵排长就能抓团长。因此,连国民党党、政、军机构中的一般官兵和职员,对特务宪兵也是极度厌恶乃至憎恨的。
蒋介石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豢养特务除用于对付“异党”和监视人民,也用于控制党内不放心的人。担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的李宗仁在回忆录中便说过,“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这些人日夜监视李宗仁的行动,甚至制定必要时暗杀的方案。采取这种特务政治和国家政权采取的恐怖主义,不仅在国民党内造成众多派系怨愤,也是遭举国痛骂并失去人心的原因之一。
国共两党的情侦人员相对比,便可看出素质和表现完全不同。在斗争中,国特的根本弱点在于得不到群众帮助还受憎恨,机构虽庞大却掌握不到多少有价值的情报。共产党的情侦部门却少而精,全因深得人心而效率极高。
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转战陕北时的隐蔽住地距国民党军重兵据点只有几十公里,国特机构在几个月内仍如聋似瞎,以至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被认为是军统最大的失败。相反,国民党军队、政府机构内部却到处有人为中共方面提供情报或其他帮助,特务对其中大多数人也侦破不了,事后毛泽东曾称赞说:“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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