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延安后健全情侦保卫部门，毛泽东确定“十六字方针”
经过十年内战，中国共产党的情侦保卫工作在进入延安后终于成熟，这也是用无数鲜血换来的真经。
1937年初，中共中央进入陕北仅有的一座小城市延安，毕竟有了一个安定的工作环境，并向全国开展工作。当时国共两党虽然在对日作战中形成战略上的合作关系，但国民党当局仍不承认中共组织在国统区有合法活动地位（只有个别谈判代表除外），并把“防敌（指日本）防奸（指共产党）”作为秘密斗争的基本指导原则。此间，国民党的军统、中统在对日本进行秘密战的同时，将中共地下组织当做第二位的打击目标。另外，中国共产党在同日本军队在战场上交战外，也要对敌进行隐蔽斗争。这样，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隐蔽战线斗争，便在对日寇、国民党顽固派这两条战线上展开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通过总结经验，为地下斗争提出了重要的所需原则，也称“十六字方针”，其内容就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这四句的含意，就是地下工作不能搞暴露的斗争，不能搞庞大的组织，它的任务是秘密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配合武装斗争，而不是急于出面去战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情侦保卫机构，过去的代表是特科和交通局，在1934年之后基本损失殆尽。到延安后，这些机构又重新健全起来。1939年2月，中央正式成立社会部。
延安的社会部（中为李克农住址）。
社会部其实是进行社会上隐蔽斗争的代称，它的任务是负责情报保卫工作。起初，康生任部长，李克农、潘汉年担任副部长。
毛泽东为社会部的题词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周恩来为社会部的题词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侦察工作，要有深入虎穴的精神，方为上策。”
这些题词，恰恰说明了社会部的主要任务是侦察敌情。另外，社会部还有另一重任务，那就是保卫中共中央和各根据地内部的安全，肃清敌特。
需要讲一下当时的中央社会部长康生，此人在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曾接管中央特科，对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做过有益的工作。1933年去苏联，在之后的四年间又全面学习了那里的肃反和保卫方法。在莫斯科时，康生本是王明的伙伴，1937年末回延安后，不久他发现毛泽东在党内威望高，便积极揭发和反对王明，完全站在以毛泽东一边，从而得到信任。再加上他过去在上海、苏联都负责和学习过情侦保卫工作，社会部长便交他担任。(www.xing528.com)
应该承认，康生主管社会部时对敌侦察还有些成绩，不过此人在内部保卫工作中仍搞极“左”的扩大化，尤其是在延安审干中认为“特务如麻”，竟一度把中央许多机关和抗大一半以上的人都打成“特务”、“特（务）嫌（疑）”。幸而毛泽东事先有令党内不可开杀戒，这些挨整的人后来通过甄别大都平反，毛泽东还亲自向受委屈的干部道了歉。抗战结束后，康生被调离中央，派到山东担任一个分局的负责人，他自己一再发牢骚说“党对我不信任”。可惜的是50年代后期他重返中央，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兴风作浪，再次造成了大灾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已死的康生开除党籍，他的罪行也得到清算，那种荒谬的肃反审干方式才得到彻底否定。
担任过中央特科负责人和社会部副部长的潘汉年。
毛泽东在延安为隐蔽战线题词。
周恩来在延安为隐蔽斗争题词。
延安整风和审干后期，由于缺乏调查条件，对一些受审查的可疑者的历史问题搞不清楚，难以作结论。毛泽东便提出都不要再关了，让他们都到斗争前线去考验。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受怀疑的人在战斗中英勇无畏，说明他们对革命忠诚，此后就能重新得到信任。混进来的特务或坏分子，到了斗争前线绝对不肯拼命战斗，想方设法去投敌，不过这样的人的确是极少数。
经过这件事，证明战争年代审查一个人是否是内奸，最简单和最可靠的办法，就是送到斗争第一线观察，好坏和忠奸立见。
在延安期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内部保卫和情侦工作还作出了一种特殊的指示，强调要争取利用敌特为我服务，大胆进行“逆用”、“反用”。
红军时期，抓住国民党的特务，保卫部门一般都采取肉体消灭的方式，虽有震慑作用却也迫使敌特死心塌地地对抗，也斩断了很多扩大成果的线索。抗日战争后，中共中央通过总结经验，认为一些人参加国民党特务机关是迫不得已，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利用的一些过去共产党的叛徒也有反悔的可能。于是，党中央对过去有过失节自首行为的人规定了新政策，允许他们重新革命，对抓获的渗入陕甘宁边区的敌特也大都实行“反用”，也就是让他们为共产党服务，传递假情报，甚至派回敌区后向我方提供情报。
“以特肃特”，其实也是各国反间部门的通行做法。中国共产党的保卫机关当年在此领域的工作特点，主要是不搞胁迫，重在思想教育，促使“反用”对象立场转变，因而成果比较稳固。
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统计，经他们抓获后教育“反用”派回国民党区域的特务，竟然大多数诚心诚意地为共产党服务，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至于少数回去后仍坚持反动立场的特务，因其曾经被共产党抓过并受到共产主义教育，也失去国民党信任，基本丧失了作用。
在国共两党的情报战线较量中，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人绝对占了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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