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译敌密码成功,出色的侦察工作保障了长征
红军建立无线电讯工作后,在执行内部通信时又截收敌军电码。虽然开始通过内部关系偷取和缴获到国民党军的电台密码,但敌方随后却更换了电码。红军想继续知道国民党军的核心机密,就需要攻破“破译”关。
“破译”和“译电”有重大区别——前身是猜谜,相当于科学家,要有天赋;后者是照本对译,只相当一个能按图纸施工的技术员。
在当年红军队伍中,译电员的数量先后有上百人,可是能够达到破译水平的只有这五人:
红一方面军的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
红二方面军的王永浚;
红四方面军的蔡威。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台长宋侃夫在内部有个外号是“本子”,意思是他拿到电台收到的国民党军电码,不用查对密码本,便能心中有数地把它的内容念出来,也有破译能力。不过也有人说,他是在蔡威破译的基础上,熟悉了敌方的密码才能如此。
1932年以后,国民党军的密码更换后,红军一时难译,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就把在地方邮电局学到的猜电码的本领同军用密码的破译相结合,再加上缴获一本残缺的电码本,终于破译了国民党军的“展密”,从此能掌握国民党军队的电令指挥内容。
红四方面军的密码破译水平也非常高,如电台台长蔡威基本都能译出敌方的密电,被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称为“我们供的一尊菩萨”。
1933年国民党四川军阀对红四方面军发动六路围攻后,红军节节防御。1934年春节前夕,红四方面军电台突然截获并译出敌东路军总指挥王凌基的一份家电,内容是让他回来过年,王凌基马上复电同意。红军等他走后,突然向其所属部队发起反攻。这些军阀队伍只效忠听命于个人,一旦最高长官不在,别人就调度不灵,结果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被红军击溃。
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曾一度崇拜中央局书记张国焘,说分析敌情时,他们这些人往往讲得不准,而“张主席”最后总结时却料事如神。其实他们不知道,这实际上是蔡威等人的功劳。后来蔡威在长征过草地时患了伤寒不幸病逝,张国焘也感叹“从此失去了一双眼睛”。
1933年秋至1934年秋,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因各部大都在苏区周围相对固定的位置作战,蒋介石主要以有线电话指挥,红军便难以全部掌握敌军的指挥和部署情况。当时临时中央和“洋顾问”李德实施错误的指导,中央红军对敌情又掌握不多,打破敌军的“围剿”便极其困难,最后不得不放弃根据地进行长征。(www.xing528.com)
1934年秋红军长征开始,敌我双方的军队都在时时运动之中。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建立有线电话网,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各军、各师下达命令主要靠通过无线电报发送,这又给红军破译密码了解敌情提供了机会。
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后的半年间,大部队白天行军,电台只好收起机器跟随行动。此时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还在川陕苏区的固定位置,于是在白天截收敌台信号并将其破译出来。天黑后,一方面军的电台到达宿营地,四方面军的电台马上把截获内容发给一方面军。接着,一方面军的电台在夜间工作,截收国民党军夜间的电报通信。一、四方面军相隔数千里仍保持着接力式的相互配合,才确保了长征中几乎不间断地截收敌军全部电报。
1976年深秋,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曾谈起了党的情报工作说:“《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
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初,军委二局就能随时提供敌军的准确情报。如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军在湘西设下口袋阵,这时博古、李德等人还要按原定方案向那里前进,准备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以破译的敌军电码为根据,主张进入敌军力量空虚的贵州,并得到政治局多数人的赞同,这才使中央红军避免了全军覆没。
长征中几次关键性的战斗,都显示出破译敌密码的威力。1935年1月土城战斗发起后,起初红军以为国民党川军只有四个团不足万人,准备将其歼灭,然而越打敌军越多,发现正面有八个团敌军,后面的追兵又已逼近。在此紧要关头,毛泽东、周恩来要求二局局长曾希圣赶快搞清敌情。二局立即在空地上架起天线,侦收国民党军各部的电台信号,并当场破译。通过看到译出的电文,再对照地图,毛泽东看到土城周围几乎都有敌军合拢而来,只有西面有一个不大的口子还没有敌军。于是,军委决定部队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脱离了绝地。
1935年3月下旬,红军第四次渡赤水河,准备南渡乌江,突然二局从破译的电报中发现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又出现在前进道路上,如强行通过又会是一场不利的血战。当时军委领导和二局局长曾希圣一起研讨对策,曾希圣灵机一动提出,自己完全掌握国民党军的电报格式和密码,可以冒充蒋介石的口吻向他们发令向其他方向开进。毛泽东、周恩来听后拍案叫绝,当即同意实施。果然,这两路敌军马上被调开,红军未经激烈战斗便渡过乌江。
有意思的是,由于蒋介石发电甚多,而且经常朝令夕改,这两路敌军事后竟然一直不知道这次调动出于红军发出的假电令。直至几十年后大陆方面出版的怀念曾希圣的文章中披露此事,台湾国民党当局才知道此事。像这样发假电报调动敌军大部队的事例,在世界战争史上堪称奇观。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和赞扬曾希圣和他领导的军委二局说,没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可以打着灯笼走夜路了。
红军在长征中一再从国民党军的包围间隙中钻出,蒋介石起初以为是偶然。1935年4月,中央红军路过云南时,二局的参谋陈仲山掉队被俘,敌军搜到他身上所带的多份破译的国民党军电令。云南军阀龙云马上报告蒋介石,国民党军自此才知道自己的密码被破译。
1935年4月下旬,蒋介石得知红军破译了自己军队的密码后,立即下令各军“多备密码,每日调换使用”。国民党军虽更换了电码,不过动作迟钝,而且换过的密码也有原来的规律可循,红军二局加班加点,对新密码进行研究,很快又能将其大部分破译出来。
长征期间任红三军团长的彭德怀在其加快录中总结长征的历史时说:“我们是凭着红军指战员的忠勇和出色的侦察工作,才免于全军复(覆)没而到达陕北。”
彭德怀不仅把侦察工作视为长征胜利的两条关键性因素之一,还在侦察工作前面加上“出色”二字,评价非常之高。在万里漫漫征途中,红军时时受敌重兵围追堵截,却一次未中过埋伏,在国民党军设置的包围圈中都能准确地找到空隙钻出,这主要是依靠电台侦察及时掌握了准确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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