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敌以无线电侦察为主，成了“土包子”仅有的高科技
自1930年李立三主张的全国暴动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便把革命胜利的主要希望寄予红军的胜利。想打胜仗，离不开侦察敌情，仅派侦察员只能了解敌军前沿的部分情况，难以掌握核心机密，1931年红军建立了无线电侦察后才解决了这一问题。
从1931—1948年，与革命战争结合最紧的技术项目便是无线电侦察，是当年仅有的高科技。共产党的“土包子”在这个技术性很强的领域中压倒了国民党和日军，美军同样也无可奈何。
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开始，长期处在地下秘密活动的状态之下，党内通信若通过邮局进行很不可靠，派交通员送密信既费时间又有途中被捕的危险。1929年，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决心建立党的电讯工作，在上海秘密组建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
1930年，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同香港的秘密机关首次发报通讯成功。党的电讯工作建立后，很快同时担负起两项任务，即在内部保证无线电通讯，并对外破译国民党的电码。
中国共产党的电信事业从建立起，便体现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本国人员艰苦奋斗及创新相结合。国外一些贬低中国革命业绩的人，认为中共破译密码的成绩是苏联帮助的结果。的确，当年苏联的无线电侦破和保密技术在当时的世界上已属先进之列，其密码编排方式和破译手法对中共的电信人员有所帮助。不过俄语与中文的编码完全不同，中共的技术条件与苏联更不可同日而语。中共中央培训的电讯人员一方面借鉴了苏俄的编码手段，一方面以自己的努力进行创造。而有打入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内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员智取了敌核心部门的一些密码本，不仅以此译出许多重要情报，也为掌握了其编码规律，为保障自己的通信秘密和有效破译敌军电码创造了条件。
进入30年代后，中共中央在苏联和国内培训的电讯人员通过秘密交通线，被分派到各支主力红军中，然而最感困难的是缺少电台。1930年12月30日，中央红军在龙冈战斗中歼灭了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张辉瓒部，毛泽东曾兴奋地写下了《渔家傲》一词：“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这一仗缴获了一部15瓦的收报机，称为“半部电台”（发报机被不懂行的红军战士摆弄坏），并俘虏了十几名报务人员。
看到只剩下一部收报机可用，红军总部对此十分恼火，立即向各部队下达严令，以后缴获品一律妥为上缴，不得有半点损坏。
当时最可贵的收获是张辉瓒师的电台站长王诤，他思想进步，早在北伐战争中便同情中国共产党，经过毛泽东、朱德亲自动员后留下来参加红军。
龙冈战斗结束仅七天，中央红军便成立了电讯队，毛泽东、朱德任命刚参军的王诤担任队长，从此建立了红军自己的无线电事业。毛泽东对他们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www.xing528.com)
1931年1月6日，王诤在小布用“半部电台”侦听敌电台信号，成为人民军队技侦工作的开端。
不久，红军歼击国民党军谭道源部又缴获一部电台，战士们没有再破坏，而是完整无损地送到总部。仅仅有了一部半电台，还不能在红军中进行通讯活动，于是电讯队在几个月内的任务是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同时监听敌军无线电台的信号。这时国民党军虽然丢失了电台，却认为那些由“土包子”组成的红军根本不会使用它，就没有注意无线电通信需要保密，在发起第二次“围剿”时各部队还用邮电部门的明码通报。
1931年5月15日黄昏，红军电讯队长王诤在值班时，从耳机中听到敌第28师公秉藩师部电台同设在吉安的留守处的电台通信，师部电台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电台问“到哪里去？”回答是：“东固。”这一电报对红军极为重要，总部立即下令：“零时起床，一点吃饭完毕，一点半集合，出发，务必于拂晓占领东固岭一带有利地形，待机歼敌。”果然，这一个师的敌军随后就进入了红军的包围圈，马上遭到全歼，第二次反“围剿”作战首战告捷。
王诤这一天侦听到敌军电台信号，可以说是红军历史上第一次电子侦察的成功，对作战的胜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接着，红军电台又截获了其他国民党军各师的通信，通过采取逐个击破的方式，半个月内连续歼灭国民党军五个师的全部或大部，正如毛泽东在诗词中所说的“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特别表扬了王诤，称赞说：“我们红军也有了‘千里眼’、‘顺风耳’，这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呢！”
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红军缴获了100瓦大功率电台一部，15瓦电台两部，还缴获了密码本一份。这使红军内部可以进行无线电讯联络，那部大功率的电台还能同上海的中共中央及时联络。过去中央向江西苏区送文件传达指示，需要靠秘密交通员走一两个月，有了电台后便可在瞬间完成联络。
1931年5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此时蒋介石知道红军已经有了电台，要求手下各部电台使用新密码。不过国民党军十分昏庸，使用的密码还是第二次“围剿”时下发的密码，而这密码本早已被红军缴获。围剿开始时，蒋介石的前线指挥何应钦下达的长篇命令全部被红军截抄，随即照本译了出来。
这次译电成功，是红军历史上首次译出敌军的无线电密码（此前敌军通报还是用邮局的明码），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在指挥反“围剿”时对敌情了如指掌。
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红军又缴获了几部电台，上海的党中央通过地下交通线也送来一些电台。至1931年末，中央红军已经有了16部电台，在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和在湘鄂西的红二军团也有了电台，全国的主力红军就此都能在作战中进行沟通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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