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肃反保卫队伍，总结惨痛教训，克服扩大化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军队起，除了同外部敌人战斗，还要打击内部的破坏革命队伍的行为，所以建立肃反保卫机构成为必不可少的任务。虽然后来红军中的肃反出现了可怕的扩大化，给后人留下许多的恐怖印象，不过在总结教训时也不能否定肃反和内部保卫的必要。
1927年南昌起义时，中共前委就建立了以李立三为首的肃反委员会，负责逮捕市内的反革命分子。但在后来的南下行军中，部队中的逃跑、破坏现象非常严重，还出现了师长蔡廷锴带领一个整师叛逃的现象，不打击这种内部的敌对行为，革命军队自然不可能巩固。
广州起义时，领导机构中便建立了肃反委员会，肃清了破坏起义的一些反动分子。不过当时革命军队中的肃反保卫机构还不健全，肃清内部叛徒和破坏分子往往由领导人自己处理。
在井冈山斗争中，毛泽东在军队中建立了党委制，作为军队的领导机构，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监督指挥员，同时也防止出现叛徒。由于井冈山上生活太苦，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部队虽然只有一个团，生活供给难保障，于是团长陈皓竟联合副团长、参谋长合伙想把部队拉走投奔军阀。党代表及时发现了这一异动，逮捕了这三个领导人予以处决，才避免了这支刚上山的部队的叛逃。
红四军在井冈山斗争中，内部同样也出现了动摇和投敌。红军头号主力团第二十八团的二营营长袁崇全因对革命悲观，假传命令拉走部队，团长王尔琢追赶时被他开枪打死。不过这一行凶也暴露了他自己的真面目，整个部队觉醒后集体返回，他叛逃到国民党地方部队后又被红军捉住处决了。
艰苦的革命斗争大浪淘沙，革命队伍中经常会出现落伍、叛变者，也有混进来的敌特进行破坏。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曾是毛泽东在军事上最得力的助手，他在1931年反“围剿”作战负伤后到后方医院养伤，就被潜入的敌特杀害。
面对这种严酷的斗争，红军内必须建立严密的保卫机构。
1931年11月27日，刚成立不久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举行了第一次执委会，决定设立“国家政治保卫局”这一新组织，任务是铲除特务、搜集情报、肃清匪患、保卫首长等特殊工作。保卫局长由海员工人出身的邓发担任，此后他在肃清敌特方面做出了不少成绩，保证了中央苏区的领导人的安全，不过也犯过滥杀和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为了粉碎敌特渗入红军内部，破坏红军团结的图谋，党中央又决定在红军中建立直接隶属于“国家政治保卫局”、专门从事防奸保卫工作的保卫局和特派员。根据这一决定，中央红军以及赣东北、湘赣、湘鄂西、鄂豫皖、川陕的红军，相继建立了保卫局。
“保卫局”一词，后来一度成为一个让反革命方面和革命阵营内部都感到害怕的称谓。
国民党当局规定，抓住共产党和红军的保卫局人员，一律杀无赦，因为他们感到这是消灭他们的特务和派出人员的最恐怖对手。
红军内部许多人后来也对保卫局产生畏惧，主要是因为这是一个特殊机构，经常莫名其妙地抓人杀人，其派到部队的特派员让很多指战员不寒而栗，纷纷敬而远之，以至于“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成为当时红军队伍中盛行的顺口溜。
红军中刚建立保卫局及其专属的分队时，为了跟红军中的普通战士有所区别，保卫局的工作人员还采用了特殊的符号和标志，戴的是绿底红边的领章，而且胸前还戴一枚用锡铁皮（个别的用银子）做的长30毫米，宽10毫米，刻有“KBU”三个俄文字母的胸章（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俄文缩写“格别乌”）。
这支“绿领章部队”的干部和战士，要经过严格挑选，其绝大部分出身于工农家庭，全部是共产党员，每个人入选之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包括家庭情况、个人历史、社会关系到参加革命动机，每个关键时刻的表现乃至每次具体战斗中的情况等等。
“绿领章部队”一成立，便把培训和配备部队各级首长的警卫员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还要把如何在各种情况下保卫首长作为自己的学习内容。
红军中首长的警卫员，大都属于保卫局训练过的派出人员，受首长本人和保卫局双重领导。他们的任务有两项——保卫首长，镇压反革命。
这两项任务又是一语双关，即一方面对付想危害首长的外来的反革命，另一方面首长如果想投敌变成反革命，警卫员也有权镇压。
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投奔革命后表现还不错。不过他看到红军中的肃反扩大化后产生恐慌，便想逃跑，当场就被警卫员开枪打死。后来党中央为李明瑞平反，认为他的功绩还是主要的，出现动摇也有客观原因，不过保卫人员的警惕性之高也可见一斑。(www.xing528.com)
张国焘后来投奔国民党，也是身边的警卫员最早发现并向党组织报告。后因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本着“捆绑不成夫妻”的原则，允许他自便，警卫员才离开他返回延安。
红军中建立的内部保卫工作，为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反特和侦察人才，孕育出了后来一大批新中国的情报和公安系统的领导。如早年曾任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长的罗瑞卿，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大将军衔，担任了共和国的首任公安部长。曾打入国民党特务系统内部号称“龙潭三杰”之一的李克农，在身份暴露后潜入中央苏区，也曾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长，后来又被称为党和军队的“情报之王”，1955年授衔时成为一个没有领过兵、打过仗的上将。
党和军队中的保卫工作必不可少，不过事务发展到顶点，又会走向反面。
进入30年代之后，“左”倾错误在中共党内日益占据统治地位，保卫工作也走向严重扩大化。当时最严重的错误，又在于保卫局脱离了党组织的领导和监督，成了个别高级领导人自己手中的工具，用它来随意抓人、杀人。
一些从苏联回来的教条主义者，把那里的情侦保卫模式搬到中国红军中，造成肃反神秘化。红军中政委有最后决定权，可以监督甚至抓捕指挥员，保卫局越过指挥员和党组织，凭主观臆断抓人并搞逼、供、信，抓人后拷打，屈打成招，逼出口供后再循环扩大，越抓越多，越杀越多。
在革命斗争中，党内军内有不同意见本来是正常现象，再加上游击战争群雄并起的历史局面造成不同的“山头”林立，难免有宗派主义。一些领导或由于受“左”的思想的支配，或为自己高度膨胀的领袖欲望和政治野心家的恶劣品质所驱使，把党内的路线斗争发展成为党外对敌斗争的性质，杀害和逮捕与自己有不同意见的红军干部，并在基层乱抓乱杀，造成了极为惨痛的损失。
例如在1930年秋天至1931年春，在中央苏区的红军中肃反出了大批所谓的“反革命”、“AB团”分子，并据此错误地杀害了一大批优秀的红军指战员，一时间使得红军内部人心惶惶，严重破坏了红军内部的团结。1931年秋天周恩来赶到瑞金担任中央局书记后，主持中央局作出了《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其中严厉批评道：“肃反的组织——肃反委员会与地方政治保卫局，在一个时期内，竟成了超过党、超过政权的独裁机关。”
周恩来当年批评保卫局成为“超过党、超过政权的独裁机关”，这正点中了肃反扩大化的组织根源。
此后，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得到了抑制，但其他一些根据地和红军中肃反扩大化却发展到十分可怕的程度。在洪湖和湘鄂西活动的红三军，几乎被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搞垮，按贺龙所说，在各个苏区的肃反运动中，“湘鄂西是搞得最‘左’、损失最惨重的一个”。红三军搞了四次大肃反，把90%的干部都杀掉，1万多人的部队最后只剩下3000人和4个党员。夏曦本人还整个疑神疑鬼，他先后的4个警卫员，被自己杀掉的就有3个，简直到了疯狂的程度！任弼时率红六团与之会师时，批判了夏曦的错误，将其撤职。后来长征时夏曦落水，据说他身边的战士因对其积怨太深不去救，结果他被淹死。
张国焘和陈昌浩到达鄂豫皖苏区后，也搞大规模的肃反，逮捕和杀害了当地原来的大部分干部。后来到川陕苏区后，张国焘又把反对他错误的一些领导打成反革命予以杀害，造成了党内军内的恐怖，红军指战员变得人人自危。
1935年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之后，吸取肃反中的惨痛教训，开始纠正肃反中的错误。他率中央红军到陕北，马上纠正当地错误的肃反，释放了被捕的当地红军领导人刘志丹、习仲勋等人，挽救了陕甘根据地的危机。
随后，毛泽东强调“人头不像割韭菜”，错杀了就不可纠正。从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特别规定党内斗争不许杀人，错了可平反。从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开始破除苏联那种错误的情侦保卫工作的模式。
1937—1938年，苏联出现了可怕的“大清洗”，杀害了大部分党的中高级领导和多数红军将领。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内部纠正了错误的肃反，党内斗争不许杀人的规定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都没有改变。这样，中共内部虽然又出现了一系列错误的政治运动和斗争，却毕竟是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受到冤屈的人随后大都能得到平反和恢复工作。
这些，恰恰应归功于毛泽东于长征到达陕北后确定的原则。
红军时期，在肃清“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中都造成巨大灾难，却并没有把共产党和红军搞垮，在肃反扩大化最严重的时候多数人也不跑，这是为什么呢？
当年的红四方面总指挥徐向前自己的妻子也在肃反中无辜被杀，对此有切肤之痛。他在回忆录中却中肯地总结说：“当时内部杀了那么多的人，也没有把我们党搞垮，把红军搞垮。人心向着共产党，向着红军。不革命，人民没有出路。干部被抓一批换一批，再抓一批再换一批。被肃反掉的同志，难以数计。队伍就是不垮，极少有人叛变投敌。原因是我们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代表了人民的利益；红军指战员，工农出身的占90%以上，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有血海深仇。历史证明，我们的党尽管多灾多难，但力量却是无穷无尽的。”
当年许多红军干部、战士宁可被自己人错杀也不愿意跑，就是因为“不革命，人民没有出路”。那时的中国太黑暗了，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有前途，跑回家仍然没有活路。
另外，当时革命军队的指战员们相信共产党，普遍认为即便一时受委屈，也终有搞清楚平反的一天，后来多数人果然等到了那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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