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科武汉-上海，中央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特科由武汉转移到上海，有效保卫了中央安全

周恩来领导的特科建立后，武汉政治形势日益恶化，汪精卫等假“左派”暗中筹划“分共”，对农民运动痛恨入骨的大批两湖籍军官更是终日叫嚷“镇压C.P分子”（C.P为共产党一词的英文缩写），因此特科的侦察、警卫任务特别繁重。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设在武昌的中和里，日夜频繁有人进出，腰揣短枪的“红队”人员轮流在路口隐蔽警戒。在周恩来案头上，每天都有不少秘密报告送来，说明政治晴暑表的变化。其中有的详细记录了武昌国民政府要人的言行，有的报告了驻汉口的何键、李品仙部在准备反共行动，有的反映了两湖地区的土豪和军阀武装要采取屠杀……

由于特科的情报准确及时，武汉政府发动“七·一五”政变时，中共中央虽然因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及自身存在右倾错误未能挽救危局，却采取防范措施避免了大的损失。

7月15日，汪精卫宣布要将共产党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可是原先在武昌公开活动的中共负责人已消失得无影无踪。陈独秀在此前四天便辞职隐居于汉口一个秘密住所，只有个别交通员知道地址。周恩来等五人组织的临时常委会起初转入一个秘密住所，后感到武昌城太小，容易遇到国民党方面的熟人，又将中央机关迁往汉口法租界，在地下状态下继续领导全党进行暴动准备。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旧俄租界三教街41号的一栋小楼内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在集中代表、开会和会后分散出门的十多天里，一名表面是白俄身份的苏联女情报人员每天出门采购食物，邓小平则在楼内安排代表每天生活。此时周恩来等已去领导南昌起义，留汉口的特科通过敌方警察局里的内线了解他们的动向，并将可靠的“红队”成员化装成摊贩布置在会场周围，如遇险情可立即报警疏散。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能集中党内二十多名主要领导，包括中央总负责人瞿秋白和湖南省委书记毛泽东等来开会并安全离开，情侦保卫工作发挥了重大作用。

“八七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又迁回上海。当时汉口人口不过百万，武昌只有十几万人，汉阳只有两三万人。在武汉三镇坐黄包车，只要同车夫说一声里弄名就可以，毕竟地方不大。而上海却有三百万以上人口，上黄包车后通常要详细说明如何走法。那里各国租界林立，居民来自四面八方，也不查户口，号称“冒险家的乐园”。过去中共中央机关住在闸北一个纷杂的里弄中，几年间也未暴露。此时国民党虽然加强统治并得到租界当局的配合，但那里毕竟便于隐蔽。另外上海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共产国际拨来经费转账兑换也方便。

经过大革命时期，党的力量、中央机构的规模和家当已今非昔比，其成员已有上百名，还有大批资财、文件和器材，搬迁并非易事。军事部特科专门建立起一条长江上的交通线，依靠可靠关系租船，再通过沿途熟悉情况的联络员引导护送，又在上海租好房子并布置好保卫工作，使中央的搬迁未出危险。

负责中共中央交通的人员，随后单独建立了由吴德峰领导的中央交通局，直接归周恩来领导。这一有远见的分家措施，在后来顾顺章叛变造成特科一时几近瘫痪时，仍保障了中央联络的畅通。

中共中央刚刚搬回上海，1927年10月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失败，周恩来因身患恶性疟疾发高烧，被当地组织用一叶小舟运到香港，接着转送上海。他到沪后病体刚愈，马上向党中央写信建议成立直属的特科（在武汉建立的特科还是军事部下属组织），并提出这一组织的指导思想是：地下党必须设立情报和保卫工作的专门机构，以保卫党的安全，防止敌人的破坏。这一建议马上得到瞿秋白等中央领导的赞同，在武汉时期原有的军事部特务科的基础上，中央又建立起特科。(https://www.xing528.com)

中央特科于1927年末建立后，逐步完善为四个科：一科为总务科，科长洪扬生（后于红军长征后留守中央苏区时变节），负责为中央机关找房子，提供经费等事务；二科为情报科，科长陈赓，主要利用内线搜集敌方情报；三科为行动科，顾顺章兼科长，直接指挥“红队”镇压叛徒和打入党内的特务；四科为电讯科，科长李强（全国解放后长期任外贸部部长），负责与共产国际及各地方组织的联络。

由于总务、情报和电讯活动都极为隐蔽，“红队”却因经常杀叛徒特务造成很大社会影响，以致后来被部分人看成是特科的基本活动，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1928年春，周恩来领导特科开办了20多天的训练班，规定了秘密工作纪律和一系列行动方法，陈赓等人还介绍了苏联和自身前一段的经验。在当时的上海外国租界中，日租界地区最小却控制得最严密，英美的公共租界地盘最大而巡捕房也很猖獗，中共中央和特科的住地便都设在管理相对松懈的法租界。由于租界内打枪会暴露，特科进行射击训练时便开船出吴淞口，到了茫茫大海上再打靶。进行无线电通讯等训练时，也采取了防备侦听等措施。

特科机构完善后，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由总书记向忠发和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候补委员顾顺章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领导特科。实际上向忠发只是挂名并不管事，特科的实际领导人是周恩来，顾顺章主要负责行动特别是“红队”事务。

在周恩来细致精心的领导下，中央特科建立后便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如红队在上海刚恢复之初，只有一二十人和四支手枪，却频频出击。虽然国民党对中共中央领导人都张贴出几万大洋的悬赏，想领这些银元的叛徒特务却总是钱未到手便横尸街巷。外国巡捕房和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经了解案情后，也发现“红队”只有这些武器，却防不胜防，“四支手枪打遍上海滩”的说法传扬一时。

在周恩来领导特科的三年多时间里，中共中央一直未遭遇大的破坏。中共情侦队伍中虽然后来出过顾顺章、康生这样的叛徒，但是大多数同志还是表现出高度的忠诚和奉献精神，为保卫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

从1928年至1930年上半年，白区的中共地下党根据周恩来提出的隐蔽发展力量的原则，在秘密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情报工作中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可惜随后指导方针发生了“左”的错误，把工作重心放在不切实际的武装暴动方面，结果暴露并损失了绝大多数组织，到1936年白区地下党员的数目降到只有3000人左右。

1928年至1931年间，周恩来是中共隐蔽战线的总负责人。他在上海等地的斗争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有效的秘密工作方法，强调组织要隐蔽、精干、少而密、单线联系，在活动中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以公开身份做掩护。“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绝对分开”等原则也是在这时提出，为中共隐蔽战线工作奠立了正确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