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后便开始隐蔽活动，“廖案”后建立情侦保卫工作
周恩来曾说过：“有了党，就有了党的情报保卫工作。”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从建立起，就处于反动政府的追捕之下的不合法地位，只能隐蔽活动。
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政党大都能在登记后公开活动，20世纪在西方国家建立的共产党多数也有合法地位。但旧中国却是处于没有任何民主传统的黑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共产党成立时就被当局视为“过激派”而遭到取缔和追捕。
1921年7月下旬党的一大在上海法租界召开时，便有巡捕闯入会场突击搜查，代表们被迫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完成了会议。
从一大起，中共中央长期隐蔽于上海，因为那里环境复杂，租界林立管辖不统一，利于寻找敌人的空隙来生存。1924年初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政府同意“联俄容共”后，党在那里才获得合法地位，可以参加黄埔军校工作，并大力发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因此广东成了党的工作重点。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党由原来仅400余人扩大了十倍，在广东还建立了最早的武装铁甲车队、工人纠察队和农团军，并领导了时称“第二政府”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当时广东的中共党组织在社会上非常活跃，领导人经常抛头露面，自然引来反动势力的仇恨和暗算。
1925年8月19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夫人何香凝陪伴下来到中央党部门前，旁边突然窜出四个凶汉开枪猛射，这个一向主张联共的革命家当场遇难。廖仲恺的卫士虽中弹负伤，仍拔枪把一个刺客打倒。这个名叫陈顺的家伙是社会无赖，在伤重咽气前供认是香港来人雇他当杀手，出20万元“打猛人（广东话“大人物”），打共产党”。
当时广州公安局长是国民党右派吴铁城，不真心追查，并放纵一些主使、嫌疑人逃到香港，以致此案成为历史疑团。作为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的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参加了“廖案”的审理，并调共产党员黄埔生陈赓等人组织了一个连进行缉凶和警戒，获得了侦察保卫工作的最初经验。
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陈赓在上海。
通过血案教训，周恩来深感对付反动势力不能只依靠同国民党左派合作，必须建立共产党独立的情侦保卫系统。他当时便对陈赓说：“你能成为中国的‘契卡’（即苏俄‘肃反委员会’的俄文缩写音译）”。随后，中共广东区委从工人纠察队中抽调可靠的同志担任秘密警卫，并在国民党内建立了情报内线关系，负责了解右派的反共动向。
1926年夏北伐战争开始，中共中央也感到培训情侦保卫干部的重要，于同年9月抽调黄埔军校的陈赓及上海“五卅”运动中出了些风头的工人代表顾顺章等人，前往苏联远东学习保卫工作。同年12月间，在广州名扬一时的周恩来也告别了已经怀孕几个月的妻子邓颖超，秘密化装到达尚在直系军阀孙传芳统治下的上海，担任了中央组织部秘书兼军委委员，实际主持军事工作。他利用在广东的经验，到沪后马上组织起一支秘密武装──“红队”（“红色恐怖队”的简称），成员主要来自“五卅”运动时建立的镇压工贼的“打狗队”。
“红队”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内保卫组织开始建立了。(www.xing528.com)
参加“红队”的上海工人开始使用斧头、匕首暗中干掉一些危害党的包打听、告密者，随后也秘密买到一些手枪，由从苏联学习归来的顾顺章等人组织训练。此时“红队”的主要任务还是武装起义，后来变成了保卫中央的一把利剑。
周恩来别号“伍豪”，后来有人将“红队”称之为“伍豪之剑”，并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其实，恰恰是周恩来最早提出了党内要反对搞暗杀一类活动。
党开始建立情侦保卫工作时，因条件所限和经验不足，起初并未设置专门情侦机构，所获情报既不多，也没有及时分析。1927年4月间，中共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三个地方机构遭到严重打击，便是对情侦工作重视和开展不够的惨痛教训。
1927年4月6日清晨，北方军阀张作霖得到西方列强同意后，违反国际公法派军警闯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并逮捕在了隐蔽馆内的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等。此前京师警察厅同西方公使团交涉时，党的情报关系杨度等得到消息并于4月5日报知李大钊等领导人。由于北方区委负责人对情报准确性和事态严重性估计不足，只通知周围的人可自愿离开，主要领导仍留下。结果当夜出走者都脱险，李大钊等20多人却于次日被捕，随后全部被奉系军阀绞杀。
蒋介石在江浙发动“四·一二”政变前，驻上海的中共中央已经得到了一些消息，周恩来和罗亦农都向总书记陈独秀建议，应下令工人纠察队准备战斗，必要时还可先行暴动。斯大林等共产国际领导人却认为蒋介石在北伐完成前还不会翻脸，要求中共仍应在联合中像“挤柠檬一样把他们挤干”。陈独秀也寄希望于汪精卫，同时缺乏蒋介石何时动手的准确情报，未采取有效防范措施，只是将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迁往武汉。4月12日清晨，国民党军队联合青帮流氓发起突袭，3000多工人纠察队员猝不及防，不到一小时便被缴械，市内有300多党员和革命分子被杀。
“四·一二”政变发生前后，中共广东区委也得到一些内线报告，说桂系军阀李济深等将配合蒋介石行动。区委负责人却因未掌握准确情报，将信将疑，犹豫不决，只让少数领导隐蔽并通知工人纠察队警惕，直至4月14日夜对采取何种措施还是议而不决。4月15日清晨，广州的工农组织、黄埔军校都遭包围，数千革命骨干被捕，有2100人遭屠杀。
这一系列惨痛的教训，使中共中央深深感到，情侦保卫工作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927年5月，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结束，随后周恩来由上海秘密赶来担任了中央军事部长。他在军事部内建立了特务科（简称特科），由顾顺章担任科长。这时的顾顺章还未暴露出不良品质，他在苏联学过情侦保卫，加上又有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因此被党中央重用。
中央特科建立后，根据任务下设四个股：保卫股，负责八个中央领导人和苏联顾问的警卫；情报股，主要通过发展内线搜集国民党内的消息；特务股，领导“红队”镇压叛徒并执行特殊的护送任务；匪运股，负责同江湖上的被称为“土匪”的绿林武装联系并掌握其情况。在四个股中，以保卫股最大，有近百余队员，多由工人纠察队中挑选而来，平时身着学生装并暗带手枪。中央军事部特科的建立，标志着党建立了正式的情侦保卫机构，周恩来又是其当之无愧的创始人。
在中国革命战争期间，周恩来不仅是人民军队最早的创建者，在多数时间也负责领导敌区工作。他提出了党的地下工作的全面指导原则，尤其是地下党的组织原则以及统战工作、敌军工作、情侦保卫工作等方面的工作方针，被长期称为隐蔽战线的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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