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战功又搞投机的林彪,“九一三”外逃否定了自己
1971年9月12日夜半,从北戴河中央疗养院冲出了一辆黑色的“红旗”防弹车,在枪声中直冲向山海关机场。到达机场后,从轿车中下来的,竟是当时全党唯一的副主席、党章上写明的“接班人”、全党全军的副统帅林彪。他和妻子叶群等一行人登上软梯爬上256号三叉戟,仓皇向北飞去。
次日即9月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这架飞机坠落于蒙古温都尔汗草原,燃起的大火将乘客的灵魂和诸多历史之谜都带进了天国。这便是震惊全国的“九一三”事件,也使全世界为之瞩目。
被称为“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而确立的唯一“接班人”竟然叛党叛国出逃,使一度盲目迷信和狂热的人们开始清醒,实际上也标志着“文革”的理论破产。正如毛泽东经常说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正是“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催动了那场极“左”的浩劫走向结束,也促使头脑清醒的许多人开始思考。
林彪在台上时,曾被吹得神乎其神。“九一三”后开展批判时,他又被说得一文不值,说什么林彪是“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的大党阀、大军阀”,历史上也不会打仗,云云。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此人怎么能从井冈山斗争时从一个连长很快升到营长、团长、军长、军团长,怎么能被委任为人民解放军最大的野战军──东北野战军的司令员?在共和国授予元帅时,他又怎能被排在第三名,而且在1958年便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呢?
“文革”中对林彪的那种批判方式不仅不能服人,而且恰恰贬损了自己的队伍。我们应该用公平的、客观的、历史的、辨证的目光看待一个人,对于林彪这个人,人们可以用精于运筹、多谋善战、攻于心计、贯用计巧、深沉寡言、用心歹毒、残忍虚伪、阴险诡谲这种种褒贬相交的词汇来形容。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些书上对林彪的评价还是讲了正反两个方面的:
林彪(1907—1971年),军事家,共和国元帅。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在井冈山时期先后任营长、团长、军长、军团长等职。参加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等职,指挥了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解放后历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中组成反党集团,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从林彪的履历看,他1907年12月5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户地主家庭,原名育蓉(有时亦写作“育容”),是家中的老二。
林彪少年时期沉稳内向,善动脑筋,于1923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只有16岁。林彪18岁时南下广州,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里,他与后来的国民党军重要将领高魁元同一个队还住过上下铺。60年代林彪任国防部长,高魁元在台湾也任“国防部长”,真是一种有趣的巧合。
北伐战争开始后,林彪从黄埔军校毕业便被分配到前线,在叶挺部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任排长,1927年随本部参加了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的队伍在南下途中失败,队伍多被打散。随后,作为连长的林彪参加了湘南武装起义,并随着武装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
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林彪被朱德选任为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二十八团的二营营长,后由毛泽东任命为主力团第二十八团的团长。因他指挥作战有方,提升很快。到1929年春,红四军主力转战于赣南、闽西时,他升任第一纵队司令员。1930年6月升任红军第四军军长,时年23岁。
林彪在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下,参加了中央红军的多次重大战役,到1932年3月升为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之一的第一军团总指挥,后来改称为军团长。林彪在指挥作战时,善于打突击。他本人也随着胜仗的增多,名声渐大并迅速提升,任军团总指挥时年仅25岁。(www.xing528.com)
不可否认的是,林彪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其思想也发生过动摇。如南昌起义失败后,他曾主张化装分散行动,自己还跑了几天,随后又归队。在当时人心不稳的情况下能够回来,还算是不错,朱德、陈毅等领导也未追究,至于“逃兵”一说是在林彪被全国批判时才重提的。
萧克上将在80年代所写的《记朱毛红军》中,也很客观地评价了林彪的优缺点。他的印象是林彪打仗愿意动脑子,是红军中有名且很受毛泽东欣赏的一员战将。不过此人也有缺点,性格内向狭隘,不愿同人交心,在生活上也有不检点之处。
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不论林彪有什么缺点,其战功显赫还是主流,在全党全军有很高的威信。抗日战争中根据地流传一首《抗战点将台》的歌,就把他排在第一名,即“师长林彪年纪轻……”。解放战争中的东北地区,更是高歌“胜利的红旗呼喇喇摆,林总的命令传下来……”决定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结局的三大战役,林彪就在前线指挥了其中两个,即辽沈、平津战役。
林彪此人从功臣变为祸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应该说,是极“左”的风潮不断升高和他本人野心权欲的随之上涨,导致了后来那幕令人感叹的悲剧。
1951年林彪曾接替周恩来主持了几个月中央军委工作,随后便病倒,一直休养不参加工作。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彭德怀时,林彪带病赶来参加,事后接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后来“左”的思潮愈演愈烈,林彪又起了推波助澜作用。早在1962年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上,面对多数干部对“大跃进”提出批评,林彪别出心裁地发表了一篇维护毛泽东错误的讲话,随后又在国内大煽狂热的“突出政治”之风,搞个人崇拜神化领袖更是登峰造极,推出语录本这种“红宝书”让人“天天读”。正由于有这些表现,林彪在1966年“文革”发动时被选为接班人,成为“副统帅”,又马上发表了一系列杀气腾腾的整肃党内、军内的讲话。
其实,林彪早在50年代中期就对毛泽东有很多不满。林彪养病时读了不少书,而且注意观察政治风潮。他外逃后许多笔记被搜出,发现他对党内极“左”的一套和毛泽东晚年的一些问题都有所分析并在笔记中加以抨击,许多判断和推测还充满了恶毒、讥讽和近似漫骂的语言,很难想象这位自1928年上井冈山便与毛泽东有特殊关系的人,竟会有这样的情感。
据后来林彪住所发现的“林彪、叶群黑笔记”,就有这样分析毛泽东的语言──“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每一创举公道主动地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这段话,写在1950年版的《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封底上。“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诿人。”这段话,写在1958年版《学文化辞典》中“个人崇拜”条目旁,估计是此书出版后一两年内所写。“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此段话写在1961年版的《辞海》的扉页上。
后来有人据此说,林彪还真是党内高层中最早认识到极“左”问题和个人崇拜危害的人。然而,如果是一个正派的人,若自己认识到党内最高领导人错误,便应该像彭德怀那样当面提出来。纵然有种种顾虑,也可以沉默不语,明哲保身,何况自己又长期请了病假。
恰恰相反的是,林彪内心明知极“左”的那一套是错误的,却比别人更卖力地鼓吹,还表现出极其旺盛的理论“创造力”,这正体现出政治品质的败坏。
近些年有一些为林彪翻案的一些作品,将其描绘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到了“一阵风就能吹倒”的可怕程度。这种说法,是想证明他“行动失去控制能力”、“听任叶群摆布”,这个重病号对“文革”这场灾难不应负责,最后是被“劫持”去苏联的。
事实上,林彪在天安门上陪同接见红卫兵时一站几个小时,身体也都能坚持,说明并无大病。随后,林彪又带头对毛泽东搞了不少近乎宗教仪式的崇拜表演,这也是当年参加过天安门前接见和看过新闻纪录片的人有目共睹的,这些铁证如何能推翻?
林彪有的部属在回忆录中着重强调,“文革”期间是林彪带头同江青进行了斗争,才维护了军队和国家的稳定,了解“文化大革命”全貌的绝大多数人却不能同意这种观点。林彪、叶群夫妇及其手下黄、吴、李、邱确同江青、张春桥有过尖锐矛盾,那主要是从1969年中共“九大”开始,对“文革”果实的争夺。他们反对的只是江青这些人擅权和排挤自己,却看不出林彪、叶群等人对“文革”理论和实践有什么反对表示,这不恰恰说明林、江两个集团的思想实质是一样的吗?
客观地评价历史,对林彪既不能鬼化,也不能神化。他在战争时代打仗又狠又刁,让敌人畏惧,功绩还是应该肯定。一向以正直著称的黄克诚大将后来说过,林彪很会打仗,他在台上我这么讲,他倒台了我也这么讲。
这种描述,才是公正客观的态度。林彪在革命战争中打仗打得好,得到毛泽东的器重,这还是历史的幸事。至于后来走向反面的事,则超出了军事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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