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红军之父，解放军的胜利密码

“第一元帅”朱德，可称为“红军之父”

抗日战争时的朱总司令。

从20世纪30年代末至5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在党内会议和召集的群众大会上，一般都并列着两幅画像——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夺取政权的烽火岁月中，朱德的名字与毛泽东一起，成为中国革命的象征，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总司令都是朱德。

当然，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的组织原则的人，也明白人民军队的最高指挥者是“军委”而不是“司令部”，“军委主席”才是全军的最高统帅。“总司令”这个职务，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外宣传、凝聚全军的象征。不过，中国共产党一直安排朱德这位刚毅而又慈祥的老前辈担任总司令，恰恰也是出于他有他人无可比拟的功绩和荣誉。

朱德，字玉阶，1886年生于四川仪陇县一个农家，20岁时到成都考取了高等师范，毕业后回县城当了体育教员。看到社会黑暗和时局动荡，他徒步跋涉三个月到昆明考入留学日本成为“士官三杰”之一的蔡锷所主办的云南讲武堂。

在讲武堂中，朱德参加了反清革命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毕业后在滇军中由少尉排长干起，在讨袁和军阀混战中直升至少将旅长，名震川滇。当时他与别的将领不同，对黩武争权深感厌倦，并受《新青年》等杂志的影响，于1921年主动离开月收入大洋数以千计的军界，外出学习。翌年朱德到上海见到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一个旧军队的将军想入党，这使中共中央领导人大感惊讶，当时虽鼓励他追求进步却未同意。

1922年秋朱德乘船赴欧，到德国学习战术，并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在那里，他见到了周恩来，翌年并经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加入了共产党。1925年朱德又入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并在军训班学习。在那里他提出“回国后如打不赢就上山”，令苏军的教官惊讶。

1926年朱德回国后，曾利用旧关系到川军、滇军中动员北伐，并秘密做共产党的工作。1927年南昌起义时，朱德率领滇军教育团一部参加，任第九军副军长，不过所部是个空架子。起义军主力南下潮汕失败时，朱德留在三河坝第二十五师，同师长周士第一起把部队从危急中拉了出来。

过去朱德是云南军将领，在叶挺部队中没有工作过。他刚到第二十五师时还是个陌生的外来户，三河坝失败后形势严重逆转，这个部队的军官大都由于缺乏信心纷纷离队，师团领导除了团指导员陈毅外不剩一人。在鸟无头不飞的危急时刻，“客居”在这支部队的朱德却不走，黄埔一期毕业的王尔琢又以“老大哥”身份动员担任营连领导的其他黄埔同学拥戴这位滇军将领指挥，于是朱德成为这支部队的领导。

后来陈毅回忆说：“这时候，朱德同志才成为这支部队的领袖。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算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是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朱德站了出来自愿担任指挥第二十五师这支叶挺老部队余部时，干部战士们起初只感到他面容慈善，为人谦和，对别的方面并不了解。几天后在武平县石径岭的一次遭遇战中，使他一下子树立起威信。当时一股民团控制住险要的山隘口，部队陷入一条山沟，后又有追兵，每支枪又只剩几颗子弹。在千钧一发之际，朱德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上攀登而上，突然向把守隘口的民团后面开火。敌兵在惊慌之中搞不清多少人来包抄，落荒而逃。当起义军官兵急速前进时，都清楚地看到朱德手执一支驳壳枪，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指挥大家通过了隘口。

几十年后，当时任班长的粟裕大将仍对这一幕记忆犹新，并说：“我亲眼看到朱德同志攀陡壁、登悬崖的英姿，内心里油然产生了对他无限的钦佩和信赖之情。”

面对着革命低潮，行军中不断有人开小差，2500人减到只有900人。朱德此时在队伍中前后奔走，把自己的马让出来驮伤病员，鼓励大家看到革命的前途。他还召集全体人员讲话说：“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无论如何，我是不走的。只要有200条枪，我就有办法。”这种豪迈气概和以身作则的精神，感动了剩下的同志，大家跟着朱德走到湘南，又登上雄伟的井冈山与毛委员会合。(www.xing528.com)

后来，这支英雄部队作为种子，发展为红四军、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朱德后来能成为人民军队三任总司令，关键之举就在于此刻的振臂一呼。

1928年4月井冈山会师后，红军建立了第一个军——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成为全国第一支主力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员。当时毛泽东任党代表，部队被通称为“朱毛红军”。由于红军的英勇和具有独特的战术，国民党军以几倍、十几倍的兵力一次次到江西“围剿”，结果总是败战而归，这也使“朱毛”之名天下传扬。以致国内多数封闭的山乡土财主也知此称呼，不过许多人还以为“所谓朱毛者，姓朱名毛，字赤匪，江西人也”。

朱德当滇军旅长时，穿着呢军装、黑皮靴，后来又留过洋。他抛弃一切优裕生活上了井冈山后，与战士穿同样的粗布衣，吃同样的伙食，并一起挑粮，“朱德的扁担”这一真实故事长久流传。正是靠这种精神感召，红军生活虽苦，大家都无怨言。当时陈毅前往上海向中央的汇报中写下这样一段话——“群众及敌兵俘虏初看见鼎鼎大名的红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衣衫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顶多估量他是一个伙夫头。”

干部战士把军长叫做“伙夫头”不仅有亲切感，这种形象还起过救命作用。1929年初红四军从井冈山突围后遇敌赣军袭击，混战中朱德被冲散，与一群敌兵相遇。敌兵看他年纪又大衣衫又破旧，按旧军队的装束看只像个伙夫，于是只喝问道：“你知道朱德在哪？”他们要抓的这位红军最高指挥员向别处一指，敌兵便不屑一顾地舍他而去。

朱德原为出身新军事学堂的旧式军人，最可贵之处在于勇于探索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全新强军之路。他既到德国学过称雄世界的陆军战术，到苏联研究过政治建军，又结合自己率滇军在山区剿匪的游动作战实践，在红军建立之初便思索一套独特的战术。人们曾形容毛泽东是红军的“大脑”，主要负责战略运筹和组织政治建军；朱德则是红军行动的“臂膀”，负责作战具体指挥。二人合作能将优长互补，相得益彰，加上汇聚其他同志的智慧，创造出了游击战的“十六字诀”等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打法。

后来在红军长征时，朱德有时也担负具体作战指挥，抗战初期又率八路军总部前往太行山前线。1940年回延安后，他因年纪已大，主要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局，不过1947年攻克石家庄时也曾亲临前线指挥。

1940年，著名的华侨资本家陈嘉庚访问延安，他说最让他感动的一件事便是朱德陪他参观时走到抗大操场边，里面正在打篮球的学员见后便喊：“总司令，来一个！”朱德马上脱衣上场。这种“无复阶级如是”的场面，与国民党等级森严和腐败形成强烈对比。陈嘉庚此后到处宣传“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对此宋子文都惊讶地说：“资本家拥护共产党真是天下奇闻。”

毛泽东与朱德的合作，持续了革命战争的始终。当1949年10月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升起时，广场上和全国人民高呼的是两个“万岁”：“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这恰恰是历史作出的选择。

全国解放后，朱德先后任国家和党的副主席、人大委员长，1955年授十大元帅时为第一名，这些都是荣誉性职务。

解放后朱德仍经常想到群众中走走谈谈，所以对重重警卫的设置非常反感。他说过这样的话：“一旦外出，就要有人前呼后拥，层层保卫，把自己同人民隔离开，使群众望而生畏，不敢接近。旧社会与人民为敌的军阀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新中国，共产党员也这样做，令人不可思议。”不过由于体制方面的一些原因，朱德虽长叹却也难以扭转。

1976年7月，朱德以90岁高龄去世。此前毛泽东又肯定他是“红司令”，并说：“朱毛，朱毛，我是你身上的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