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国：抓住农民和土地的关键

抓住“农民─土地”，就能改变中国

根植于古老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中国革命，是人类在20世纪实现社会变革的最伟大实践之一，从而彻底改造了千年封建中华古国，进而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也是中国后来的建设事业乃至改革开放才有了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

解放军能够面对强手打赢战争，最主要的原因恰恰也是解决了土地—农民。

20世纪40年代后期全国解放战争的结局，使原来处于劣势的解放军很快取得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胜利。当年世界上任何明眼人都明白，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土地改革赢得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的拥护。看到过几百万支前大军推着小车、扛着扁担义务运粮、运物的人，马上就会明白这场战争输赢的原因。

随着时光流逝和老一辈人离去，近些年出现了一些怀有政治恶意或属国民党后人的作家以离奇的笔法重写国共内战，说什么国民党失败是因为“共谍渗透”，或是蒋介石不听白崇禧建议，或是“大江大海”的偶然命运使然。古人都知道“失人心者失天下”，可是这些写作者却一叶障目，看不见（或故意回避）这个千古定律。

在武器装备远远落后，兵力又不如敌时，共产党、解放军能赢得胜利，靠的是首先在老解放区搞土改，当地农民马上就被最充分地动员起来支援战争。解放军转入反攻打到哪里，哪里就搞土改，又得到更多的农民支持。

当年共产党、解放军并不给支前民工发工资，更没有奖金，每一次战役却都有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农民来搞运输、抬伤员，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共产党给贫苦农民分了土地，马上就有了兵、有了粮、有了支前大军。

毛泽东认为，解放战争的首功归于老解放区的农民。1950年6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曾对土地改革与战争胜利的关系阐述说：“为什么能够组织这么大的军队呢？就是因为在这一万万六千万人中间进行了土改。”“要肯定这个伟大的胜利，有了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这个胜利。”

现在世界上习惯讲“人权”，其实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即那场“红旗卷起农奴戟”的波澜壮阔的斗争，可算作20世纪人类历史上一次最大的“人权运动”。贫苦农民有参军、支前的积极性，就在于他们感到不再受恶霸的人身压迫，有了掌握和支配自己土地的经济权力，有投票（许多没有文化的农民是投豆子）选举村干部的权利。这些权利，恰恰是当年中国最重要的人权问题，国民党解决不了，共产党却解决了，中国历史上这场规模最大的内战谁输谁赢也就此决定。

全国解放时统计，中国90%的人口还在农村，农业、农民、土地问题处理得好坏，仍关系着天下的兴衰。

国内完成土改，分配了土地后，各家各户劳动力有强有弱，不久就会出现两极分化，因此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共同富裕的道路是必要的。不过令人感叹的是，在革命斗争中深入了解农村的毛泽东，后来恰恰在农民问题上陷入一个误区，急于搞农村的“一大二公”，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做法导致了消极怠工。

笔者少年时下乡劳动，参军后“支农”，发现社员出工不出力是“人民公社”内的普遍现象。到了一个村子看庄稼地，集体的地到处长草，各家仅能保留的“自留地”却是被精心种植得一片茂盛。当时我就感叹，怪不得中国80%的人搞农业，结果还有许多人解决不了温饱，农业这么搞怎么能行呢？(www.xing528.com)

当时一些领导者也看到劳动者没有劳动积极性，却不检查生产关系的弊病，而认为是人的觉悟低，提出“大批促大干”，批斗的结果只能伤害人而提高不了生产力。1978年，当改革开放的号角在安徽小岗村等地农村吹响后，实行土地承包，随后又取消了“人民公社”，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马上迸发出来，吃饭问题马上得到解决。

看一下数据就能明白，1949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只有210公斤，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只保持在300公斤左右，始终是“刚够吃”的标准（因扣除工业用粮、饲料粮、种子粮的需求便经常有所不足）。80年代初，邓小平赞成并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后，1984年中国人年均产量首次达到400公斤，不仅保证了吃饭，还开始向“粮—肉”转变。

历史证明，在中国，抓住了农民才能得天下，才能稳天下，才能促进天下兴隆。

如今的中国虽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并向信息化迈进，却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在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农业人口只占人口的3%以下，而中国的农村人口（不包括户口还在农村却已进城的农民工）仍占全国人口将近半数。当年解放全中国靠的是成功地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下一步国家全面实现现代化，也要着重解决“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农民全面富起来，农村实现了现代化，中国才能算真正实现了现代化。

笔者曾问过革命战争年代参军的农民，当时为什么打仗？他们的回答既朴实也简单：“为了乡亲们都能过好日子！”经过一番空洞说教泛滥而没有实际解决穷困的教训，邓小平用一句也很朴实的话给中国农民描绘了一个前景──“小康”。

如果从世界范围的横向来看，中国人包括广大农村居民已经实现了小康，却仍远未达到发达国家的富裕程度。在中国内部特别是西部地区，还需要解决城乡生活差距、社会不公等问题。在这方面，确实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不过，无论如何这一目标又必须实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只有达到这一目标，才算是对当年亿万推小车支援解放战争的农民的最好回报。

【注释】

[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13页。

[2]《师哲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305页，第3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