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争夺胜利果实的重点是“抢东北”。
白山黑水间那片富庶的大地，在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日本侵占东北14年间又大量投资，利用中国劳工的血汗建设起了雄厚的工业基础。此时东北工业产品占全国总量的70%以上，又是全国唯一的粮食自给有余的大区。谁占有了东北，谁就会有军事上的优势。
日本投降前，美国便看到了东北在中国乃至整个远东的重要地位。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同斯大林做了交易，使苏联在获得重要权益后同意将整个东北交给国民党政府。1945年6月，蒋介石得到了苏联将要出兵东北的通知，最担心的是苏军占领东北后将当地交给中国共产党，于是派自己的妻兄宋子文到莫斯科进行秘密谈判。在美国帮助下，蒋介石同斯大林进行了政治交易，交换条件是以承认外蒙古独立，将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租给苏联为代价，以争取苏联同意不支持中国共产党并完整移交东北。
在日本已经表示投降的当天，即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正式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苏联红军在战争结束3个月内完成撤出东北，将当地交给国民政府，中国政府则承认外蒙古的独立权。如果简单概括蒋介石通过中苏条约同苏联达成的交易，就是“外蒙换东北”。
1945年8月中下旬，百万苏联红军迅速占领了东北，斯大林的态度对国共两党争夺东北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蒋介石利用中苏条约，在夺取东北的政治问题上抢先一步，可是他的军队在抗战时远逃大西南又一时鞭长莫及。八路军却在东北边缘区建立了根据地，中共中央因采取了非常灵活的政策，在争夺东北时得以捷足先登。
8月26日，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公布，使中国共产党争取东北受到很大限制。8月29日，即毛泽东赴重庆第二天，代理主席职务的刘少奇主持中央开会研究了东北形势，当天在党内指示中分析说：“苏联为了维护远东和平与受中苏条约之限制，必须将东三省交还国民政府。”不过，中共中央通知准备派到东北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只要苏联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地进入东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消息。山东干部与部队，如能由海道进入东三省，则越快越好。
8月29日，八路军山东军区派出一个营作为侦察分队，到达辽东半岛的庄河县上岸，发现当地伪政权崩溃，已处于无政府状态。他们向大连前进时与苏军相遇，说明自己是八路军，一名苏军少将很热情地与他们进行了“非正式接洽”，说明苏军在东北只占各城市，至于其他地区八路军只要不打出公开旗号，可以自由活动。带队的吕其恩等听到这一表态，立即乘船赶回胶东，通过电台向中共中央报告。
八路军进军东北时同苏军相会。
9月4日，八路军冀东军区部队与苏军配合占领山海关后乘火车进入锦州，9月6日进入沈阳。部队到达后，感到意外的苏军将八路军堵在车站，傍晚才勉强同意进驻城郊。可是，第二天苏军驻沈阳的首长突然邀请八路军指挥员见面，说明斯大林来了电报，接着就以“同志”相称，表示愿秘密提供帮助，还允许八路军成立沈阳卫戍司令部。
这一态度变化，表明斯大林考虑到国民党完全投靠美国，出于对抗美蒋的国际战略格局需要，也需要秘密给予中共一些支持。苏军说明不反对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却要求不公开打共产党、八路军的旗号，这是在表面上遵守中苏条约的约定。
这一事实证明，中共中央决定用隐蔽的方式秘密进军东北，在当时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样既给了苏联以默许的理由，同时也抢占了先机。
9月14日，延安机场突然降落了一架苏联飞机，机上走下来从沈阳来的八路军冀东分区负责人曾克林，以及一位苏军上校。这位上校奉命向朱德总司令转达苏军驻东北统帅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通知，表示“对八路军均抱深厚之同情”，同时提出进入沈阳的中共部队公开打出八路军的旗号会在国际上造成影响，给苏联带来外交上的麻烦。曾克林也马上向中央报告了进入沈阳时的困难，以及苏军的两面态度。
刘少奇、朱德听取了曾克林的汇报又接到苏军代表通知，马上向苏军的代表说明，可以不用共产党、八路军的名义进入东北，得到了对方默许。为了便于领导，中央当天决定成立中共东北局，由彭真任书记、陈云任副书记，东北局主要成员随苏军这架飞机飞往沈阳。
这一消息，令中共中央极为振奋。9月15日刘少奇在党内电报中就称“此真千载一时之机”。鉴于毛泽东正在重庆谈判，若去电请示，电文往返和密码翻译还需要时间，于是刘少奇本着先行动，再请示的精神，向党内下达了进军东北的指示后，再致电重庆报告毛泽东。
考虑到中苏条约的限制，刘少奇要求部队进入东北时要隐蔽身份，特别指出：“在东北决不能采用八路军的番号，也不能用共产党的公开名义和红军接洽并取得其帮助；如部队进入满洲不可能，即放下武器，脱下军装，作为劳工或难民开到沈阳附近再装备；途中如万一遇美军盘查，军队可坚称向冀热辽军区之乐亭与山海关之间某地进发；便衣可坚称难民回东北。”(www.xing528.com)
中共中央决定大力北进，南方势必就要收缩，从江南北撤部队填补山东部队北上留下的空缺。从9月15日至9月18日，刘少奇代表中央调整了全国的战略部署，要求“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和东北出动；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对于刘少奇在历史紧要关头代表中央作出的战略决策，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马上表示赞同，同时在同国民党的谈判中主动提出可让出南方八块解放区，显示了中共争取和平的诚意。
对于这次让步，毛泽东于回到延安五天后向干部做报告时就解释说：“长江以南各个解放区，不让也得让，争也争不到，何不慷慨一点让出来呢？算总账，没有蚀本，没有吃亏，这个地方失了，那个地方得，失了一寸，得了一尺，还赚九寸。”
9月19日，刘少奇为中央正式制定了概括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向北发展的中心是全力争夺东北，向南防御则是阻击国民党军北进。刘少奇在为中央起草这一通知中，还以豪迈的语言宣称：“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有了东北就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后来的历史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中共的“闯关东”——1945年进军东北。
9月底，当山东和冀察的八路军靠着徒步和乘木船艰难地“闯关东”时，中共中央接连发出几个指示，强调“向东北和冀东进兵及运送干部，是目前关系全国大局的战略行动，对我党及中国人民今后斗争有决定作用。目前是时间决定一切。迟延一天即有一天的损失。”
原先从延安派往中南和华东的部队和干部，在途中大都接到新命令，立即折向东北前进，中央准备派到山东任司令员的林彪走到河南也被要求转向满洲。中国共产党七大选出的50多名中央委员，有20名被派往东北。
在战后争夺东北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可谓在行动上是思想解放的典范。尽管苏联宣布要将东北交给国民党，中共中央仍派小部队试探。不让公开进入就秘密进入；不让打共产党、八路军旗号就立即改换名称，先是称“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来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名称、形式都可根据条件需要而变，但基本目的是坚定不移地全力争夺东北。
八路军抢先进入东北时，国民党政府也同苏联接洽接收。由于战后美苏处于对立状态，苏联提出美国飞机、军舰不得进入东北，国民党自己又没有大型运输机和舰只，开始便想通过走陆路接收。
根据蒋介石的部署，华北傅作义部沿平绥铁路东进，河南的孙连仲部沿平汉铁路北进，江淮国民党军则沿津浦铁路北进，三路的目标都是打通到达东北的铁路。
中共中央要求“向北发展”的同时强调“向南防御”的战略，正是为了封闭国民党军向东北进军的陆上通路，从1945年10月起发起了三场战役：聂荣臻、贺龙指挥部队发起了绥远战役，把傅作义部队从张家口以西打回到绥远；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了平汉战役，在邯郸附近一举歼敌7万多人，取得自卫战争开始后的最大一次胜利，使豫北的国民党军狼狈南逃，窜入石家庄的国民党军也不敢北上；陈毅指挥新四军江南北上的部队和山东八路军留守部队发起津浦战役，一举控制津浦铁路沿线几百里。这三仗的胜利，使国民党军想从陆路调兵进入东北的道路全部被堵死。
国民党当局见陆路走不通，根据中苏条约，又提出以飞机运送官员到东北各城市“接收主权”，马上得到苏军“欢迎”。不过，国民党当局要求派兵从大连登陆进入东北内地，却被苏军以“根据中苏条约大连是商港”不能进入军队为由拒绝。
苏军起初允许国民党军在营口登陆，却把港口让给赶到的八路军设防。当国民党的两个军乘坐美国登陆舰到达营口时，发现八路军部队在岸上已经构筑了工事并准备抵抗。掩护登陆的美国军舰不敢在划为苏联势力范围的东北开火，国民党军在东北登陆的企图就此破灭。
这样，没有近代化交通工具的八路军部队通过抢时间并采取灵活方式，终于在由美国飞机、军舰运输的国民党军队到达前抢占了先机。抽调11万八路军、新四军的部队和2万干部迅速进入东北，毛泽东对此曾指出，“这是有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是“又一个几千里的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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