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的消息，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很突然的，而且这一投降又是片面地只向美蒋投降。
经过8年浴血奋战，日本虽败局已定，但中国战场上日强中弱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国民党战场前几个月在日军进攻面前还出现过大溃败。由于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苏联又于1945年8月9日参战，第二天日本便提出乞降，1945年8月15日正式宣布投降。此前，中共中央估计抗战至少还要进行一年半，各大战略区的领导人参加了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后在延安还未回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记述抗战结束时的情况是：
“摆在面前的问题很多，但归纳起来，主要是在日本投降之前，对形势发展估计不足产生的。苏联对日本一宣战，日本很快就宣布投降了，对这种急剧变化的形势，事先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据当事者回忆，这段时间毛泽东工作之紧张忙碌到了空前的程度，办公地点移到枣园里的乒乓球桌旁。他一面处理事务，一面接见即将被派赴各地的领导干部和将领们，有时忙得无暇进食、饮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刚刚成熟的瓜果和馅饼放在乒乓球桌上，毛泽东饥渴时，就一手继续书写命令、委任状、文告、声明等，一手抓起瓜果等食物，如风卷残云一般地塞进嘴里。[2]
距毛泽东办公的乒乓球桌不远，枣园小礼堂周围摆放着一圈长条靠背木椅，干部们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命令和指示。愿意吃什么，在实行供给制的中央机关也不必拘礼，自己到主席的“办公桌”上取了就吃。领到委任或指示的人，都精神振奋地立正、敬礼，然后各自离去。
8月11日，毛泽东确定的主要行动目标是：“目前阶段，应以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
八路军此时的野战部队数量有限，前几年实行“主力地方化”时许多旅、团建制的部队都改成县大队、区小队，进行分散的游击战。得到中央反攻的命令，大批地方部队迅速组成能机动作战的正规兵团。如晋察冀军区一个月内就将正规部队从10万人扩大到20多万人，许多战士还没有军装，头上扎一块白毛巾，匆匆认识一下各级指挥员，就靠着称为“11路汽车”的双腿，在各地崎岖的小道上奔向日军、伪军占领地区。
8月中旬，中共中央曾指示八路军夺取敌后各大城市，要求攻下北平、天津等城市还任命了市长，同时希望新四军伺机夺取南京、上海。不过，八路军、新四军还处于“小米加步枪”的状态，没有大炮一类重武器，进攻日军和伪军固守的大城市未能奏效。例如八路军一部曾攻入天津西车站，日军一面以密集火炮拦截一面反扑，缺乏重武器的攻城部队只好撤出。
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后，按一般人想象，在中国的正面、敌后两个战场的鬼子们应该分别缴械投降了，然而事实上日军的投降却出现了战史上极为反常的现象——身份上已经算是“战俘”的日本军队却仍然手持武器，继续与战胜国中国的解放区军队作战，并奉命“维持秩序”即镇压各地的中国人民，还要为国民党军的空运、海运和陆路进军提供掩护。
华北的日军虽然10月间就表面举行了投降仪式，其实各部队仍继续保留武装，坚守到美国和国民党军空运、海运赶到，在1946年2月即抗战胜利半年后才基本解除武装遣返回国。
出现这种战争史上的奇怪局面，是因为抗战宣布胜利后的中国境内敌对关系迅速有了转变。过去敌对的美、蒋、日、伪四方，如同侵华日军冈村宁次希望的那些，在反共前提下迅速“结成一体”。
日本投降后，美国在世界上的主要敌人转为苏联，对华政策马上变成扶蒋融共，杜鲁门总统决定留用侵华日军，“利用敌人当守备队”，防止中国关内的日占区被中共接收。
国民党当局一听到日本投降，马上将主要敌人定为中国共产党，在华日军马上也由敌人变为可以利用的盟友，过去由投降的“国军”变成伪军的也要收编为己所用。
从日本投降时的中国战略态势看，国民党军主力还远离抗战前线的大西南，2亿人口的中国沦陷区内还有110万建制完整的日本占领军，以及90万伪军。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宣布遵照美国和蒋介石的命令，率领所部日军继续抵抗中共武装，这就得到了蒋介石宣布的“以德报怨”的优待，即不予追究战争罪行并优待遣返。
日军在本国宣布投降后马上收缩到主要城市和交通线，伪军控制了沦陷区的多数城镇。于是，8月中旬蒋介石对周佛海等南京伪政权头目和汪精卫伪政权的六个方面军司令官都加封了官职，令其坚守上海、南京和华北各城市，不能向新四军缴械，等候中央军接收。
既然把过去投敌叛国充当日本傀儡的军队收编，“伪军”这一词也不再用，国民政府军委会正式称他们为“自新军”，作为“国军”的一部分。虽然待遇明显比中央军低得多，可是毕竟是“朝廷命官”，这些伪军感到有了靠山，就死心塌地抵抗八路军、新四军。
日军宣布投降后其官兵普遍盼望快些回国，已经不大愿意打仗，伪军战斗力又很差，不能指望他们长期坚守。于是美国要尽快把国民党军运到东部战略要点，将在太平洋上的空中运输机调到中国执行空运以抢夺胜利果实的任务。
从8月下旬开始，中国大地上空马达轰鸣，机声隆隆，数百架C-46和C-47型运输机频繁地起降于各机场，出现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从未见过的一幅大规模空运场面。据中国战区美国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9月25日宣布：仅8月和9月，14万国民政府军就被美国空军用飞机运到日本占领区。他还颇为自豪地说：“世界空运史上，这一数字创造了最高纪录。”
对最有经济头脑的白宫当权者来说，动用这么多飞机，消耗这么多汽油，花费几亿美元的运费，当然不是心血来潮。对德国和日本作战时，美国空运部队都没有花过这么大的力气，日本投降后却突然这样舍得花血本，自然是感到控制中国更为重要。
为掩护国民党军抢夺胜利果实，美国还直接派出6万海军陆战队到中国沿海日本军队守卫的天津、上海港口登陆并进驻北平，并占据了青岛等地作为自己的长久军事基地。
看到无法夺取大城市，8月23日毛泽东决心改变方针。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时局和任务的指示》中指出：“原定力争大城市的方针是对的，但形势变了，今后一个时期应夺取中小城市。”(www.xing528.com)
按照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法，抗战胜利果实被比喻成“桃子”，大城市和主要交通要道这些“大桃子”不能属于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区军民却继续向被称“中小桃子”的敌后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发起反攻。
华北方面的八路军进攻北平、天津、太原未获成功后，把进攻矛头指向中小城市，截至9月2日共收复了100多个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包括烟台、威海卫、龙口、益都、张家口、集宁、丰镇等处，威震华北。
攻占张家口，是华北战场上八路军的一个最大胜利。该城是民国年间的察哈尔省的省会、伪“蒙疆自治政府首都”。八路军在苏蒙联军的配合下向市内展开了三天攻击，于8月23日解放全城。该城成为八路军在国内占领的第一座省城，这一胜利又使美蒋反动派在长城一线建立“防共隔绝走廊”的企图彻底破产，为进军东北打开了重要的通道。
长江南北的新四军部队一面继续大造攻击上海、南京等城的声势，迫使日军和伪军急忙向这里收缩，一面迅速全面出击，占领了江苏中部、安徽中部和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的许多县城。
在华北战场上，八路军攻占了胶东半岛重镇烟台，得到向东北进军的主要港口。平汉铁路上的重镇邯郸获得解放，阻断了国民党军在抗战结束后进入华北的主要陆上通道，而且使晋冀鲁豫解放区内部完全连成一片，还沟通了全国解放区从陕甘宁到苏皖的陆上交通。当时解放区军民自豪地说：“只要有延安开的路条，就可以陕北一直走到苏皖解放区的长江边！”
国共两党在“抢桃子”的同时，蒋介石又接连向延安发出三份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斯大林也向中共中央发电，希望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以避免内战。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更是乘坐一架起名为“美国姑娘”的C－47型运输机飞到延安，并声称愿“以美国的国格担保”毛泽东的安全，请他到重庆同蒋介石商谈和平，其实质上想让中共方面加入国民党政府而逐步加以融化。
虽然国内战火未熄，尤其是解放区战场上激战更烈，全国人民却迫切希望和平，国际上也希望中国和平。此刻，谁高举和平的旗帜，谁就易于争取人心。
蒋介石深知这一点，故意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如果相邀而不来，便可攻击中共方面不想要和平。
1945年9月毛主席和赫尔利、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期间的合影。
毛泽东更清楚这一点，为向国际、国内表达和平诚意，便提出亲自前往。尽管党内不少人不主张去，8月2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上却宣布说：“我去重庆的问题，现决心答复魏德迈的电报——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针对许多同志对安全问题的担心，毛泽东又说：“我党历史上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决不怕；如果要软禁，那更不怕。”
决定去重庆谈判当天，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党内通知，对形势发展做了两方面的估计：一方面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另一方面，“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这种两手准备，为随后争取和平及进行自卫战争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毛泽东同意亲赴重庆谈判，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不过他看到假戏已真做，迅速定出了一份谈判底牌。根据中共南方局出色的情报工作，毛泽东在与自己最大的对手见面时就已经知道了蒋介石的谈判让步极限，那就是：中共保留军队最多十六个师；参加政府时只能在中央各院增设一名副院长；在地方政权方面如毛泽东愿意可任命为新疆省政府主席。谈判的开价如此之低，怎能让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一旦真的交出军队和根据地，“四·一二”屠杀的前车之鉴犹历历在目，仅给几个无实权的空衔和偏远的新疆一隅之地，那么大多数革命军民还不是为人刀俎之肉！
当时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谈判底线，是要国民党当局承认现状，即承认解放军的政权和人民军队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建立“联合政府”，再搞和平竞争，对此蒋介石也清楚。
尽管知道蒋介石的底牌，毛泽东到重庆后仍希望通过谈判和解放区军民在争夺胜利果实时所显示的实力，迫使国民党提高开价。
这场对手之间都知己知彼的谈判，显得格外艰难。毛泽东到重庆前原准备住10天左右，却因谈判不顺利留渝43天，与蒋介石的会谈即达11次之多，在解放区政权和军队这两个关键问题上一直没有进展。
后人会感叹，此时若是蒋介石同意了中共的要求，国内真会出现“一国两制”。可是蒋介石坚持的原则是“政令军令统一”，双方不可能达成共识。
据2007年以后美国斯坦福大学公布的蒋介石后人送到胡佛研究所保存的《蒋介石日记》，里面有关重庆谈判的日记证明，9月下旬谈判陷入僵局后，蒋本人离开重庆到西昌休息了一周，曾考虑扣押毛泽东“审治”。后经几天思考反复权衡利弊，蒋介石认为若如此在国内外引发的后果难以控制，才决定“训诫”后送毛泽东回延安。
毛泽东离开延安赴重庆前，曾嘱咐说解放区的胜利越大，我就越安全。重庆谈判期间，解放区进行了著名的上党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山西军阀阎锡山的3万多人，并打退了傅作义部向张家口的进攻。不过国民党因总体力量仍占优势，又有美国支持，仍没有实质性让步。国共双方在10月10日签订了两党都表示和平愿望的《会谈纪要》外，虽然人称其为“双十协定”，其中的内容却是各自阐明了立场，并没有达成实质性协议。
10月11日，毛泽东乘飞机返回延安，临行前蒋介石前来一晤，虚假的寒暄后又表示“政府方面不能再有迁就”。中共方面本着既不屈服又不破裂的方针，让周恩来留渝继续谈判。
毛泽东回延安后，认为必须再痛打蒋介石，为此向各大战略区指出：“我党决心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6个月内粉碎其进攻，然后同蒋开谈判，迫他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才有可能过渡到和平局面，否则和平是不可能的。”
以战促和，就此成为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新的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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