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战场再度溃败，解放区战场却得到大发展
1944年被蒋介石称为“抗战以来忧患最深的一年”，除了在滇西和缅甸北部的攻势成功，中国正面战场上出现了自1938年以来的又一次大溃败。此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已是胜利在望，日军也成了强弩之末，国民党当局在此形势下仍一败再败，在国内外威信丧尽。
抗战进行到1944年年初，日本大本营鉴于海上交通一天天困难，为与南方军保持联系，迫切感到有必要打通纵贯中国南北的铁路线，同时除掉在桂林、衡阳等地的中美空军基地，防止美国轰炸机空袭日本。日本支那派遣军从国内和关东军得到20万援军后，同年4月开始发起了“一号作战”，投入了兵力约51万人。
日军首先以15万兵力进攻河南，国民党军汤恩伯部40万军队一个月内全部崩溃。最可悲的是，据当时第一战区《会战之检讨》中承认，败退时“豫西民众到处截击军队”，结寨自保的乡绅百姓怕败兵滋扰还沿途将其包围缴械，“汤恩伯亲自带领的直属部队，损失得更惨”。此次中原之战，日军伤亡仅4000人，便将平汉线打通并造成河南大部沦陷。事后蒋介石虽下令将汤恩伯撤职以平民愤，接着又安排他在易地当官。李宗仁对此评论蒋介石说：“他喜欢的常是‘国人皆曰可杀’的人。其人声名愈狼藉，愈得蒋先生的欢心，因为他愈不敢脱离蒋先生的左右。”如此任官之道，岂能不失天下人心？
5月下旬，日军又向湖南北部发动大规模攻势，6月占领长沙，8月占领衡阳。国民党政府在惊慌中实施疏散，未能很好地组织，致使上百万难民到处奔逃，道路堵塞，前方和后方都呈现出一片混乱的局面。11月间，日军进占广西各重镇，随即与驻越南的日军会合，并以一部进入贵州独山，造成重庆震动，国民政府一度准备迁都西昌。
1945年1月，日军继续进攻，打通了武昌至广州的铁路，掌握了纵贯中国南北的交通线，同时还占领了福建、江西的一些重要城镇。国民党军在日军这次进攻中损失了60万军队，丢失了面积达30万平方公里并有4000万人口以上的地区。
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期间，国民党军在兵力数量上不仅拥有很大的优势，武器装备通过美援也得到改善，而且占优势的美国航空兵曾大力出动支援，给日军白天的地面行军和后勤运输造成许多困难，然而国民党战场却仍然出现溃败，还丢失了衡阳、桂林、赣州等重要的空军基地。这种情况的出现，正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独裁统治及其在政治上、经济上严重腐败的反映。
在抗日战争期间，大后方的广大民众生活极其痛苦，国民党达官贵人却骄奢淫逸，乘机大发国难财。“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则是当时的生动写照。在后方尤其让广大人民痛恨的，就是各地强征壮丁。本来，保卫国家打击侵略者应是国民的义务，可是有钱人却大都行贿不去当兵，保长们就强迫无钱者去，家属又不给任何优待，阵亡者一般又没有抚恤，结果许多人纷纷逃避兵役，征兵几乎就成了用绳索捆壮丁的同义词。1944年11月兵役部部长鹿钟麟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报告，抗战七年来前后征壮丁共1100万人（其中会有重复统计），实际到达战场者不及500万人，其余都逃亡或病故。这里所说的“病故”实际多指抓捕捆绑时虐待致死，至于多数壮丁的损失还是开小差。国民党军队形成一个士兵“抓—逃—再抓”的恶性循环（远征印缅的军队无法开小差除外），战斗力可想而知。
抗战后期国民党当局搭上美英的战车并得到外援，腐化之风更急剧滋长。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内兄宋子文相继主管国家财政，借机成了以美元计的亿万富翁。1942年美国批准了2.5亿美元对华贷款，有0.8亿美元马上就被转存到孔氏家族在美的私人账号上。
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曾来过重庆，感慨地说：“来华前所闻很坏，来后方知所见比所闻更坏。”艰难的“驼峰航线”空运到大后方的物资，很多被投入黑市，甚至连中日两军前线都成为交易市场。美国派到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得知后怒不可遏，他在报告中称赞共产党廉洁，谴责国民党贪污、腐化及“与敌通商”。罗斯福总统得到报告后，曾提出要国民党结束一党专制建立联合政府，同时还估计中国战场有崩溃的可能。为此，美国急于将苏联拉入对日战争，为此在雅尔塔会议上以中国的部分领土主权同苏联做了交易，对中华民族的利益造成了长远的严重损害。
日军为向国民党统治区发动大规模进攻，被迫从华北、华中战场抽调大批兵力，许多地区的防务由伪军负责。中共中央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要求各解放区发起攻势，扩大根据地，消灭孤立的据点。被日军称为“游击反攻”的局部反攻在敌后战场展开，与国民党战场的溃败形成鲜明的对比。
1944年9月，鉴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又丢弃了大片领土，中共中央决定开辟新的战略区，并将日军在1944年新占领的广大地区作为扩大解放区的重要目标。当时有人称：国民党把什么地方丢给日本，共产党就会马上派军队进到那里建立解放区。(www.xing528.com)
在华北、华中敌后，解放区军民广泛开展拔据点，夺取边远的城镇以压缩敌占区的攻势。在夺取了大片农村和不少县城后，日军和伪军基本上都被挤压到主要交通线上。
1944年11月，八路军三五九旅的主力告别了进行了三年大生产的南泥湾，并偕同延安干部大队开始了远征湖南、广东的新“万里长征”，部队于1945年春夏之交进入湖南境内，并准备下一步向广东发展，以会合东江纵队，建立华南根据地，以便将来内战爆发后在全国战略格局上“造成南方一翼”。
与此同时，八路军晋冀鲁豫军区王树声等部进入河南，在国民党军丢弃的豫西地区建立根据地，并同鄂豫边地区的李先念所率的新四军第五师（名义属于新四军，其实归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相呼应。
中共中央还决定成立新的鄂豫皖中央局，派当年在此战斗过的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重返此地担任书记，重整旧部，恢复过去横跨三省的鄂豫皖根据地。
为发展湖南、湖北交界地带的工作，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当年在洪湖战斗过的红二军团师长贺炳炎率领的八路军一二○师部分干部和精干部队返回湘鄂边地区，建立江汉军区，准备在当年洪湖苏区的那片平原上重建根据地。
莫文骅等原广西红七军干部也接到中央指示，要他们准备率队重返广西，利用日军刚刚占领该地的混乱局面建立根据地。
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
粟裕所率的新四军一师和原六师之一部也在1945年年初渡过长江进入苏南，直插京沪杭三角地区，在日伪顽交界地区建立根据地，随后又向浙东、皖南发展。
经过半年的反攻，敌后战场上新近解放了1000余万人，1944年11月八路军、新四军扩大到65万人，至1945年4月扩大至91万人。
根据中共中央当时的反攻部署，待盟国对日本的大反攻到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将“以我为主”配合盟军夺取中国东部，并在中部地区封闭国民党军出山抢夺胜利果实的战略通道。1945年4～6月中共七大召开时，对这一目标的规划是：先夺取半个中国，再夺取整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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