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两年最艰难时刻：揭秘日军'扫荡'与'蚕食'

日军加强“扫荡”、“蚕食”，解放区有两年最为困难

进入1941年和1942年，敌后根据地进入了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华北地区的八路军面对日军“强化治安”的攻势处境困难，华中的新四军则遭日军和国民党的两面夹攻。

1941年1月，国民党当局制造了围攻消灭新四军军部的皖南事变。此前苏中的反顽作战奏凯并使敌后解放区南北相连时，孤悬于皖南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处境却更为危险。项英和叶挺率部在这里虽然已经驻扎了两年多，但是活动范围却只有方圆几十里，正面是日军的长江封锁线，后面和两侧都是国民党军。

严格来讲，新四军军部所在的云岭这块小小的地区也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因为当地一直没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甚至连新四军军部所住的村子里还一直实行着国民党的保甲制度，这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共产党领导的地区里真是个例外。从外表看，当地的摩擦最小也最为平静。然而事后却证明，当时共产党的部队越是服从于国民党的限制，越是容易被消灭。这块原先看来最平静的地方，却突然发生了最大的一场灾难——皖南事变。

根据国民党当局要求新四军北移的“命令”，新四军军部开始准备向长江以北进发，却遭到有准备的包围。1月6日，新四军先卫部队在星潭镇同国民党拦截的军队打响，一举击溃了其拦截的两个营。叶挺主张此时下决心冲过去，可以在包围圈封死之前较快地突出山口。事后看来，在平原地区即使有重兵围攻也不至于全部覆没。值此危急关头，被陈毅批评是“五心不定”的项英又犹豫起来，最后决定原路撤回，结果让国民党收紧包围圈，部队奋战至1月14日失败，军部9000余人只有1000多人突围冲到江北。叶挺按组织要求同国民党军谈判结果遭扣押，项英突围时被身边的反动分子、副官刘厚总劫财杀害。

新四军军部覆没三天后，蒋介石完全露出了真面目。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通令，称“该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宣布将其“解散”。同时还称“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

蒋介石的这一行动，使国共关系一时到了接近破裂的边缘。中共中央、毛泽东通过反复考虑，鉴于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仍存在，于是在政治上与蒋介石展开坚决斗争，在军事上采取了守势。针对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命令重建新四军，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保留叶挺军长之职）、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刘少奇给新四军做报告。

新四军失去了在长江以南的绝大部分地区，却在长江以北继续发展，在日军、汪伪军“扫荡”、“清乡”和国民党的进攻下，部队编成七个师继续进行游击战。

在华北方向，由于看到“百团大战”显示出八路军的雄厚力量，侵华日军改变了以往对共产党军队的轻视，在1941年至1943年内将后方“治安战”当成作战的重点。

1941年7月，冈村宁次接任“北支那方面军”总司令后，吸取前任多田骏的教训，加快“囚笼”政策的步伐，并采取了更为毒辣狡猾的“边沿蚕食”和“跃进蚕食”政策，造成大片的接敌区变成游击区、游击区变成敌占区。日军的“扫荡”也更加频繁，仅1942年内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便进行千人以上兵力的“扫荡”77次，其中万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达15次。

富饶的冀中平原根据地的一度失陷，是华北抗日根据地最严重的一次损失。当地战略位置重要，一直是日军的心腹大患。冈村宁次为了消灭冀中八路军主力，从1942年5月起组织日伪军近10万人（其中日军5万人），对冀中地区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在这次“扫荡”中，日军采取了“铁壁合围”等一系列新战术，并以汽车、火力机动运载兵力迅速机动追击。当时八路军冀中部队损失重大，被迫向平汉铁路以西突围，当地根据地大部沦为敌占区，部分变成游击区，地方党政机关遭到严重破坏，群众伤亡也很大，造成了冀中平原“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的悲惨景象。

在冀中大扫荡还未结束时，冈村宁次又命令驻山西的日军第一军对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进行突然袭击式的大“扫荡”。日军还挑选了200多精悍官兵组成“挺进杀人队”，伪装成八路军，分两队昼伏夜行突袭八路军首脑机关。他们伪装得比较巧妙，所到之处也帮助老乡扫院子，一路上躲过了根据地军民的盘查而实行了偷袭。此时八路军总部一时警惕不够，发现敌人潜入根据地袭击分队和外围的大包围都比较晚，转移时又有成千非战斗的机关、学校和勤杂人员而导致行动不够快。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指挥总部突围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总部机关虽突出日军包围，人员牺牲也不小。总结这一教训后，八路军在敌后的指挥部门注意精简机关，做到了灵活机动，此后避免了类似的损失。(www.xing528.com)

除破坏抗日根据地外，日军还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日军在许多地方制造“无人区”，杀光当地的居民，焚烧村庄，掠光粮财和可用物资，还破坏水源。与此同时，华北又遭受了严重的旱灾，根据地天灾人祸交加，经济受到严重破坏。

到1942年年末，华北抗日根据地的人口由两年前的8000万人减少到3000万人，军队供应陷入困境。八路军部队因粮食不足、油盐蔬菜缺乏，不得不以黑豆、麦麸充饥，有时只好剥树皮。由于当时饥饿的老百姓也靠扒榆树皮吃活命，八路军晋察冀军区还专门下令部队不许扒榆树皮，以免与民争食。当时生存环境之恶劣，由此可见一斑！

陕甘宁边区虽然没有战争，却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区。延安及其附近地区集中了几万机关干部、学校学员和部队，老百姓平时自己的口粮大都不足，要养活大批军队和政府机关人员更难。1940年以后国民党又加紧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延安的机关干部面临着衣食无着的威胁。

鉴于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时，毛泽东形容当时的情景是“鱼大水少”，那就是缩小的根据地难以再供养原有的军队。陕甘宁边区副主席、党外人士李鼎铭也指出这一矛盾，建议采取“精兵简政”的办法。

采取精简方针，着重是减少过去庞大的机关和非战斗人员，将部分病残人员和体弱、年纪小的人复员。通过1942年后展开的精简，一年后华北的八路军从原有的40万人减少到30万人。

保留下来的许多部队，也实行了“地方化”，即把原来的旅改成军区，团改军分区，营改成县大队，暂时不搞集中作战，而分散到各地游击活动，有些单位索性不发军装穿便衣。这样，原来的野战部队一时变成了地方部队，同当地群众、民兵更好地打成一片，既便于就地供应，又便于在当地展开游击活动。

通过精兵简政，八路军、新四军数量一时有所减少，供应却有所好转，而且更为精干，更适合打游击战。实践证明，日军对八路军这种打法非常头疼。日军哀叹：皇军大大的去，八路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去，八路大大的有。当真是“四面楚歌传来，一拳打去是风”。由此可见打游击战的妙处。

解放区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也取得重大成果。如陕甘宁的军队和机关自行解决了一半的粮食和几乎全部的服装，老百姓也获得了历史上最好的收成。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棉花产量为零，布匹要靠外部输入。到1944年，边区已能产300万斤皮棉以及一倍于此的籽棉。1942年，边区公营工厂发展到62个，年产土布10万匹，并能炼铁、炼油、修理机械、制造武器弹药等。

根据地部队自己做棉衣。

其他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大生产运动中也取得巨大的成绩。到1943年，仅晋绥、北岳、胶东、太行、太岳、皖中等六区就扩大耕地600万亩以上。

八路军开展大生产运动。

军队和机关以主要精力开展大生产运动，是中国革命处在农村长期游击战争条件下的特殊产物。毛泽东把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称为当时整个革命链条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两个环节，其中大生产解决了艰苦条件下的生存问题。大生产运动不但使抗日根据地军民胜利地度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还给后人留下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