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40年夏季，中国抗日战争仍处于战略对峙阶段。此时法西斯德国横扫西欧，法国沦陷，英国因自顾不暇急于在远东对日妥协，不愿支持中国抗战。日本利用这一有利国际形势，派兵进入越南，并同国民党当局在香港进行秘密谈判，条件是重庆当局承认伪“满洲国”、与南京汪精卫政府合作，从而换取日本从关内基本撤军（却仍要保留几个沿海要点）。
中国进行的艰苦抗战，这时确实面临着中途而废的危险。当然，随后国际形势很快发生变化，美国因在太平洋上同日本的矛盾激化，又支持国民党重庆政府继续抗战，日蒋秘密和谈便无果而终。不过在1940年夏秋之交，中共中央认为投降危险空前严重。
为振奋全国民心，制止国民党当局对日本妥协，经彭德怀主持的八路军前方指挥部提议，并得到延安总部同意，八路军从1940年8月20日夜间起发起了著名的“百团大战”。
群众破坏交通线。
起初，这一仗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二九师、一二○师共同发动的以破袭正太铁路为重点的战役，当时称为“大破袭战”。战役发起的第三天，参战部队已达105个团，对外才称为“百团大战”。
8月20日晚间，雷鸣般的爆炸声响彻正太路全线。当时八路军技术条件非常落后，却有群众支援内应外合，总攻开始时比较顺利。袭击井陉煤矿和娘子关的战斗一打响，当地工人马上切断日军的电源，各路突击部队如猛虎下山直扑车站和据点。几万人组织起来的农民也冲上铁路，拆走铁轨送给八路军兵工厂当原料，枕木则被集中焚烧。日军增援部队两天后赶来时，都不禁愕然——百里正太铁路上只剩下一段段被掘断的路基，一条铁轨、一根枕木和一根电线都不见了！
八路军的破袭攻击持续至9月10日，蜿蜒200公里的日军“钢铁封锁”线──正太铁路，被八路军破毁了2/3以上，沿线大部据点被攻占。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其《作战记录》中承认：“此次奇袭完全出于我军预料之外，损失重大，恢复建设需要相当时间与大量资金。”由于损失太重，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把此役称为“挖心战”，以后将每年的8月20日作为“挖心战”纪念日。
9月16日，八路军总部下达了第二阶段作战命令，继续破击交通线，重点攻占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抗日根据地内之日军据点。由于敌人工事坚固，增援迅速，八路军技术装备差，缺乏攻坚手段，攻坚战斗打得十分困难。当时重点攻击的四座县城，除榆社得而复失外，其余县城均未攻克。此后，华北日军展开疯狂的报复性“扫荡”作战，八路军主力退到根据地内部，进行了反“扫荡”的游击战。
总计历时3个半月的百团大战，八路军在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共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拔除据点2900多个，严重地破坏了日军在华北的铁路交通线，也拔除了敌人深入根据地内的部分据点，彻底破坏了敌重点掠夺的井陉煤矿。日军在遭受打击后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于是从华中又抽调两个师团到华北加强“扫荡”。
百团大战作为抗战期间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抗战的立场，并提高了八路军的声威。百团大战发起后，在大后方四处弥漫的悲观空气为之一变。蒋介石也致电朱德、彭德怀说：“贵部窥破好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勉。”
根据地群众送子参军。
百团大战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是抵抗日本侵略的中流砥柱。苏联《红星报》评论：“中国人民为自由独立，争取最后胜利而战，依然表现最大之决心而不能动摇。”
不过从当时八路军的实力特别是武器装备的水平看，发起这样一场以攻坚为主的作战，也超出了自身的作战能力。当时在落后山村活动的八路军主要靠轻武器甚至是原始的刀矛作战，平均一支步枪仅十几发子弹。攻击日军的坚固据点时，八路军因缺乏火炮，主要靠送炸药包、爬梯子，损失不小而战果有限，一些部队就些伤了元气，给后来坚持华北抗战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当年担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后来对百团大战的评价是：“从它在抗日战争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来估量，我认为，这次大战是不应该否定的。当然，在肯定的前提下，也有教训。辉煌的胜利和存在的问题，这两个方面，都不应该被我们所遗忘。”
百团大战作为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壮举，自然永远值得人们纪念。至于作战中的教训，主要是作战形式不应超出自身的技术条件，在当时八路军装备十分落后，对强敌还是应该坚持游击战，而不宜硬打硬拼。在“百团大战”之后，八路军对日军作战又全面采取游击作战，正是吸取了这一教训。(www.xing528.com)
八路军出师。
现代社会强调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追述战争史同样需要如此。在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上，人称中国战场作战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中国战场上又属敌后解放区战场条件最困难。如果认真研究战时物资消耗和杀敌战果，更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八路军出师到抗日前线时，据统计3万多部队只有1万多支枪，还有些人扛着长矛，每支枪平均又只有30发子弹，随后因耗多补少还普遍达不到这一数字。
著名战斗英雄董存瑞参加八路军时，发现每支枪只有5发子弹，行军时为了不暴露弹药奇缺，战士们只好将高粱秆掰成一段段装进子弹袋使其显得很满。这一情况，在整个抗战期间的敌后战场是普遍现象。
抗日根据地的兵工厂在生产手榴弹。
解放区枪支弹药的来源主要靠战场缴获，名副其实是“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由于日军极为凶悍，即使被包围也往往会顽抗到最后一枪一弹，打伪军时缴枪缴子弹才多一些。后来解放区兵工厂也生产少量子弹，却主要是靠拾回的弹壳复装，但其质量很差，只有手榴弹、地雷能依靠自产保障。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一直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坚持以游击战为主。主要打能有俘获的伏击战、袭击战，不能摆开堂堂之阵拼火力。
抗战期间敌后各根据地分散作战，弹药随缴随补随耗，没有准确统计。不过通过各战略区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可概略估算出八路军、新四军的子弹总消耗量在3000万～4000万发、手榴弹约800万枚（当时火炮极少可忽略不计）。除去反顽作战的部分消耗，按杀伤52万日军和同样数量伪军的战果统计，平均每毙伤一敌军消耗约30发子弹、7枚手榴弹。
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的一些主要战斗统计，也证实了这一消耗量估算基本准确。如1940年八路军百团大战的上报统计数字是：共消耗子弹70万发、手榴弹12.6万枚，毙伤日军2万人、伪军5000人。这样算来，毙伤一敌平均只消耗子弹27发、手榴弹5枚。
新四军歼灭日军最多的一仗──车桥之战的统计是：毙伤日军465人和伪军483人，共消耗子弹9993发，平均杀伤一敌只消耗12发子弹，是效用比很好的一仗。
这一战场弹药消耗比例之少，在当时世界上是罕见的，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战国平均毙伤一名敌军需消耗子弹2000发以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战军队平均毙伤一敌则要消耗子弹5000发。对于财大气粗且注重保存自己士兵的美军来说，后来更强调用“火力覆盖”消灭敌军，在朝鲜战场上毙伤一敌平均消耗子弹2万发，而到了越南战场平均要消耗10万发。这简直是对可能有敌人的地区盲目瞎打！这样的仗中国人打不起，抗日战争中的敌后解放区军队更打不起。
国民党军队的弹药供给条件，比共产党的军队要好得多。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国民政府有16亿美元的外援，大后方有较大的兵工厂，还有统一的供应机构，消耗弹药统计还比较全面。据战后统计，战时共耗用子弹17.09亿发、炮弹959万发、手榴弹和枪榴枪2359万枚。国民党军抗战取得的战果，按蒋纬国在《抗日御侮》书中统计，共毙伤日军85万人（此外国民党军基本不同伪军作战）。国民党军消耗弹药中有少量用于同共产党军队的摩擦和内部训练，不过杀伤日军也有一部分是中美联合空军所为，两相抵消，大致可算出，平均消耗子弹2000发、炮弹12发、手榴弹30枚才能毙伤一名敌军。
参加过侵华的日军官兵普遍承认，战争初期其火力强于中国政府军，后期“重庆军”因得到美援在弹药投射量上已占优势。“中共军”在战争期间的火力一直很弱，不到百米内很少开枪，一旦交锋便马上抵近射击、投手榴弹并以刺刀或大刀肉搏，那才是最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杀！
侵华日军最后一任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虽坚持反共立场，但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讲到八路军，也用“作战勇敢，内部团结”八个字来概括。
在抗战中，国民党平均毙伤一名敌军仅子弹就要消耗2000发，共产党的军队毙伤一敌只能消耗子弹30发。这既说明了两个战场物质条件相差极为悬殊，也反映出国民党军战斗力的低下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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