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谁“游而不击”，是谁“消极抗日”
对武汉失守后国共双方军队的表现，许多年里国共双方的宣传材料和史书中都有不同的写法。国民党攻击共产党在敌后“游而不击”，共产党则批评国民党“消极抗战”，一些西方人士则利用这些材料，再加上自己的偏见，大力贬低中国战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
客观而论，敌后的解放区战场上确实没有打过大的战役，不过小规模的游击战的确是开展得轰轰烈烈。与正规战相比，游击战争没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声名，然而在数十省范围内全面而又广泛地开展起游击战争，到处袭击和零星地消灭日军，这样对抗战全局仍起到举足轻重的巨大作用。敌后战场能拖住侵华日军半数左右的兵力，对国民党军担负的正面战场的正规战也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像国民党战场上那样大规模的会战，没有火炮、连子弹都极为缺乏的八路军、新四军根本没有条件打，可是通过积小胜为大胜，取得的战果仍很辉煌。
至于“游而不击”而能“乘机坐大”之说，则根本违背了战争的基本准则，即只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在日本侵略者后方开创广阔的根据地并坚持下来，是一件极其艰苦卓绝的伟业，因为敌后只要有抗日军队活动，基地和运输线受到威胁的日军马上会以重兵“扫荡”或“讨伐”。八路军只有坚决击敌并打退日军“扫荡”，才能坚持生存下来，可见，只有“抗”方能“大”，光“坐”岂能变“大”？
国民党攻击共产党在敌后“坐大”，他们自己的部队却在敌后无法生存。如仔细计算起来，国民党在战争初期留在敌后的军队比共产党挺进日军后方的军队数量要多得多，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在敌后生存。
当日本侵略军长驱直进中原时，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会议研究战略方针。看到八路军能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素有“小诸葛”之称的桂系将领、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提议：“黄河以北的国军部队一律不许过河，就地开展游击战。”会上马上有人反驳说：“国军未演习游击战，此议是否可行，尚需考虑。”白崇禧却回答说：“以打游击战起家的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当亦能打游击。”[7]可是，随后的事实却无情地证实，国民党军队确实打不了游击战。
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也宣布：“二期抗战，以游击战为重点。”接着，他宣布准备派前线1/3的兵力到日军后方开展游击战，例如鹿钟麟率部进入河北建立冀察战区，同时山东和苏北敌后又建立了以韩德勤为首的鲁苏战区，总计先后有50万以上的军队进入敌后打游击战。但这么多的国民党军进入敌后，对日军游击战却没有打成，其关键在于其军队不能与人民打成一片。
国民党军过去不会打游击战，为了训练游击战的干部，蒋介石于1939年在湖南衡山开办了“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主要请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所率的一批八路军教员任课。共产党的教员们坦率地介绍了打游击战的根本前提是军民打成一片，官兵同甘共苦，并列举了八路军从总司令到士兵都吃一样的伙食、穿一样的衣服的例子。国民党军的军官们听后无不叹息，认为不要说军长、师长，就是要求自己部队的连长与士兵过一样的生活也办不到。
蒋介石向华北敌后派遣部队时，又舍不得牺牲自己的中央嫡系，派出的又大都是杂牌军，对他们很少给予补给。例如在山东的东北军于学忠部便三年没有得到中央的供应，自筹粮食又很困难，最后只好让八路军协助他们撤离返回大后方。(www.xing528.com)
国民党在敌后的部队建立不起根据地，补给就遇到大问题，向民间掠夺则更结怨于老百姓。在日军的“扫荡”下，许多部队真的陷入“游而不击”、东躲西藏的状态之中，这样自然无法长久生存，或逃回大后方，或投降日本当了伪军。
如进入敌后的国民党军如庞炳勋、孙殿英等部对抗战前途日益失望，投降日伪当局后，被改编成汪精卫政府指挥的伪军。还有部分国民党军与八路军、新四军搞摩擦，也遭消灭。这样，1943年以后日军后方的国民党军基本被清除，只有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坚持下来。
共产党的军队能在敌后坚持，其诀窍不是秘密，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基本原则从来是公之于世的。毛泽东所写的《论持久战》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8]这些论述，也包含着对当时的“友党”——国民党脱离群众的片面抗战路线的批评劝诫。不过无论怎样讲，人民战争却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专利”，国民党始终与之无缘。
执政的国民党人也总是念着“唤起民众”一词，在实际上却做不到这些。究其原因，还在于人民战争必须以战争的正义性、群众性为前提。国民党进行的抗日战争虽然是正义的，但是由于其自身腐败和脱离人民的本质，也不可能发动群众。他们的心理如同山西土军阀阎锡山所称：“民众不发动是个空子，发动起来是个乱子。”蒋介石及那些人最害怕的是群众一旦发动起来，就会反其的独裁统治，所以他们“安内”重于“攘外”，即使被迫对外作战也只能依靠军队片面抗战。
八路军、新四军能在最艰苦敌后坚持抗战，靠的是人民的拥护。做到这一点的关键，主要不是仅仅取之于民，而是要以大生产减轻群众的负担，同时还要造福于民。共产党的军队纪律好，要切实做好“哪家住八路，灶里有柴烧，缸满院扫净”，同时更重要的是解决中国农民最期盼的土地问题。
中国农民最期盼的是土地，赢得农民支持的关键是解决土地问题。红军时代主要靠“打土豪、分田地”获得贫苦农民的支持，全面抗战开始后共产党为团结各阶层抗战停止了土地革命，在此情况下通过减租减息改善了农民生活。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抗日根据地，都实行了一种变相的土改即“二五减租”，主要内容是把农民过去向地主所缴纳的50%的地租改为25%，这就使农民的负担减轻了一半。如同晋察冀边区领导人彭真所说，减租减息实际是变相的土改。
“共产党到哪里，哪里的农民就少交一半租子！”这样的口号响彻了敌后大地，老百姓自然欢迎八路军、新四军到来。共产党只有从政治上、经济上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物质是第一性的，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物质变精神，千百万群众通过得到物质利益才衷心地拥护共产党。
同共产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蒋介石为维护豪绅的利益，从来不肯解决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搜刮百姓更是成为常态。河南人民称“水、旱、蝗、汤”为四大灾害，其中的“汤”就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汤恩伯，其部队纪律废弛，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搞得民怨沸腾。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在回忆录中也说，他知道河南有些老百姓甚至说：“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这样的军队，怎么可能和人民打成一片，怎么可能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在日军的“扫荡”下，多数部队真的陷入“游而不击”、最后或降或逃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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