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形成一致抗日的局面后，国民党政府在对日作战开始一年多的时间内，其表现还是比较积极的。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统帅部在战场上指挥笨拙，加上军队素质远逊于敌，结果连连丧师失地。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会战，是上海“八一三”抗战后的淞沪会战，全国军队的180个师中有78个师投入上海。蒋介石的想法是在英、美、法诸国利益集中的上海开战，有可能把他们拖进来，或促使其出面调停，使日本止步。
蒋介石的打算却落了空，英国、法国此时在欧洲被纳粹德国的崛起所困，无力顾及远东，美国处于“孤立主义”状态下也不愿出面。中国军队在敌人最利于发挥海空优势且无险可守的上海的沿海地带硬守硬拼，按当时讲法是“用人海填火海”。激战近三个月后，日军自伤亡达4万人，而中国军队伤亡达20多万人。最终国民党军全线崩溃，20天内败逃700华里退到南京，蒋介石又下令以疲败之师11万人固守南京等待德国出面调停。
此时日本的要价却极高，德国大使出面调解停战未成， 日军五个师团10万人展开对南京城的攻击，国民党军守城的11万精锐部队因将领先逃而一时失去指挥，多数官兵无组织地乱跑，最终只有不足3万人逃脱，剩下的大多数成为日军俘虏，遭受了残酷的屠杀。
从抗战开始到武汉失守的15个月里，国民党军队在节节抵抗中从北向南后撤了1800公里，丢失了340座大城市，丧失了东部13个省、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2亿中国人沦落在日寇的铁蹄之下。不过，日军虽然控制了中国东部的铁路、公路交通枢纽，掌握了中国的制空权、制海权，却没有足够的兵力控制广大的乡村，这恰恰有利于八路军和新四军向其后方大进军。
从1938年春季起，日军继续增兵向国民党正面战场发起进攻，先攻占徐州，于10月下旬又侵占了广州和武汉，不过在华能够使用的兵力已经达到极限。当时日本陆军共34个师团，在华作战的兵力已经达24个师团，在满洲的关东军又有7个师团，很难再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此时日军又发现，在它占领区后方又出现了一个新战场，那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广泛的游击战。
截至1938年末，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已经基本完成了战略展开，依托各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日军刚刚从国民党军手中占领的广大地区，很快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其后方变成了新的前线，这种景象，确实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正如当年的《游击队歌》所唱的那样：“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不怕雨，不怕风，包后路，出奇兵，今天攻下来一个村，明天夺回来一座城……”
看到自己后方占领区内的严重威胁，1938年12月日本大本营确定了《大陆命第241号》和《陆军支那作战的指导》，要求在华日军担负两种任务：一方面在正面向国民党军进行“压制作战”，一方面在后方主要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进行“治安战”（又称“肃正作战”）。至此，日本方面迅速解决“支那事变”的企图完全落空，不得不与中国进行长期的持久战。
从中国方面来讲，抗战自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也是最艰苦的阶段。
在全面抗战开始十个月后，即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通过研究这场战争的规律，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便发表了题为《论持久战》的讲演。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客观、全面地分析了中日双方的优势和弱点，科学地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和特点，认为抗战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这一观点，有力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使中华民族明确了赢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方向。事实证明，大而弱的中国要战胜小而强的日本的侵略，只有采取持久作战，以“熬时间”的办法，才能逐渐把日本拖得精疲力尽，在国际力量的帮助下取得抗战胜利。
抗日战争的进程和最后胜利，完全证明了持久战思想的正确性。(www.xing528.com)
对《论持久战》一文，毛泽东本人也很看重。1958年，军队一些领导人汇报说要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军事学术，毛泽东谦虚地说：“军事方面我就写了那两本小册子。”毛泽东所说的两本小册子指的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可见毛泽东本人是把《论持久战》作为他军事理论方面的代表作看待的。
其实，当年国民党也提出过持久战的原则，许多人都想到对付日本要用“拖”的办法。1937年8月上旬，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时便做过两手准备。一方面，会议确定准备以持久抗战为方针，同时又心存侥幸盼望能在国际干预下迅速解决问题。如开始“八一三”上海抗战，蒋介石便说：“上海这一仗，是要打给外国人看看。”因淞沪抗战失败，美、英、苏又未介入，蒋介石的构想便是经过节节抵抗，把全部军力逐渐西移，建立以四川为中心的大后方根据地。这一构想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却丢弃了中国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不利于持久抗战。国民党提出所谓的“以空间换时间”就变成一种消极的拖延战术，甚至成为某些将领丧师失地和军事失败主义、逃跑主义在理论上的借口。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同意对日持久作战的战略总方针，但是在实现持久作战的战略构想上，以及在具体的执行上，双方却仍有着重大的区别。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战略，是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的。国民党争取抗战胜利，却主要是寄希望于外国参战。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重庆国民党政府闻讯后欣喜若狂。至此，已经与日本全面作战四年多的国民政府才正式向日本宣战。不过此后正面战场作战却更为消极，依赖他人坐等胜利成为蒋介石的指导思想。这种不自强自立而一味依赖外援，结果必然受外国的摆布，美、英、苏在雅尔塔会议上以中国领土主权做交易，便是由此引来的严重恶果。
同样是执行持久战战略，中国共产党不但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而且经过八年抗战，使自己的力量有了几十倍的发展，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意志却日益削弱。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共两党的持久战战略在本质上有着重大的差别。
从1938年年末至1944年春天，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始终守卫的从内蒙古河套至两广的数千公里的战线，基本上是消极坐守。日军每年也只发动一两次“活塞式攻击”，即每次出动一两个或几个师团，打击一个当面战区的国民党军，掠夺一些物资，然后撤回原防地。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也只是打一些防御性的会战，除为打通国际援助运输线而实行过唯一的一次反攻缅甸北部和滇西的攻势外，从不发起进攻战役。由于中国战场上激战减少，日军也将在中国关内的兵力由1938年时的85万人减少到1940年以后的60余万人，抽出的兵力用于增强关东军和投入南洋。在中国战场的日军只有一半用于同国民党军正面对峙，其余则用于“扫荡”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国民党当局拥有400万军队，有2亿人口以上的大后方，还得到苏联、美国、英国16亿美元的援助（这一援助额相当于抗战前四年的国民政府财政总收入），却在抗战多数时间内只牵制了不过30余万日军。这种作战无能的现象，虽然是一种民族悲哀，却也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因武器极为简陋，又基本得不到外援，只能以分散的游击战抗击日军。为了在日军后方建立广阔的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后便要求八路军向华北敌后挺进，要新四军向华中前线开进，也考虑到今后将这两大战略区连成一片，达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要争取华中地区，则全国这盘棋局皆活。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会，考虑到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已全面展开，建立了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山东根据地，而新四军也进入了长江南北部分地区。此时在日军后方能发展的空间，只有华中方向即长江与黄河、淮河之间的地区。就此，中共中央确定下一步以发展华中为重点。
1939年秋，中共中央派出刘少奇前往中原，领导开展发展华中的工作。八路军部队由河南和山东向南挺进，新四军江南部队主力1万余人也在陈毅、粟裕的率领下北上进入苏中。
此时处于苏中、苏北的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部不能容忍八路军、新四军南北会合。他对日寇一向避战，但是又将共产党视为眼中钉，集中手下的主力部队向南方的新四军进逼，口号是“让新四军到长江里吃水”。根据刘少奇的决定，八路军、新四军实行南北配合。由陈毅坐镇，粟裕指挥新四军8000人进行了黄桥一战，消灭韩德勤的精锐1万多人，于10月10日与向南进军的八路军黄克诚部会师盐城。考虑到要争取维护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利抗战，尽管当时韩德勤逃到兴化这座孤城，新四军仍主动实行休战，并在名义上仍承认他为江苏省主席，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战时期的刘少奇。
八路军、新四军会师苏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从延安直至长江北岸大都连成一片。此时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展到50万人，敌后根据地则有1亿人，这对于坚持持久抗战和对于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中国革命胜利是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完成的。农村包围城市态势的形成，正是始于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新四军执行“向敌后发展”战略、开辟广阔的敌后战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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