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早提出对日作战号召的团体，全面抗战开始后开赴抗日前线毫无疑问。当时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制定对日作战的正确方针，达到既避免遭借刀杀人的毒计，又要在抗日斗争中发展自己。
在这一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也关系到国共双方多年角逐成败的关键问题上，毛泽东显出他在全党过人的高超之处。早在国共实现合作前一年即1936年夏，他在陕北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曾对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前景做过一番预测，斯诺对此回忆说：
“他要我预先设想到日本将赢得所有重大的战斗，占领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而在战争初期，就摧毁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后产生的是一个持久斗争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中，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的作用，国民党的力量荡尽以后，红军的力量就迅速壮大起来了。
“主席向全世界和中国人民说的话，我都逐字逐句地记录了下来。研究载于我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中纲领的人，都可以看出，当日本人把国民党和西方国家从中国通商口岸和城市赶走，从而留下一种政治真空时，共产党人是多么愿意奔赴广大的内地，并把农民组织起来。”[5]
毛泽东在全面抗战爆发一年前就预想的计划，是在战争开始后就向日军后方的“政治真空”地带发展。
八路军渡过黄河后进入山西北部，正值日军长驱直入雁北。9月下旬，日军进攻雁门关、平型关方向时，经华北军分会负责政治决策的任弼时果断决定，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此为当时按国民党军编制的对外称呼，实际上聂荣臻为政委）指挥下伏击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和补给部队。此次战斗，八路军击毙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军大衣1万多件，以及其他军用品。
首战平型关取得胜利，在全国范围内极大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振奋了军民的抗战意志。不过平型关战斗规模不大，在战略全局上尚不能起到重要作用。而且通过这一仗的实践，八路军也认识到面对的是一个战斗力远远高于国内战场上以往对手的日本军队。那些深受武士道灌输的东洋兵战斗极为顽强，在战场上虽想活捉敌人，但无一降者，双方的伤兵都在一起相互扭打。
在平型关一仗中，八路军占据有利的地形，又采取突然袭击，打击的又是日军的运输部队和少量担任掩护的战斗部队，付出的伤亡代价却与日军接近，而且损失的大都是经过万里长征的老骨干。国民党当局虽然对八路军予以嘉奖，却基本上不给武器弹药方面的补充，显然是想借刀杀人。
八路军在平型关损失的800多人中，许多是经过长征考验保存下来的老骨干，都可以当干部去发动群众，用来壮大队伍，那么以后取得的战果就会远远超过平型关大捷。现在他们作为普通战斗兵被消耗掉，显然可惜。
过去的老红军刚刚奔赴抗日前线时，许多指挥员还习惯于像过去国内战争那样打大规模的运动战。平型关一战告捷后，许多人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急于想打一些大仗，毛泽东对此十分担忧。
在9月中下旬，毛泽东接连五次致电前方指挥员，提醒他们要以最大的决心实现从运动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他对游击战的强调几乎到了不厌其烦的程度。据统计，从1937年8月到1938年10月间，在毛泽东发给前线的电报中80%与游击战有关。
开始，一些指挥员对于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不理解，但是通过同日军交手一段时间的作战实践后，深感到只有进行游击战才能达到消灭敌人、保存发展自己的目的。从八路军当时的装备水平、人数和作战特点来看，平型关这样的仗不能多打，只有尽快分兵发动群众壮大力量，才能坚持持久抗战。
此时，八路军总共不过4万人，若这样孤注一掷地同日军拼下去，杀伤兵力达不到日军的两个师团，自己也会被消耗殆尽。这样既不利于发展革命力量，也不利于全民族的持久抗战。
当然，八路军刚出师就打一场影响较大的胜仗，对鼓舞人心士气也是有利的。当年的《八路军军歌》唱道：“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可见，这一仗造成了很大反响。例如后方许多城市敲锣打鼓庆贺。指挥这一仗的林彪在湖北黄冈的家人过去被国民党政府视为“赤匪家属”，得知此仗后县长也率人登门贺喜慰问。不过事实却证明，八路军要坚持持久抗战，必须坚持毛泽东所强调的“坚持依傍山地不打硬仗的原则”。(www.xing528.com)
打大仗、打硬仗，就要拼火力、拼武器。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虽然改编为八路军，但是使用的依然是原先在国内战争的战场上缴获的破旧武器，国民党政府只发给一点微薄的军饷，却不肯发武器弹药，国民政府一些官员还故意说：“共产党过去讲武器都靠战场缴获，那就找日本人缴好了！”
在抗战前两年，国民党当局发给八路军的武器只有120挺苏制轻机枪，每年仅发给几十万发子弹，平均每人每年只能领到几发子弹，1939年以后还完全断绝了供应。对于八路军、新四军来说，武器装备主要靠战场缴获，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付强悍凶顽、一般不肯缴枪的日本军队，就不能打拼火力的、摆堂堂之阵的正规战，只能打拣便宜、有缴获的伏击、袭击一类的小仗。
当年的指挥员都明白一条基本的原则：打一仗前，先要计算消耗与缴获之比。如果消耗1000发子弹，缴获只有500发，即使打赢了也要算败仗。八路军与世界强国之一的日本的精锐部队正面对抗，缴获非常困难，只能发挥游击战的优势，抓住有利战机消灭一些敌人，缴获一些枪支子弹马上就撤。打游击战虽然不像正面战场大规模会战那样轰轰烈烈，但是实际战果却非常惊人。对于人口有限、兵力不足的日本来说，这是一种致命的战法。
此时，毛泽东从敌我友三方的实际情况出发，特别强调八路军应坚持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6]。
根据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平型关战斗后八路军一面仍以一部分兵力以游击袭扰的方式配合国民党军进行防御，一面分兵发动群众，在日军后方建立根据地，形成全面展开。
在晋东北方向，在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的指挥下，八路军只以2000人的兵力开展游击战，就占领了数十个县城，并建立了华北第一块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
群众欢迎八路军。
这一“模范根据地”的建立，证明了八路军在日军后方完全可以站住脚，并有最好的发展条件。国民党政权和军队逃走后，日军因兵力不足，只能占领少数城镇和交通线，广大农村形成几不管的空白地区，由老红军骨干组成的八路军所到之处，只要做好群众工作，振臂一呼就有无数人响应。一个排、一个连就能占领一个县，而且利用搜集国民党溃败时丢弃的大批武器，就能很快扩大部队。
八路军所到之地，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动员各阶层参军也远比土地革命时期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如晋察冀军区的部队在几个月里就由2000人扩大到4万人。连当时五台山的年轻和尚都有几千人入伍，这固然与战乱中香火布施断绝而难以再享供养有关，但民族大义的动员也是基本原因。当时和尚们参军的口号就是“我们虽然出了家，可还没有出国！”
实践证明了毛泽东确定的向敌后发展的正确性，以五台山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晋察冀边区也给全国解放区树立了榜样。毛泽东以后也盛赞道：过去有个和尚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如今是聂荣臻大闹五台山，聂荣臻可比鲁智深厉害多了！
在五台山四周的八路军大发展，建立晋察冀根据地的同时，贺龙、关向应率领的八路军一二○师进入晋西北地区以后，创建了晋绥根据地。不过因这一地区太穷困，兵源财源均缺乏，一二○师主力以后又向东和向北发展。
1937年末，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八路军一二九师进入山西东南，在太行山南部建立根据地，接着又向冀南、鲁西南、豫北发展，形成广阔的横跨晋、冀、鲁、豫四省的根据地，一曲“我们在太行山上”从此响彻大地。
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在平型关战后撤到晋东南休整，随后在当地建立起吕梁根据地，成为阻止日军西渡黄河进攻延安的战略屏障。为了开拓更广大的地区，一一五师主力于1938年又东进山东，建立了广大的山东根据地。
有了各根据地的依托，八路军广泛开展了敌后游击战。此时30万日军虽然深入了华北，然而他们的后方却变成新的前线，中国共产党人也有了新的广阔空间驰骋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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