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帽徽可换,称号可改,指挥权必须坚持独立自主
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松沪抗战的炮声迫使国民党同意与共产党一致对日作战,然而合作的形式却是极其特殊和很不平等的。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开始时就宣布实现了国共合作,以后在史书上也一直如此说。可是查阅蒋介石在历史上的讲话,以及国民党中央发布的文件,却从来没有用过“国共合作”一词,只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讲什么“允许共党输诚”。
卢沟桥事变后周恩来于1937年7月14日上庐山时,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一文件交给蒋介石,希望能够发表。蒋介石开始还提笔改了两个句子,随后却又压下不发。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以政府名义发表中共这样的文件等于承认了“国共合作”这一概念。
周恩来后来对蒋介石这一心理有一段描述很贴切,可谓入木三分:
“他们原则上不承认中国有阶级的对立,不承认共产党与国民党有对等的地位,甚至不承认其合法的存在;然而它是怯懦的,只要事实的发展不危害到它的基本利益,同时,事实的存在已成为不可改变性,它也只好承认事实……因此,中国的统一战线不仅是不平等的,而且是不公开法定的,它只是在不得已的默认中形成,在习惯中发展。”[2]
国民党明明是同共产党合作抗日,为什么又不承认“国共合作”一词呢?关键在于当时双方力量相差太大,蒋介石想高居于共产党之上,并想采取融化或借刀杀人政策,即仿照过去封建王朝的做法,对山林中难以剿灭的绿林英雄们采取“招安”。中共方面原先提出的建立全国性的“联合政府”和“抗日联军”的要求,根本不可能被国民党接受。
德式装备的中央军。
1937年夏天,西北红军虽扩充了些人员,然而将所有脱产人员包括延安的学生和医院里的残废军人都算上,总数也只有7.4万人,其中总部机关4000人,野战军4.2万人。此时国民党政府却有170万军队,其中虽多半是各省地方军,中央军却也有60个师80万人之众,双方的实力不成比例。在这种力量对比下的红军改编,共产党在形式上所做的让步就只能更大一些。
这一让步的主要表现形式,便是在国民党保证发饷并不加吞并的前提下,红军名义上要编入“国军”中去。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就说过:“蒋介石根本没有承认统一战线。工农红军要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强迫戴国民党军队的帽子,与国民党军成一种隶属关系;企图改变八路军性质,同化于它的体系,根本没有承认合作。”[3]
表面上形成“隶属关系”,就要接受国民党军队的番号和军装。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干部战士最感痛苦的就是摘下代表“五大洲”即争取世界革命胜利的红五星八角军帽,戴上过去长年作为瞄准目标的青天白日徽军帽。许多人在举行仪式并换帽子这一天都放声大哭,有些人索性说:“我宁可回家种田,也不戴青天白日徽帽子。”
作为一种暂时的忍让,八路军、新四军的首长做了许多工作,才使全军干部战士忍痛戴上国民党军帽。毛泽东本人却从来不戴这种帽子,出席党内会议仍然头顶八角帽,只是上面不再缀红星,其寓意是同志们一看即明的。其实以后八路军官兵除了在“统战场合”即与国民党军会面之外,平时军帽上也不缀上内心憎恶的青天白日徽,领子上不佩国民党授予的军衔章。到了皖南事变发生,留下的这种军徽都在激愤中被砸碎,人们此后多年中看到的共产党军队是一支头上没有军徽的队伍。
全面抗日战争开始时,蒋介石对国内其他军阀所用的也是这一套,如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川军、滇军、桂军、粤军等“杂牌”武装都被中央系统以“抗日”之名推到最前线,一般又在中央嫡系的监视下担任最危险的任务。这些军阀都知道蒋介石是借外战之机消灭异己,因此大都竭力避免打硬仗,想方设法保存实力。然而有韩复榘临阵脱逃被处决的前例,加上抗战毕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因此还不能不打一些拼消耗的恶仗。这些杂牌军受到损失后,国民党中央一向极少补充,一些损失重大的部队还被中央军借整编之名兼并掉。
到了抗战后期,以黄埔军为基础扩建的中央军番号数量较之抗战开始时增加了1倍多,较之北伐开始时更增加了20倍,达到140个师,而且各师人数和武器装备又远胜于杂牌军。此时各地方军阀部队不仅实力大为削弱,番号数还有所减少。多数杂牌军的内部也被中央军派出的军官(如副职、参谋长大都由中央军委派)控制,并受到军统特务渗透,已经不能不事事服从蒋介石了。即使如此,据《李宗仁回忆录》称,临近胜利时蒋介石仍不满意,他向军政部长何应钦索要来全国军队的番号名册,仔细计算了一下,发现非黄埔中央系的军队还有近140个师,便大为不悦地说:“打了八年,怎么还有这么多番号?”这显然是埋怨对杂牌军太宽容姑息了。于是陈诚马上起来攻击他的对手何应钦,声称若是我陈某在其位、谋其政,早就把他们消灭光了!
对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杂牌军尚且如此,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军队更是处心积虑想要消灭。可是事实是抗战打了八年,共产党的军队不但没有被消灭,却连同根据地一起有了几十倍的发展壮大。这一结果,恰恰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高超之处!
决定了中共军队能够大发展的最初基础,一是坚持指挥上独立自主,二是发展方向指向日军占领的敌后。这两点,经过中共方面力争,蒋介石开始还都表示同意,自然这并非什么好意,而是打错了算盘。(www.xing528.com)
当日军对华北大举进攻时,1937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了最高国防会议,除中央嫡系将领外还有国内各实力的代表到会,中共方面也派周恩来、朱德参加。
蒋介石在会议上向国内各军分配了作战任务,故意把长期视为异己的杂牌军摆在最危险的第一线。蒋介石还想划分一段华北的正面战线,让共产党的军队承担阵地防御。毛泽东则向出席南京国防会议的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指出:“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4]根据这一方针,中国共产党只能在战略方向上接受国民党的要求,不能接受具体的战役指挥和正面战场的一段战线。这话讲得通俗点,那就是共产党到日军后方打游击,这本身就是在战略上配合国民党。至于怎么配合,具体怎么打,要由我们独立自主决定,不能听国民党指挥。
当时蒋介石急于要红军开赴战场并想借刀杀人,对此要求在原则上予以同意。在他看来,共产党跳到日军后方打游击队,既能配合正面战场,又更容易被日军消灭。后来历史的发展,却与他的预料完全相反!
另外,蒋介石急于要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出师到抗日前线,在红军改编问题时态度也有了很大让步。此前,他不同意设立统一指挥机构,这时却同意成立一支番号为第八路军的部队,由中共方面独立指挥。
原先国民党要求向中共指挥的各个师派副职、参谋长和“政训人员”(其实就是特务),等于是想用政治渗透破坏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此,毛泽东曾指示:“不许入营门一步!”在南京国防会议期间,蒋介石答应对八路军不再派指挥和政训人员,只在军部和各师设联络参谋。对南方红军游击队,蒋介石也答应可以再编一个军。
总之,这时蒋介石急于把共产党和红军调上前线去打仗,至于诸多的麻烦事,可以由日本人来解决。
8月18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同意将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以朱德、彭德怀分别任正副总指挥。“八路军”这一名称,就此出现于中国大地上。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出师前,1937年8月22~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这短短十个字,却体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一是坚持独立自主,红军自由使用兵力,不接受国民党军的战役指挥。二是依傍山地打游击,不打消耗多、缴获少的硬仗。这两点相辅相成,构成了红军对日作战战略指导的总方针。从抗日战争的实践来看,这两条原则的确立确实是有着远大战略眼光的创见。
会上多数人赞同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方针,不过有些党内领导者习惯于过去长期与国民党军打惯了的运动战,因此提出了“运动游击战”的口号。“运动”这两字放在前面,内容就有很大不同,这实际上是还想同强大的日本军队打大仗,未充分认识到游击战的战略意义。
在中共中央的洛川会议上,到会者曾提出过一些不同意见。在重大的战略转变时期,党内出现认识上的不一致其实属于正常现象,不能像后来动辄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毛泽东在会上还确定,红军出征后的作战地区主要为日军主要进攻方向的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四省交界。
毛泽东、朱德在王震的陪同下检阅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部队。
国民政府军委会授予“八路军”这个番号一个月后,9月23日因统一调整了全国战区和作战部队番号,八路军按照抗日作战的战斗序列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的正式官衔也由“总指挥”变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并兼任该战区副司令官。可是,中共中央要求部队对外仍称八路军,只是对国民党当局上报文件时用十八集团军番号。后来所称的“八路军总司令”一衔并不符合国民政府的军队序列表,因为八路军只有“总指挥”,第十八集团军才有“总司令”官衔。
当时中共中央要求不改称呼,是出于政治考虑,包含着与国民党斗争的寓意。因为“集团军”是战争中的临时作战序列,可以随时更改,国民党政权日后能够据此取消共产党军队的公开名目。某军、某路军则是比较固定的编制,不易取消。何况当时“八路军”一词已经在华北叫响,好记好称,从群众影响着想也不便随便改动。
八路军这一番号,尽管在国民革命军的序列表上只存在了一个月,却在以后一直叫了多年,威名震天下,影响远及国统区、日本统治区和世界各国。严格来讲,此称呼已经由序数词异化为名词,变成中国革命军队的代称。直至解放战争前期和中期,根据地军民还习惯性地将人民解放军称为“八路”,共产党的敌人也是长期如此。国民党刚刚逃台后,台湾的公共汽车、电车的号序中居然都取消了第8路,因为乘车者在站台一听到“八路来了”就心惊肉跳。1950年中国出兵朝鲜时,对面南朝鲜军的上层军官因多数毕业于日本和伪满的军校,过去对中共军队也习惯称“共产军”和“八路”,因此当时南朝鲜报纸上报道发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消息时,用语是“发现对面之敌已非北傀部队,而是八路军”。
“八路军威名天下闻”这句抗战时的著名歌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确是举世皆知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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