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和全国的红军在发展壮大时，中国共产党内“左”的错误便在滋长，其特点便是盲目地听从和照搬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后来党内便将那些搞“左”的错误的领导人称为“教条主义者”。
早在1931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时，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这个国际“保姆”便扶持刚从莫斯科回国的一批中山大学的学生掌握领导权，原来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变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控制了党中央。后来党内所说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即“王明路线”，正是从这时开始。
1931年4～6月，由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和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中共中央正常工作难以进行，王明害怕被捕准备远走莫斯科，临行前于9月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他年仅24岁的同学博古（秦邦宪）任总负责，理由是找一个顾顺章不认识的领导人。王明在莫斯科遥控指挥，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由于临时中央推行的路线过“左”，在上海也难以立足，于1933年秘密搬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博古在1931年以前连党中央委员都不是，虽有革命热情却缺乏实际经验，他对马列经典可以高谈阔论，对打仗的事却完全是外行，便寄希望于国际上派一个懂军事的人来辅助他。当时共产国际形势派一个化名李德的德国共产党员在上海搞情报工作，结果此人便被请到江西瑞金担任顾问。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只是一个普通士兵，参加过德共在汉堡的短期起义，以后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过些正规战，既没有游击战的经验也根本不熟悉中国国情。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做情报工作时认识了博古，于1933年秋化装为外国神父潜入中央苏区。博古对他奉若神明，将军事战略、战役战术制定以及红军部队训练、后勤组织等重要的军事大权交给其掌管，很快就成了对红军发号施令的“太上皇”。
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
李德过去也没有指挥军队的经历，只是生硬地引用外国军事家的教条，而且决定问题粗暴，不问红军的具体实际，总是把进攻战略和正规战法挂在嘴边。为了对外保密，他住在瑞金城外一座“独立房子”内，生活上养尊处优，与中央红军指战员的艰苦生活形成强烈反差。这个不懂中国国情，又独居一室的外国人严重脱离红军干部，被许多干部批评为“图上作业家”。可惜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盲目迷信共产国际和苏联教条的倾向，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观念，许多人还一时接受了那个洋顾问的指挥。
此时国民党发动第五次“围剿”，又50万军队从四面压向中央苏区。中央红军总计不到10万人，武器装备主要靠战场缴获。同时，整个中央苏区人口不过250万，兵源非常困难，而国民党统治区人口有几亿，双方的经济力量和武器装备无法相比。在这种形势下，临时中央却根据李德的建议，要求实行“以堡垒对堡垒”、阵地防御、短促突击的战术，以己之短对敌之长。在这种错误路线指导下，数量和装备都居于绝对劣势的红军同国民党军摆开架势打起了阵地战，结果奋战一年仍无法打破敌军的围攻。后来毛泽东批评说，这等于是“乞丐同龙王比宝”。
国民党在苏区周围实行堡垒政策。
此次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攻，事先往往以飞机轰炸，并用大炮轰击红军的碉堡和阵地，充分的火力准备后再发起进攻。当时国民党的战术通常是每个上午只前进一两里路，下午就在新占领的地区修碉堡，等到天黑后红军反击时碉堡就基本修好，红军没有火炮一般攻不动。当时李德对红军的要求是“堡垒对堡垒”，在阵地上也一层层修堡垒与敌人对垒。那时中央苏区根本没有钢筋水泥，用木料、泥土搭成的简易工事碉堡连迫击炮弹都挡不住。当时许多指战员都骂：“真是见了鬼，我们费几天劲修个碉堡，敌人一炮就掀翻了。敌人修起的碉堡，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啃！”
面对越发严重的局面，中共临时中央仍然听从李德的主张，继续坚持打阵地防御战。红军的数量虽然靠根据地群众的积极参军得到补充，武器弹药却耗多补少。后来简陋的兵工厂生产的子弹大多不堪用，红军只好命令各前沿部队组织人在夜间到敌军遗弃的尸体上去摸枪支子弹。国民党军队也知道了这一点，组织冲锋时故意只给每个兵发25发子弹，一路冲一路打，许多人被打死时枪已经是空的，这样晚间摸回来的子弹也不多。至红军长征前，平均每支枪只有20发子弹，除集中给机枪使用外，每支步枪仅能配备10发左右的子弹。
除了军事上陷入困窘，中央苏区的经济也日益困难。当时经过苏区政府动员群众生产，粮食还能够吃，最严重的问题是没有盐，也缺少布。广大群众吃不上盐，生产也没有力气，加上青壮年男子绝大多数都已经参军，人力物力枯竭的根据地已难以维持。
蒋介石向下属军官训话要求采取新战术。
至1934年9月，国民党军经过一年节节推进，用碉堡线日益压缩中央苏区。原来面积为21个县的中央根据地只剩下7个县，横直不过百余里，人口只剩几十万。按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的话形容，“拿梭镖一捅都能戳穿”。这时蒋介石同德国顾问赛克特制定了一个“铁桶计划”，决定在苏区剩余的地区的四面筑好碉堡，形成铁桶一般的包围圈后于11月间发起总攻。中央红军如果再不突围，就难免全军覆没。
在这一危急关头，中共中央特科建立的情报关系发来了秘密报告，临时中央最后下决心，通过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秘密谈判，使其在赣粤交界处有意放开通道，于10月中旬以主力8.6万人突围西征。中央红军虽然成功钻出了蒋介石的“铁桶”，却毕竟撤出了奋斗多年建立的根据地，只得开始无后方行动的万里长征。
长征开始时，李德仍然是依靠地图指挥。他划定的进军路线几乎成直线，加上携带辎重过多，印刷机、兵工机械甚至连伤兵医院的尿壶都带上，大队人马在小路上拥挤，常常一夜只爬一个山头，部队十分疲劳且掉队人员甚多。此时博古、李德却一味地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红六军团的会合之上，让全军呆板缓慢地沿直线前进。11月下旬，中央军委下令抢渡湘江，在蒋、桂、湘三派军队的联合夹击下，红军以甬道式掩护方式保卫机关过江，因行动迟缓，部队虽冲出封锁却损失惨重。彭德怀看到这一情景，气愤地仰天长叹：“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是打仗的样子！”
湘江一战，是红军战史上损失最大的一仗。中央红军在此前突围时已经损失了2万余人，此仗又损失3万余人，只剩下3万多人进入贵州。
坏事往往能转化成好事。中央红军在湘江经历了突围以来最惨烈的一仗，使部队对“左”的错误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过湘江后，博古本人自感对损失责任重大，痛心疾首地拿手枪对准自己比划，旁边的聂荣臻马上制止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
此时博古实在无力领导下去，李德也灰心丧气地说自己只是个顾问，对失败不能负责，他说话也再没有多少人肯听。惨痛损失唤来了清醒。党内军内迫切希望结束错误军事路线的统治，这就为随后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1935年元旦，中央红军利用贵州军阀集中兵力守贵阳，黔北兵力相对空虚，一举占领了遵义，中央政治局在1月中旬在此召开了两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此之前，张闻天、王稼祥已在行军路上同毛泽东达成了一致意见，必须改变错误领导。遵义会议开始后，张闻天和王稼祥便站出来，支持毛泽东，对于开好会议起了关键作用。
红军部分干部合影。右起：邓小平、徐海东、陈光、聂荣臻、程子华、杨尚昆、罗瑞卿、王首道。
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根据事先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好的意见，批判了博古、李德从反“围剿”一直到长征出发后的错误军事指挥。接着，毛泽东发言批评李德说，这个外国人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战略图上用笔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这实际上是一种瞎指挥。(www.xing528.com)
在会上，周恩来主动以高风格承揽责任后，也称赞毛泽东的正确。结果，到会的20余名领导同志，除了一人支持博古的意见外，全都支持毛泽东。
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应该出来担任党的领袖，这也是众望所归，毛泽东当时却以身体不好推辞。根据陈云于一个月后写在笔记本上的记录，遵义会议决议主要有下列几点：第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第二，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第三，常委中再实行适当的分工；第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当时中共中央面临着最重要的工作是军事斗争，负责军队的领导权的职务最为重要。负责军事领导的周恩来一向以品德高尚、才智过人、不求名位和私利而享誉全党。1930年斯大林曾希望他担任中共最高领袖，周恩来却认为自己不适合当一把手，总是辅助他人。尽管遵义会议决定“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然而他遇事总是征求和听从毛泽东的意见，事实上便形成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
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能够实施机动作战。在敌军重兵围追堵截下，1935年1～4月红军取得四渡赤水的胜利。这次战役，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并在周恩来、王稼祥等协助下进行的。当时毛泽东用兵之奇，就在于出敌不意，善于利用敌之错觉以调动敌人。中央红军在敌重兵围堵中灵活机动，穿插自如，虽未能实现在川、黔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但取得了遵义大捷，并最终摆脱了追敌。
在四渡赤水期间，毛泽东根据敌情的变化灵活用兵，避实击虚，这与长征初期不顾敌情一味死打硬拼形成了鲜明对比。红军与敌周旋时虽然走了不少弯路，部队相当疲劳，但敌人几十万大军被红军拖来拖去，更是疲惫不堪。
对四渡赤水之战，滇军说红军是“曲线运动，难以捉摸”；川军说红军完全是“太极图形，神出鬼没”；黔军说红军是“磨盘战术，出奇制胜”；国民党中央军说：“共军拐个弯，我们跑断腿。”遭重创的国民党追军纵队指挥官吴奇伟说：“我也不过江了，就在此死了算了。”蒋介石则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奇耻大辱。”此种用兵之法，正体现了毛泽东后来所总结的战略战术的精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1935年5月初，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却仍处于前有天险大渡河，后有滔滔金沙江的险境。接着，中央红军抢渡大渡河，又翻越了高耸云端的大雪山，于6月实现了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的会师。
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的懋功会师，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就发展方向发生了争执，这又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此时张国焘对革命前景已悲观失望，一心想避开国民党军主力，提出南下川康建立根据地。尽管中央一再说服，张国焘却消极对抗，还依仗实力伸手要权，南下或北上一时成了争执焦点。
红军大学学员。
红军过草地后，由于张国焘坚持南下，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只好率领只有8000余人的中央红军主力北上，进入陕北同当地红军会师，开辟了新的局面。而张国焘率部8万人南下后却无法在川康地区立脚，兵力减少到4万人。1936年6月红二方面军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广大干部都认为只有北上才有出路，于是两军一同再过草地，与西进接应的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军北上和南下的争执，此刻由事实给出了最好的答案。当时国内总的形势是抗日高潮正在兴起，红军只有进入到北方抗战前线才能发展力量，这也是振兴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道路。如果退到偏僻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势必远离抗日前线，而且在荒凉的川西和西康藏区也无法发展队伍和保障供应，最终只能是死路一条。经过实践的检验，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也认识到北上的正确，张国焘本人也不得不走这条路。他到延安后受到批判，竟只身投奔国民党，彻底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成立了统一指挥全军的军委主席团，毛泽东任主席。确切地讲，这时的毛泽东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军统帅。三个方面军以及陕甘的红军都拥护他，恰恰在于实践证明了他的战略战术是正确的。
1937年毛泽东与朱德在陕北。
1937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在延安。
红军到达陕北后，有了一段相对比较安定的环境，毛泽东能够静心写作并到红军大学讲课。这些讲稿后来整理出来，便是代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式形成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著作，总结了红军十年战争的丰富经验，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带有自身特色的军事理论。
当时红军三个方面军的师以上干部，大都轮流到红军大学去学习，听毛泽东等人授课。他们过去都是身经百战，但却缺乏系统的理论学习。到红军大学坐下来集中精力地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总结，再同亲身经历的实际相对照、相结合后，马上就有了一个思想认识上的飞跃，大家差不多都明确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该怎么打仗。
这时经过艰苦的长征，红军的人数大大减少了，力量却更强了。
毛泽东到达陕北后曾说，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8万人，现在只剩下1万人了，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
1937年初，西北地区的红军总计有7.4万人，其中红一、红二、红四这三个方面军经历过长征的骨干相加不过3万人，其他的大都是在陕甘宁吸收的人员。
人虽然少了，力量反而强了，就在于有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毛泽东又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中国共产党人自此就能得心应手地驾驭对敌斗争并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可以说，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人在“青山大学”里完全学会了怎么打仗。
于是，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力量从陕北这一落脚点出发，向全国范围发展并节节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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