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实际检验领导，“毛委员”变成“毛主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战争时期，战绩也是检验指挥员水平的最基本标准。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武装斗争中，不少领导者是留学西欧或在苏联学过军事的“海归”，也有不少人毕业于国内正规军校，可是最后大家拥戴的还是从未上过一天军校、看起来是一副“书生意气”的毛泽东。
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毛泽东作战指挥比别人高明。
从1927年到1930年这三年间，红军经历了从游击战发展到运动战的艰难历程，毛泽东从一个从来没带兵打过仗的文人起步，在名副其实的身经百战中掌握了指挥的要诀。加上他的政治见解高于他人，在实践中很快便显示出令众人信服之处。
1930年夏天，国民党新军阀混战，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的部队在中原和湖南一带相互厮杀。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利用这一时机，占领了长沙9天。红三军团第一次攻打长沙共俘敌4000余人，缴获长短枪、机关枪、迫击炮等3000余支（挺、门）及大批弹药、物资。这是红军时期夺取的唯一省会城市，震惊了全国。
同年秋天，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南京政府便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视为头号敌人，从1930年末就开始对位于赣南、闽西的中央根据地发起了“围剿”。
此时，全国主力红军发展到10多个军，加上地方红军共10万余人，同时创建了遍及11个省的10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由一军团、三军团合组）、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以及鄂豫皖的红一军是其中的主要力量。其中红一方面军有4万多人，是力量最强的一支，也是国民党“围剿”的头号目标。
得知国民党军展开“围剿”的消息，有些人主张外出迎敌，毛泽东却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先向根据地内部撤退，待敌军深入后再寻找其弱点予以歼灭，果然首战歼灭敌军一个师9000人，俘虏了敌师长、前敌总指挥张辉瓒，随后在追击中又歼敌半个师5000人，其余敌军狼狈撤退。
国民党军一个师迅速被全歼，恼羞成怒的蒋介石随即调集20万大军（仍全是杂牌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此时红一方面经战斗减员只剩3万多人，能否战胜6倍于己的敌人便成了疑问。
此时，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员项英奉命到江西中央苏区，接替毛泽东主持中央局工作。他虽身为最高领导，当时却不懂军事。面对国民党来势汹汹的重兵“围剿”没有了主意，便机械地引用斯大林的话：“如果能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中国革命就好办了。”认为红军应远走四川，放弃中央根据地。
项英引用的这段话，源于广州暴动失败后苏联领导人也看到中国革命的重点应转向农村。不过如何在中国农村开展斗争，苏联领导人只是从主观想象出发提建议。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郊外一处旧庄园里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向中共中央建议的红军活动方式竟然是这样的──“你们不要老待在一个地方不动，那样会把那里的老母鸡都吃光的。我建议你们化整为零，不断地游动，今天到这个地方住一些时候，杀一杀土豪劣绅，吃一吃饭，喝一喝鸡汤，明天到另外一个地方杀一杀土豪劣绅，照样吃饭喝鸡汤。”
布哈林的这番建议，后人看来是非常可笑的。这是古代流寇的做法，中国的红军如果到处流动不建立根据地，很快就会被消灭。后来斯大林也看到这样游动不行，1930年春天他会见周恩来时，表扬了毛泽东、朱德的红军的割据做法是对的，至于控制四川只不过是一个比喻。由于当时斯大林有世界革命领袖的地位，项英引用这段话也不好驳斥，毛泽东同他争论了一个月也说服不了，其他干部也大多感到无所适从。(www.xing528.com)
争论了一个月后，1931年5月国民党大军已全面展开进攻，毛泽东见不能再争辩下去，便下令在当地利用根据地有利的群众条件作战。红军采用由西向东横扫、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取得了毛泽东当时曾赋诗所称的胜利——“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
1931年11月中区苏区中央局合影，右二为毛泽东。
红军连打了5次大胜仗，歼敌3万余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这一作战的胜利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原来中共中央想让项英担任设在江西的中央局书记，事实却证明项英没有军事领导经验，最后广大干部还是拥护毛泽东担任书记并指挥红军。
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惨败后，蒋介石恼羞成怒，于1931年7月自任总司令，调集30万人的兵力，以嫡系部队打头阵，采取“长驱直入”的方针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此时红一方面军只有3万余人，可是全军和根据地的干部都心悦诚服地拥护毛泽东指挥，项英只能负责后方工作。
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一方面军还是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退到根据地的后部，尔后采用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迎敌。经过六战五捷，击毙伤俘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在红军不断的沉重打击下，国民党军士气沮丧且后勤供应困难。9月中旬，因日本侵华的“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被迫下令“围剿”军总退却。至此，红军的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方面军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包括16个县城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这块根据地是毛泽东领导创建的，当地广大干部和中共中央也都认为建立红色政权也应以他为最高领导。
1931年11月7日，即“十月革命”节这一天，在赣南的瑞金县城东郊的叶坪举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仪式，当天傍晚还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举行的第一次“开国大典”。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毛泽东当选为这个全国最高革命政权的主席，人们对他的称呼从此也由“毛委员”变成了“毛主席”。同时，朱德被任命为中央军委主席兼工农红军总司令。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威名，从此响彻了中华大地。
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全国红色根据地不过十几块，人口总计不足1000万，这时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应该说是新中国诞生前的一次演练。当时党内拥戴的还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是中央委员的毛泽东为红色政权的最高领袖，就是因为他领导红军取得辉煌战绩并建立了当时国内最大的根据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当时对从未去过苏联的毛泽东也非常看中，也是因为战争实践证明他是正确的。
不过，从1931年秋毛泽东担任政府职务后，临时中央及其派到江西的一些人便不让他再主管军队。1933年夏天，中央苏区粉碎了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使赣南和闽西的根据地进入了鼎盛期。随后临时中央以及从莫斯科来的洋顾问李德否定了过去红军正确的战略战术，认为是“山沟沟里”落后的东西，在第五次反“围剿”时，采取了阵地对阵地、堡垒对堡垒、摆开架势打堂堂之阵的方法，结果在硬打硬拼的正规战中根据地越打越小。到了1934年秋天，中共中央最后放弃了中央根据地，开始了向西突围。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的多数成员和广大红军指挥员又回想到毛泽东指挥时的顺利发展，希望他重新站出来，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也致电要求多听毛泽东的意见，这也恰恰是正反两方面的实践对比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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