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战天才来自实践，统帅智慧源于群众
古往今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总是时势造英雄。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杰出将帅，正是那个特定时代所造就，毛泽东又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毛泽东后来多次讲过，《毛泽东选集》哪里是我个人的著作啊！在战争年代他的指挥艺术以及写下的著作，都是深入实际总结党内军内作战经验的结晶。
著名的美国记者斯诺于1936年访问过陕北苏区，在保安县（如今的志丹县）的窑洞中曾与毛泽东连续多日长谈。通过这次访问写成的轰动世界的作品《红星照耀中国》（后人通称为《西行漫记》），在国际上详细介绍了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军民英勇奋斗的事迹，也首次以传记形式介绍了毛泽东个人的生平。斯诺在抱着极大兴趣听取毛泽东讲述自己的经历时，突然有一个发现，即在叙述早年的事情时，所用的人称基本是都是“我”；谈及“红军的成长”这一问题时，人称却变成了“我们”。如同斯诺所记述的：
“毛泽东的叙述，至此开始越出‘个人历史’的范畴，并且以某种方式不知不觉地把个人历史融于一个伟大运动的历程之中；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保持着主导作用，但是人们却看不清他个人的活动情况。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
作为学问家的毛泽东，在人称使用上的这一变化绝不是偶然的，其实反映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毛泽东由一个文人而身居于中国革命军队领导人位置后，其对军事工作的正确指导，已经是领导集体智慧的总汇。如同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表述的那样，毛泽东思想不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即便毛泽东个人的正确思想，也是对来自群众和领导集体中的正确思想加以归纳。
人的知识都来自于两方面：直接知识，间接知识。地位越高的人，需要的间接知识越多，不过仍然离不开直接知识。
毛泽东投身军事斗争时，就是一个战略方向的最高领导人，以后又成为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面对复杂的军事问题时，他不可能事必躬亲，需要通过获取大量的间接知识来了解情况。这些知识，主要是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下级指挥员的意见，也包括领袖集团其他成员的智慧。
刚上井冈山时，毛泽东虽然过去当过半年兵，却从来没有当过基层军官，也没有指挥过具体战斗，缺乏指挥经验。于是，他很注意向队伍中出身于黄埔军校等科班的干部学习。从朱毛会师之后，毛泽东在军事指挥方面很倚重朱德，并向他学到很多指挥知识。
据毛泽东后来回忆，红一方面军成立后，参谋长朱云卿长期同他在一起工作，从这位黄埔三期毕业生身上他学到了最多的军事知识。1931年朱云卿因伤在医院治疗时被敌特务杀害，毛泽东非常悲伤。
善于向身边的人学习，是当年毛泽东的一大长处，而搞调查研究则是其最大的优势。
毛泽东向红军指战员做报告。
从20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时期，直至40年代末，毛泽东走到哪里，调查研究就搞到哪里。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时，就详细调查了湘赣边地区的地形及群众基础，知道井冈山这块地方以及有两个“山大王”，这为起义失利后走向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此后红军转战赣南闽西，毛泽东都注意调查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制定政治和军事上的各种政策都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当时党内一些领导人习惯于照搬外国的教条，刚从莫斯科回来就以“闭塞眼睛捉麻雀”的方式，下车伊始便哇啦哇啦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对此，毛泽东深恶痛绝。早在1930年，毛泽东深入寻乌地区进行调查时，就写下了《调查工作》（以后公开发表时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其中特别强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
后来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又将这种不调查研究就“瞎说一顿”的主观主义作风，称为“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www.xing528.com)
过去只被看做一般性毛病的主观主义，被毛泽东上升到如此高度来认识，既反映了毛泽东对“左”倾教条主义者所造成的危害的深恶痛绝，也说明了他对调查研究的极度重视。
怎样搞调查研究呢？如果高高在上，老百姓和下级官兵很难讲真话，也很难了解到实情。当年毛泽东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在调查研究中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他回忆在江西苏区调查的情况时就说过：“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
正是通过这种与群众心贴心的调查，毛泽东才制定出一系列真正切合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毛泽东还尤其注意亲临战地进行实地调查，而不管这样做要冒多大的危险。在1961年的广州会议上，毛泽东曾回忆30年前的一段往事，说道：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问题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在反对第二次“围剿”兵少的时候，很不好办。那个时候，我跟彭德怀两个人，跑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在山上一看，看到了左平，看到了很多地方。我说，彭德怀你把你的三军团全部打包抄，一军团打正面，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道如何打法。
正是由于进行这种实地的调查研究，才随之出现了毛泽东诗词中所描写的情景：
白云山头山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宵入。
统帅深入一线调查，再多听取第一线指战员的意见，这样才能丰富智慧。后人看一下毛泽东在红军时期写下的文章，题目尽是《兴国调查》、《寻乌调查》一类。在其他根据地，凡是注重调查研究和听取一线意见的指挥员，也往往容易打胜仗。
相比之下，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却是长期凭主观臆断行事。蒋介石对红军的兵力、战术长期不注意研究，只坐在南京或南昌行营中发号施令，从来没有到过“剿共”作战第一线，对下级的报告也是只听顺耳之辞，因此下达的命令经常是“盲人骑瞎马”式的指挥。从第一次“围剿”到第四次“围剿”，国民党军拥有超过红军几倍乃至十倍的兵力和绝对优势的火力，却屡战屡败，这与脱离实际的指挥有很大关系。
国民党南京政府高官们，对自己最大的对手共产党的实际情况更是茫然。1930年12月，国民党军首次有一个整师即张辉瓒指挥的第十八师在江西被朱毛红军全歼。刚从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位子上转任立法院长的胡汉民居然惊讶地问蒋介石说：“共匪哪儿来的枪呢？”如此昏聩的政权首脑，指导“剿共”焉能不败！
不过，在连遭失败后，蒋介石也吸取了一些教训。在1933年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时，他开始注意让下属献计献策，并采纳了戴岳提出的“堡垒战术”等意见，这也增加了红军作战的难度。不过国民党当局严重脱离基层官兵的本性，最终还是决定了其战争指导不可能做到联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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