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强调“敌进我退”，前提是需要有根据地依托，“退”是退到根据地内部，才谈得上“敌驻我扰”。如果退到没有群众基础的敌占区，就谈不上扰敌而是自己终日受扰。
当年强调“敌疲我打”，“打”的战场也最好选择在根据地内，这样才能做到伤员有地方安置，粮食有人送。若是到了没有群众基础的地方，没有老百姓来支前，打起仗来就怕有伤员，因为一个伤员要身边几个战友抬，包袱就很重。加上难找粮食，难寻向导，仗就很难打。
打仗要讲战场条件，当年中国共产党人想创造最好的战场条件，就是要先建立根据地，并把根据地建设得适合战争，按照毛泽东的表述就是“农村军事化”。
建立根据地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家更易于完成这一任务，毛泽东恰恰在此领域有着高于他人之处。
毛泽东于1927年秋投身武装斗争时，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革命家，特别是一个在国内早享有“农民运动之王”盛名的群众斗争的组织家。这一点与战争史上其他有名的军事家从戎之初相比，使他具有特殊的优势，即一开始就能把军事斗争放到政治大革命之中去进行，将群众运动与武装力量的建设和作战紧密地结合起来。
毛泽东于1927年走入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以发动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支援和投身革命战争，恰恰成为开始人民战争探索的第一步。
“发动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的口号，可是进一步具体而论，人民群众是生活在一定的区域中的，要发动他们进行人民战争，就必须选择正确的地域建立战略基地，以适当的形式来动员、组织群众。具体地讲，这个战略基地就是根据地，军队有了“安家”的地方，才好腾出手来打仗。
南昌起义部队军事力量虽强，却没有很好解决与民众相结合的问题。起义后，这支部队没有同湘鄂赣三省的农民暴动密切合作，只想打回广东再取大城市。在南下的路上，群众纷纷躲避军队，连抬担架的民夫和卖茶水的老乡都找不到，部队越走减员越多，随后又在孤军苦战中失败，自然在所难免。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一开始就提出要帮助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可是起义部队军事力量弱，仅仅几天就被敌军击败。军队站不住脚而被迫向南撤走，革命政权建立不起来，土地革命的措施无法实施，发动群众也就无从谈起。
在吸取这些宝贵的经验教训之后，毛泽东在随后进行井冈山斗争时，就首先解决“安家”即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有了“家”，部队就有了整顿、训练的基地，伤员就有了地方收容治疗，其他人打仗也增强了勇气（如伤员无处安置，会使许多人怕负伤，士气大受影响）。同时在安“家”之地红军又以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了政权，可以动员群众参军，组织地方武装配合主力作战，并给部队送粮送物，这样对付强敌进攻就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了。
朱毛红军以井冈山为根据地，首先是在山上建立了红军医院，可以医治伤病员。当地的群众又能给部队送粮食、抬担架，并对敌人封锁消息。红军只要“回家”也就是回到根据地，通常就能打胜仗，离开根据地下山却很容易打败仗。毛泽东决定到山乡搞“武装割据”，这就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开辟出一条积蓄革命力量，并有效地实行人民战争的道路。
在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边界的斗争中，毛泽东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党、政、军、民如何一致对敌进行军事斗争。正如他当时说的：“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前人没有现成答案的难题，当时毛泽东着力对如何贯彻党政军民“一齐军事化”进行了探索。通过开辟根据地和应付敌人一次次“进剿”的实践，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总结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措施，后来即成为人民战争思想的基本原则，其要点有以下几点：
一是要以强有力的党组织对战争实施统一的领导。在那群雄并起并以旧式农民为主要参加者的武装斗争中，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当时军队建立了党委制，支部建到连上，农村的县、区也有建立党委，支部尽可能建在村上，这样领导老百姓实行人民战争就有了一个核心。
二是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有根据地做依托，红军才会如鱼得水，有群众支援方能打胜仗。在强敌压迫的情况下，一旦离开根据地，自己就会耳目不灵，供应不济，伤员无处安置，士气也难振作，敌人却会气焰嚣张地敢于猛冲猛追。毛泽东率红四军下井冈山到赣南之初，也一路遭敌追袭而十分被动，只是利用蒋桂战争爆发，才在赣南、闽西建立了根据地后而重新开创了新局面。后来红军在长征途中处处站不住，走到陕甘苏区这块仅剩的根据地才有了落脚点。所以，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前期中期，人民军队向那里进军，毛泽东都强调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作为战略基地，这样才有取得胜利的保证。
三是要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人民战争虽然要靠广大群众来进行，然而军队却是其中的骨干力量。在井冈山斗争时，上级党组织曾有过要红四军外出作战，只留赤卫队和当地武装守卫根据地的指令。可是井冈山斗争的经验证明：“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地方武装如离开了主力部队，根据地就会招致失败。因而在此后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从来强调在根据地内要加强军队建设，并为之倾注了无数心血。
四是必须组织、动员和武装人民群众。单单有革命军队而没有群众配合，军队就会成为“独臂将军”，在数量和装备都占绝对优势的敌军面前绝无取胜的可能。毛泽东上井冈山不久，就在后来起名为《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需要具备的条件中第一条即是“有很好的群众”。在大革命时期建立农民协会的基础上，红军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又广泛组织起暴动队、赤卫队。在后来的斗争中，根据地内的成年男子大都被组织在民兵性质的武装组织中，中青年妇女也由妇女会一类的组织动员起来，连少年儿童都在赤少队、儿童团的旗帜下手持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这种根据地内的“全民皆兵”，使一切进犯之敌都视其为畏途。
五是必须实行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在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斗争中，除主力红四军之外，湘赣边界地区以县为单位建立起装备枪支的赤卫队作为地方部队。另外，各乡还组织了不脱产的暴动队，青壮年普遍参加，主要装备是梭镖和鸟枪，其性质是群众性的自卫武装。后来的战争实践证明，地方部队也需要加强，于是在中央苏区建立了地方红军的独立师、团、营，赤卫队则成为一般群众不脱产的武装。尽管后来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的名称都有所变化，但是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其基础却从此时即已奠定。
经过后来长期战争的实践经验，毛泽东对这种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又进行了系统总结，集中表现为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人民战争”一节中所总结的三个“结合”，即人民军队和群众武装组织相结合，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毛泽东提出的这三个“结合”，不仅解决了作战中的相互配合、前方后方的相互配合问题，而且解决了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及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问题。
六是必须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有广大群众参加的人民战争，与单纯由正规军进行的战争有很大的区别。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又要求革命军民采取不同于以往正规战的独特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在战争实践中摸索总结出的游击战和运动战的一系列高度机动灵活的战法，正是在人民战争基础之上确定的。(www.xing528.com)
七是必须把各种形式的斗争手段配合起来。由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对敌斗争，不仅体现在军事斗争的战场上，也表现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个领域之中。毛泽东从开始军事斗争起，就不是单单从军事上考虑问题，而是注重将土地革命与军事斗争结合起来，以后又重视经济战线的对敌斗争并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从而逐步扩大人民战争的斗争范围，形成以多方面的整体力量克敌制胜。
除了上述的主要条件外，毛泽东还根据各个不同时期的作战特点，对开展人民战争确定了一系列不同的方针。如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除注重苏区群众支援的条件外，还很注意利用地形条件，自由选择战场。湘赣闽各省根据地内山岭崎岖，道路梗阻，恰恰是分割敌人的最好场所，因此在反“围剿”的战斗中红军都是以妙计将强大的进攻之敌引到预先布置好的陷阱中，实行瓮中捉鳖。
1929年春毛泽东率军下井冈山后，曾游击于赣江东岸的兴国、宁都、乐安、石城等地的广大山区，当时便预言这一地带对将来大规模战争有作用，应在此布置根据地。果然，1930年以后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斗争中红军正是以此为主战场大量歼敌。直至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又强调依山傍地开辟敌后根据地。将地形条件提高到战略高度，并加以充分利用，成为毛泽东在组织人民战争时的一个发展。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还很注重实行诱敌深入，把敌人放进根据地内部来打。这样，既可以使人民了解我们的战争是自卫的、有理的，又能够充分发挥主力军、地方军、民兵游击队及广大非武装群众参战的威力，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运用多种斗争形式困扰、消耗敌军，使敌军陷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人民战争这一全新的战法一旦登上战争舞台，立即显示出其惊人的威力。20年代末至30年代前期，蒋介石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以其黄埔系为基础建立的中央军，在全国树立了最高统治地位。作为蒋介石对手的奉系、桂系、晋系及西北军系统的各派军阀，无不拥兵数十万，并拥有整个省区或数省的地盘，可是一旦与南京政府开战，至多坚持几个月就一败涂地，只得接受收编或臣服于蒋介石。然而数量、装备及占地远不能与那些国内军阀相比的红军，却成为蒋介石始终无法战胜的对手。
以蒋介石视为头等心腹大患的中央苏区而论，红军人数最多时不足10万，地盘最大时不过20余县，人口最多时不足300万，又全无外援，武器要靠战场缴获，而南京政府以倾国之力，先后动员百万大军，历时几年发动多次“围剿”，却屡屡被红军打败。国民党军进攻革命根据地时屡遭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正在于苏区军民实行的是不同于以往作战形式的人民战争，使进剿军陷入“一入匪区，四面皆敌”的狼狈境地。
毛泽东在领导红军进行一次次粉碎敌人“剿灭”企图的斗争中，经过作战实践的摸索，又解决了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等一系列相互矛盾又有着辩证依存关系的问题。
什么叫“内线”，就是指根据地内部的战线。
什么叫“外线”，就是指根据地外部的战线。
中国革命军队由于力量弱小，面对强大的反动军队的进攻，在战略上只能处于防御地位，也就是退到内线。不过在内战作战时，又要打进攻战消灭敌人。
毛泽东强调红军在战略上实行防御，却又不是在具体作战中消极地设防，而是在战术上实行进攻，这就是攻势防御，也称为积极防御。
在当年的情况下，红军只有进攻，才能打歼灭战，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纵观毛泽东指挥的反“围剿”作战，总体上虽然都是在强敌进攻前的防御行动，各场具体战斗却几乎都是集中优势兵力对分散孤立的敌人实行进攻，而且不打则已，打就要打歼灭战。如毛泽东指挥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首战，便把进攻之敌主力张辉瓒师9000余人一举歼灭，全部武器、器材（包括电台）尽数俘获，成为红军历史上第一个成师建制歼敌的战例。这样就既消灭了敌人，又补充壮大了自己。
精于辩证法的毛泽东，又总结出“持久中的速决”原则，这又是军事辩证法在战争中的重要体现。当年，敌人的力量太强，中国革命军队为逐步战胜强敌，在整体上必须打持久战。在红军年代对国民党是如此，抗日战争中对日军也是如此。可是，在某一个具体战役、战斗中，当年的红军却又要速战速决。在反“围剿”中进行每次战斗时，毛泽东一般又要求尽量当天解决，绝不能拖延数日以上。这是因为当时敌军总数大大多于红军，又占有交通线和拥有一些较先进的运输工具，增援迅速，红军如不速战速决，战场形势就会很快发生不利变化，甚至要被迫撤出战斗。
回顾古今中外的战史，凡是采取战略防御的一方，多是处于内线位置，即退到自己区域内作战。如拿破仑战争中俄军统帅库图佐夫不仅退出莫斯科，更引诱法国军队深入，再予以歼灭性打击。而且，内线作战的原则，一般都是以“各个击破”的方式打击进攻之敌。
弱小的红军面对国民党军进攻时，最好的作战方式也是诱其深入，在根据地内部逐步对其加以消耗，再选择地形和群众条件都有利的战场，集中兵力一举歼灭。1930年末至1931年夏天毛泽东指挥的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均是贯彻了这种诱敌深入再各个击破的方针，虽然暂时丧失了部分地区，却保存了军力，最后歼灭了敌人，达到“人存地失，人地皆存”的结果。相反，在1933年秋天至1934年秋天的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路线实行“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的固守防御，不敢诱敌深入，结果无法放手消灭敌人，最后反而丧失了整个中央苏区，被迫长征。
有失才有得，有退才有进，这一辩证关系在内线作中表现得就是如此明显。
通过战争实践总结经验，毛泽东主张没有准备好的战不打，没有把握的战不打，应该打歼灭战就不打击溃战。具体地讲，就是要将敌军整营、整团甚至整师包围吃掉，而不是只把它打跑。
当年红军的武器装备主要靠战场缴获，只有打歼灭战，自己才能有所俘获，方能发展壮大自己。红军打仗时如果弹药消耗大于缴获，尽管打跑了敌人也算是败仗，因此等于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又补充不上。
对于实力雄厚之敌，同样也只有歼灭战才能使其受到巨大打击和震撼，歼灭一师少一师，歼灭一团少一团，即使重建也是士气沮丧。打个比方，部队的整体编制相当于“骨架”，下属基层士兵相当于“肉”。只损失部分作战官兵而部队骨架还保持，等于掉了点“肉”，补充点营养很快可以恢复。若是把整个师、团从士兵到高级军官都消灭了，等于彻底打掉了骨架，部队便就此不存在了，再建需要很长时间，而新部队又往往缺乏战斗力。
积十年内战的宝贵经验，毛泽东在到达陕北后写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接着在抗战初期写成《论持久战》，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总结论述了“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之间的关系，使“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基本战争法则在中国土地上得到了最好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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