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在于“不二过”，从失败中学会打胜仗
1964年毛泽东在接见周培源、于光远时曾深有感慨地说过这样一段话：
“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去打仗。后来自己带起队伍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一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我们总结经验，产生了打游击的十六字诀。”
出生于湖南农村，处于近代中国政治风潮中的毛泽东，青年时代虽然长期立志求学，可是标榜“经世致用”的湘学影响，以及他同情受苦人民和决心改造社会的人生目标，又使得他在斗争风暴袭来时不可能与军事无涉。
少年毛泽东就曾佩服暴力造反，同情长沙抢米的“暴民”，把事败被斩首的哥老会首领彭铁匠视为心目中的英雄。毛泽东年满18岁时，正值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他又马上弃笔从戎，在新军第25混成协（旅）第50标（团）第1营左队当了半年士兵。
刚当兵时的毛泽东，还不会想到自己日后会指挥军队，只是革命的激情使他感到从军比读书更为重要。虽然他所在的新军没有上过战场，在军营中他却也受过士兵的基本操课训练，据说托四把枪和单个教练的成绩还相当可以，排教练、连教练、营的野外演习也搞过。
古语道，“凡猛将必起自伍卒”，毛泽东曾以士兵的身份经历军营生活的实践，对这个没有受过军校训练却在日后担当统帅的人，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军事课目的奠基作用。
由于辛亥革命以南北妥协告终，革命既不存在，从军就失去意义，毛泽东主动退伍回到学校。进入民国后的湘境却再无宁日，南北交通要冲的地位，使湖南中心地带尤其是长沙附近成为军阀们交兵的重要战场及通道，第一师范的书斋里也时闻枪炮声。为保卫学校，校内曾组织了业余的“学生志愿军”，有过当兵经历的毛泽东被选为连长。1917年南北军阀混战时，北军从长沙败退，其傅良佐部混成旅的部分溃兵乘乱在城南郊抢劫，一时全城恐慌，学校也要学生暂避。这时“连长”毛泽东却挺身而出，指挥愿意听命的一百余名“学生志愿军”和南区一部分警察，只以少数枪械和木枪、爆竹出城迎击溃兵。在接近攻击对象时，毛泽东利用溃兵混乱无组织和欺善怕恶的心理，先以开枪和燃爆竹威吓，再施以喊话和许诺缴械即给资遣散相争取，终于使大批溃兵不战而缴枪，从而保证了市区的安宁，也向全校显示了毛泽东的组织才干和谋略水平。这次动用了武力和真枪却又不战而胜的短途征讨，是毛泽东平生第一次指挥军事行动（却还不是真的打仗），结果大获成功。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虽然当过兵，在第一师范又以指挥收缴溃兵枪械一事得到同学们以普鲁士近代军事家“毛奇”相称的美誉，不过他的志向却是当报人、教师或从政。从1918年第一师范毕业到北京大学求职，再到1921年参加建党工作，直到1926年至1927年领导农民运动，毛泽东都没有研究军事，更没有考虑战术问题。
1927年夏天大革命失败，对毛泽东来讲，领导军事斗争也属于“逼上梁山”，领导秋收起义便遇到大挫折，不得不上了山。他在1964年所说的井冈山斗争中有“两个大败仗”，应该是指1928年5月间派湘南起义上井冈山的农军数千人返回湘南的全军覆没，以及同年8月红四军主力去湘南所招致的“八月失败”，其中前一次失败与毛泽东的决定不无关系。
朱毛在井冈山会师时，湘南有8000农军随朱德部一同前来，许多人还携家带口，军容不整，纪律也差。此时山上给养极为困难，毛泽东对湘南农军的大批涌到十分不满，在写给中央的信中曾说道：“岂有此理的湘南县委和县政府，带了一大批农军一起跑来。” 随即军委决定，已编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即后来的红四军）的原湘南农军除留下第29团外，全部返回原籍开展游击战。
这部分农军未来得及进行很好的整训，湘南起义失败后当地群众基础又不好，此时匆忙派数千人脱离根据地去湘南，结果回去的队伍很快就被敌人消灭或自己溃散。在此革命极其困难之际，一兵一卒都是宝贵的，如此处置确有失当之处。后来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讨论这一问题时就指出：“当时军委太无准备、计划，不估量湘南敌情，简单的因经济困难，没有整顿，这是不对的。”
吸取了湘南农军第一次返乡失败的教训，同年8月毛泽东就坚决反对湖南省委要求红四军再去湘南，并在主力去湘南失利后亲自率队将其接回。据黄克诚同志回忆，陈毅同志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经同他谈起对毛泽东的印象，特别联系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后两次返回湘南均招致失败的教训，深有感慨地说：“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二过。”这正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对毛泽东伟大和高明之处的精辟概括。(www.xing528.com)
通过十年内战期间以无数鲜血和生命进行的反复实践，毛泽东驾驭指挥战争的水平得到迅速的提高。其间毛泽东亲自指挥打过许多胜仗，如井冈山斗争时反“会剿”作战，以及后来在中央苏区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许多战例，都是巧妙用兵、指挥有方的典范。但是毛泽东本人也说过，在十年内战期间他指挥过的作战中也有过败仗。他在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
在这里，毛泽东讲到自己所指挥的四次败仗，其实严格讲来都只是仗打得不理想，并不是什么大的失利。根据战史来看，其具体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高兴圩战斗是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中在江西兴国县进行的，因对敌十九路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和未集中优势兵力，结果猛攻不克，打成对峙，出现了红军一向力求避免的消耗战。
南雄战斗即1932年在南雄县水口圩地区进行的作战，虽然击溃广东军阀陈济棠的20个团，但因兵力又未集中，又打成了消耗多而缴获少的击溃仗。
土城之战和茅台之战（即鲁班场战斗），则发生在毛泽东称为平生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期间。土城之战发生在1935年1月下旬一渡赤水之时，中央红军主力同川军郭勋祺部激战受挫，主动撤出战斗，随后不得不改变遵义会议上确定的渡过长江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又重新回师黔北。茅台之战（战史上通称为鲁班场战斗）发生在桐梓、遵义作战获胜之后，中央红军又在怀仁（茅台）以南的鲁班场寻歼国民党军中央军周浑元部，结果在3月15日的战斗中作战不利被迫撤出战斗，随之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而三渡赤水。
后两次作战失利所造成的影响，正如彭德怀后来所总结的：“在鲁班场和土城两役又打得不好，伤员无法安置，也增加了部队疲劳、困难和减员。”“由于上述两战打得不好，就不能不放弃在湘、川、黔、鄂四省边区建立根据地的正确决定。被迫进行带有极大冒险性的长征，幸赖红军英勇和巧妙的侦察工作，才免于覆灭到达陕北。”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曾将自己指挥的高兴圩、水口圩这两仗，都作为打败仗的典型战例。在八大预备会上的这段讲话中，毛泽东本人又以坦荡的胸怀正视自己在军事上的指挥失误，这些正反映了一个唯物主义者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而那些描写军事家毛泽东的成长过程，只写成功、不讲失误，以神化的手法来描绘，这既是片面地曲解了这位历史伟人的活动经历，也不符合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和实践。
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还说明了自己在土地革命和肃反中的失误（即最早提出土地归公的《井冈山土地法》及后来的打“AB团”），这更是难能可贵的自我批评，同时客观地阐明了人们对于革命斗争中的许多事物都要经过失败和挫折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毛泽东正是以这种“不二过”的态度，打一仗进一步，在挫折和成功中不断总结经验，终于在军事上取得了越来越突出的成就。“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对毛泽东也不例外，而伟大之处正于他擅长总结失败的经验，最后把战争引向胜利。
与此相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却坚持那种“前面乌龟扒开路，后面乌龟跟着来”的笨拙方式，明明碰壁还硬不回头。他们面对党内军内提出的批评意见，还要对之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些从莫斯科只学了一些洋教条却不懂中国实际的领导者，盲目坚持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结果把红军几乎引入了绝境。
同样出现失误，却有泾渭分明的两种不同的对待方式，这也恰恰是伟人与庸才、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区别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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